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國崛起的本質就是在政令軍令統一的基礎上進行改革，無論是古代國家以休養生息為主的恢復生產，還是近現代的改革體制適應新技術發展以驅動生產進步，都屬於國家改革的一部分。
改革同時伴隨合理稅政以適當剝削剩餘價值，最終實現綜合國力的顯著提升。
國家改革的基礎是內外部環境穩定統一，外部主要是指國家領土統一，且無強敵壓境；內部環境主要是統治體系統一，政令軍令暢通，在統治者與底層民眾中間無食利階層瞞上欺下，巧取豪奪。
首先，在統一的問題上，不論是領土的不統一，比如國土分裂成幾個國家，長期敵對，相互攻伐；還是統治體系的不統一，政令軍令不暢通，食利階層，對底層剝削過狠對中央上繳過少，中間侵吞過多財富以圖他用，都不利於統治者的改革，這是毫無爭議的。
其次，在稅政的問題上，必須把資源集中統一分配，藏富於民是萬萬不可的。一是食利階層覬覦底層財富，中央不拿，他就會如拿，他拿了發展壯大轉身來抗衡中央。二是就算國家高度集權，社會原子化程度非常高，政令軍令可以由中央直接下達鄉野（這在古代近代社會是不可能的事），民眾財富過多也未必就是好事，民眾閒則生事，若這些“有產階級”長期存在，則易搞出一些於民主人權自由等政治運動（不分哪個國家，整個世界中產都似乎挺焦慮的）。
反之，大國的衰落和滅亡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因為不統一，不論是領土不統一還是統治體系不統一。因為這樣的不統一引發各類衍生問題，從而使局面愈發糜爛不可收拾，最終導致滅亡。
領土不統一很好理解，統治體系不統一，除了耳熟能詳的明末東林亂政，其他王朝也大同小異。
以唐為例，對於安史之亂後的唐帝國來說，失去了河西走廊的庇障，唐帝國的西北門戶大開，不僅在軍事防禦上屢屢陷入被動，都城都幾次被吐蕃攻陷，軍費開支還較盛唐時代不降反升，而且還失去了陸上絲綢之路這一重要對外貿易通道。
史書在論述安史之亂以後唐帝國的衰落時，大多論述唐帝國為平叛給地方藩鎮放權太大，以致藩鎮尾大不掉，裂土分疆，割據一方，但藩鎮敢於割據，一是由於借中央平叛擴大勢力；二是因為西北軍事負擔加重和陸上絲綢之路收入銳減，中央財政難以為繼，缺兵少餉。
而藩鎮的割據，又導致東南地區的財賦難以完全供給中央，造成中央更大的財政困窘，最終加劇了唐朝的滅亡。
漢末三國，清末民初其實都是一樣，在王朝滅亡前，中央已喪失了對地方的統治。
著名的延安對話，黃炎培所提出的歷史週期律，也是從社會現象的角度深刻論述了食利階層的危害，而毛主席所提出的的人民監督政府，監督的也是食利階層。兩位智者都看出了癥結所在，只是幾十年後，他們深謀遠慮的對話，是否只能鎖在塵封的檔案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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