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城解放前的民國曆史大致分為三段，即以“九一八事變”和“八一五光復”為界限，按時間先後被民間俗稱為舊中華國、偽滿、解放前。對於熙熙攘攘於天下的吉林百姓，婚喪嫁娶、柴米油鹽所動用的貨幣，在這三段社會動盪、金融混亂的時間裡，分別有著各自的奇遇。其中貨幣蕪雜堪為共性特色——金本位、銀本位、銅本位“你未唱罷，我便登場”，市面不僅流通著令人眼花繚亂的國內紙幣和鑄幣，各色外幣也參雜其間興風作浪。五花八門的貨幣幣值差異巨大，

吉林城西大街永衡官銀錢號總號，取自《吉林舊影》

自己的銀行不“硬氣”

進入民國後，吉林城流通貨幣中，最主要的是由清代過度而來的永衡官銀錢號發行的各種貨幣。清代的吉林城由於封禁政策，商品經濟發展緩慢，貨幣經濟更落後於關內各省，流通領域對貨幣的需求量並不大。然而“自嘉道以來，無業遊民相率偕至，墾荒闢土，以故生聚日眾”（《吉林通志》），特別是晚清開始，由於封禁政策的破產，吉林的發展加速，城市經濟日漸繁榮。由於吉林本地不產銀、銅，貨幣需關內輸入，貨幣供給遠遠滿足不了需求。咸豐六年（1854年），幾經努力，清廷允許吉林地方成立官錢局這一機構，處理地方通貨事宜。官錢局幾經變遷，至宣統元年（1909年），終於演化為具有發行貨幣權力的地方銀行——吉林永衡官銀錢號。永衡官銀錢號在清代曾發行過銅錢、銅元等銅本位鑄幣，也發行過包括中國第一套機鑄銀幣——吉林廠平銀在內的多種銀元。此外，還發行過大量銅本位紙幣——永衡官帖。

清朝滅亡後，永衡官銀錢號被民國存續，屬於省立地方銀行性質，並代理財政金庫事務（《吉林市文史資料-第五輯》）。除一般收儲、放貸之類的銀行業務外，這家銀行仍繼續發行官帖（1、2、3、5、10、50、百吊）等流通貨幣。後來，除了官帖之外，永衡官銀錢號還發行了看似成體系，實際上幣值雜亂的吉大洋票（5分，1、2、5角，1、5、10元）、吉小洋票（1、2、5角，1、5、10、50元）、吉林哈大洋票（5分，1、2角，1、5、10元）、銅元票（5、10、20、50、百枚）。這些鈔票大多為民國時期主政吉林的奉系軍閥政府，為彌補財政虧空而濫發的貨幣，幣值、信譽極差。

在民國初期的吉林城，除了永衡官銀錢號發行的官帖和鈔票外，市場上還流通著民國三年（1914年）北平財政部通令各省鑄造的“大總統”一元銀元（袁大頭）、民國十六年（1927年）改鑄的“開國紀念幣”（孫幣或帆船銀元）等銀質鑄幣。以及黑龍江官帖、東三省官銀號奉票、中國銀行大/小洋兌換券、交通銀行銀元兌換券等紙幣。如果說國內各種紙幣氾濫，尚可找出“肥水不流外人田”之類的狡辯之詞，那麼當時在吉林城還流通著大量掠奪中國財富的外幣，就有點讓人痛心疾首了。

民國時期，吉林省的區劃和現在不同，在吉林省內，中國貨幣只在吉林城周邊勉力維持，哈爾濱以東已成為俄幣範圍，延吉一帶為日幣範圍，長春等處則成為日幣、俄幣交替競爭範圍（《吉林市發展史略》）。在吉林流通的外幣有硬幣，也有紙幣：1919年之前，產自西班牙的本洋（俗稱“站人的”）、墨西哥的鷹洋、日本龍洋等外國銀元就是城中的硬通貨。同時，金本位的沙俄盧布（俗稱羌帖）、銀本位的日本正金銀行鈔票、金本位的朝鮮銀行金票（各類日本鈔票俗稱老頭票），竟成為吉林城內比國內鈔票更受歡迎的紙幣（日本貨幣比較少）。這種情況的出現不能不說是“官帖”濫發產生的惡果！

