春天真的来了，阳光打在脸上的感觉真好。
只是，有些人没能等到。
他们悄悄离开了，离开了这个让他们爱恨交加却又无比眷念的世界。
《南方周末》报道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2月10日，37岁的武汉救助管理站调度员吴骞去世了。他生前最后一趟任务是：护送一名独自坐火车来武汉的失聪男孩回家。
在救助站工作10年，护送别人回家是吴骞的日常工作。1月16日，吴骞护送失聪男孩到达广州，交换给孩子父亲。第二天凌晨，吴骞回到武汉，直接在单位睡了一觉。
之后，吴骞开始发烧。
接下来一周里，吴骞先后去了几家医院，由于床位紧张，始终没能住上院。直到1月28日，他终于住进了汉口医院，但病情已经加重。
吴骞有两个孩子。
2月7日，他在QQ空间里写道：“每天咬牙检查，就是为了身后的她们。期待我的拐点早点到来。”
奇迹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但没有发生在吴骞身上。
3天后，他去世了。
20多天前刚发烧时，吴骞曾发过一条朋友圈。“做了好事要有运啊”。这条朋友圈的上一条，是他与失聪男孩家人的合影。
是啊，做了好事应该有好运啊。
林红军是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个小卖部老板，在医生蔡毅眼里，是个一脸和气的汉子，经常推着车给各科室送东西。
微信支付还没流行的时候，医生穿着白大褂不方便带钱，就直接去小卖部拿水喝，拿饼干吃，把账记上。
过段时间，医生去结账，林红军记得清楚就说个数，记不清楚，就跟医生商量个数。
多年来，他从来都是憨厚的对人笑，从未有怨言。医院领导换了一茬，但他和他的小卖部还在。
直到有一天，林红军因新冠肺炎去世。
蔡毅心里愧疚没能尽早安排一张床位，因为实在没有床位。
蔡毅在微博写了一篇《林君走了》，他说：很多这样的小人物，在我们身边，不那么起眼，突然，没了，我们才发现，他在我们生命中，是那么重要。
是啊，小人物默默的付出，默默的承受生离死别。
2012年，湖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关于长江三峡的剧情片——《我的渡口》。
这部片子讲的是一家三代人，120年来，靠着一条木船，为村民免费摆渡。
片子的制片主任叫常凯，正式职务是湖北电影制片厂“像音像”对外联络部主任。
2020年2月14日4时，55岁的常凯因患新冠肺炎医治无效去世。
常凯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读书和工作都没有离开过家乡。工作踏实、对人和善，乐于助人、开朗健谈，无论是工作单位还是身边亲友，对常凯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除夕夜，常凯原本在酒店预订了年夜宴，后因疫情取消。大年初一，家中多人出现新冠肺炎症状，但当时的武汉，医院一床难求。
大年初三和初九，常凯父母先后去世，两位老人都是同济医院教授。12天后，常凯去世，他留下的遗书，让人悲愤，让人泪目。
“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直至病入膏肓，错失医治良机。
奄奄气息之中，广告亲朋好友及远在英伦吾儿：我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是啊，一个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的好人，在灾难降临的时候，却没能得到上天的眷顾。
就是常凯去世的当天，她的姐姐，武昌医院护士柳帆也因患新冠肺炎去世.
常凯的同事发文悼念：就当你的父母在天堂还是需要你们子女陪伴，就当你们姐弟太孝顺不忍让你们父母孤独，群山为墓卧冤魂，长歌当哭祭兄弟。
常凯参与制片的《我的渡口》，讲的是一个摆渡人的故事。
现实中的武汉，也有很多摆渡人。比如，武汉长江救援队创始人老俞。
老俞叫俞关荣，他半辈子都在救人。
武汉是座江城，有无数人喜欢在长江里游泳。
2010年，老俞组建了武汉市长江救援志愿队，十年来，他们救起700多个人，仅2014年，光老俞自己就救过52名落水者。
他是浪里白条，是水上豪杰，熟悉长江，知道哪处江段的水最急，哪里最容易出事。武汉长江救援支援队在两江四岸设置了20个常规值守点，守护着江边人的安全。
71岁的老俞身体很好，可以在水里憋气3分钟以上，但2月6日上午，他在医院没能缓过那口气，最终去世。
老俞病因是肺部感染，但死前未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老伴说，他救了一辈子人，最后自己需要人救的时候，连亲人都没有办法。
老俞生前的目标是，“让城市因溺水而死亡的家庭悲剧减到最少”。
他临终前在电话里向老伴交代遗愿，把骨灰洒在龙王庙外的江水里
那一江水里，有着他的爱与哀伤。
从龙王庙开车途经长江大桥，半个小时就能到华中科技大学。
这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在疫情中损失惨重，2月以来，已经有五位教授相继去世。
86岁的段正澄是中国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家，华科大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离开之前，他曾对身边人说，可能来不及看到手上项目的成果出来了。
据说，在华中科技大学附中老校区旁，有一棵段正澄早年亲手栽下的梧桐树，一到夏天便葱葱郁郁,在烈日下撑起一片阴凉。
华科大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教授林正斌，从感染新冠肺炎到去世，中间只有半个月时间。
林正斌是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副主任医师，属于退休返聘人员，感染前一直在科室正常进行门诊、查房。
他曾发信息给医院感染科的同事，“宋主任，我上呼吸机了，救救我”。
不幸的是，呼吸机并没有救回林正斌。
没有救回的，何止林医生。
3月9日，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朱和平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同事说，“老黄牛”是朱和平的标签，叫他一声朱主任，他就赶紧弯下腰，笑盈盈的回应。
疫情发生以来，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已经有3名医生殉职，第一个是李文亮，第二个是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梅仲明，第三个是朱和平。
一张眼科诊室门外的照片被许多网友转发，绿色门牌上写着：主任梅仲明，医师李文亮。
每每有医务人员殉职消息，总能让悲伤变得悲壮，甚至悲愤。
李文亮去世后第二天，有人在北京通惠河边的雪地上，用木棒之类的工具写下了“送别李文亮”五个大字，之后他躺下，用身体打了一个感叹号。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白茫茫一片，唯有这几个大字，震撼人心。
这段时间，有2个关于医生的视频让我流泪。
一个是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在抗疫一线殉职后，殡仪馆的车驶离医院，妻子穿着防护服追赶，那痛彻心扉的呼喊，久久回响在武汉空荡荡的街道上。
刘智明的妻子蔡利萍，是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重症病区护士长，同样连续战斗在抗疫最前线。
在蔡利萍送别刘智明的那一声痛哭面前，任何语言和文字都是苍白的，无力的。
另一个是梨视频做的采访。武汉古田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邱飚，人生最后时刻，一直抓住妻子的手不放。
邱飚平时爱唱歌，在社交平台上传了545件作品，有3329名粉丝。视频结尾，响起了邱飚自唱的《一生所爱》。
副歌部分，他满怀深情地唱到：“痛爱，让人悲哀，放开，不能再相爱，在世上，命运不能更改，难道这是上天的安排”。
是啊，在世上命运不能更改，但这首歌却寄托着邱飚万分留念的人间。
截止3月10日，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累计3158例。
这不只是3158条人命，而是死亡这件事发生了3158次。
这个数字之外，还有牺牲殉职在抗疫一线的公安民警和社区工作者，他们的总数合计已经上百人。
冰冷数字的背后，是吴骞、林红军、常凯、俞关荣、邱飚们认真努力的人生。
他们是父母、子女，是姐妹，兄弟。他们是城市英雄，也是城市过客，他们的身影没入夜色之中，再未归来。
每一次离别，天上就会有颗星熄灭。共和国的夜空里，消失了太多的星星。
我们迟早会战胜新冠病毒，但很多人还是没能等到春暖花开。武汉作家方方在《封城日记》中写道：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只惟愿我们能有记忆。
每个逝去的生命都应该被记住，无论他们有名或者无名。
请记得，在每个春天怀念他们。
尽管你我都知道，仅仅有怀念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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