然而在這一貨幣混亂時代，卻也是商品流通高速發展，金融投機活躍之際。

吉林城財神廟臨街門面，取自《吉林舊影》

吉林城的“帖”時代

吉林城百姓原本願意囤積私藏金屬鑄幣，不“認”（信賴）紙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使用大量貨幣的情況增多，姑且不說“藏於身、懷於袖”有多不便利，即便把銅錢穿成貫放在細長的錢袋盤纏於腰間（路費被叫做盤纏一詞的由來），或者是使用錢褡子（褡褳）揹著金屬貨幣，都越來越不方便。於是百姓開始漸漸接受了官府信用——“憑帖取錢”的紙幣所帶來的便利。紙幣的流行也改變了錢袋的式樣。一種從俄國傳來的帆布挎包在吉林城流行起來（純俄式的為皮質），這種主要用來裝錢的錢袋俄語譯音為“戈拉顢[mān]”，作為金錢的象徵，這個詞彙還與漢語結合，在吉林民間留下一句意味深長的歇後語：“半夜起來燒戈拉顢——受窮不等天亮”。

然而紙幣的信用並不牢靠。官帖的濫發導致“憑帖取錢”的數量越來越少，甚至無法兌現。內憂外患的金融狀況為匯兌各式貨幣帶來商機，吉林城有許多商人投資從事這項金融活動。城西翠花衚衕東北口，始建於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的財神廟也在民國期間

從古至今，高收益必然伴隨高風險。民國初年，不僅中國，整個世界的時局也動盪飄搖，對未來發展走勢的判斷，也由許多突發因素頻出而變得難於預料。許多金融投機商經常因信息不靈、判斷失誤而遭受巨大損失。比如在北京城、吉林城、長春開辦有“升”字號錢莊（吉林“源升慶錢櫃”、北京“源升慶”、長春的“公升合”和“順升合）的吉林首富牛子厚，就囤有大量沙俄發行的羌帖（盧布）。誰曾想沙俄政府在一戰後並未繼續“霸業”，反倒因1917年11月7日一場“十月革命”而覆滅。沙俄政府倒臺使得吉林城曾經的硬通貨“羌帖”在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這場變故令牛家元氣大傷，直接導致了隨後的沒落——吉林城史中也有了“老牛家挨槍（羌和槍同音）”之說。盧布的信譽也隨之一落千丈，以至於1922年11月，蘇聯成立國家銀行發行新盧布，在新盧布流入東北時，遭到群眾抵制，市場拒絕流通

在官帖名義上統領吉林金融業時，在流通領域，還有一種與官帖對應的“私帖”。與石印彩色鈔票官帖不同，木板印刷的“私帖”實際上民間信用票據。私帖產生在清代，本位由銅錢逐步發展為小銀元。早在清代光緒年間就被政府限制，但由於其往往代表出帖的油坊、燒鍋（酒廠）、糧棧等具有一定信用的商號，所以一直到民國十年（1921年）仍在個別流通（《吉林市文史資料-第八輯》）。

由於“帖”漸漸與兌換銅錢脫鉤，吉林百姓對此“帖”的情感慢慢變淡，紙幣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於是帖在舊中華國後期被（鈔）票取代。不過，在舊社會，新登場的票子卻是更厲辣的角色。

偽滿百元鈔“大綿羊”

敲骨吸髓的偽滿鈔票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僅僅3天后，代理吉林省政務的熙洽便“請”狼入室，主動向日寇投降。日軍兵不血刃進入吉林城後，便迅速佔領了車站、電報局、電話局等要害部門，同時也佔領了永衡官銀錢號在吉林城西大街的總部，劫奪了大量的庫銀（《吉林市發展史略》）。1932年7月1日偽滿洲中央銀行正式成立，永衡官銀錢號與東三省官銀號、黑龍江官銀號資財被一併侵吞，在永衡官銀錢號舊址成立了偽滿洲中央銀行吉林支店，日本人倉崎忠治擔任了支店長。隨即，十餘年針對吉林城百姓的 巧取豪奪就此拉開了大幕。

按日偽當局“統一幣制”的規定，府庫和民間的舊幣要統一收繳兌換。兌換率為：官帖500吊換“新幣”1元；小洋票50元換“新幣”1元；大洋票1元3角換“新幣”1元；哈爾濱大洋票（有監理官印）1元2角5分換“新幣”1元。這次強令兌換，日偽當局刻意壓低比價，對吉林城百姓進行無情盤剝。以官帖為例，與所謂“新幣”兌換時，

日偽當局為壓榨東北人民財富而推出“新幣”是比較倉促的。原本計劃1932年7月1日推出的貨幣，是委託日本東京印刷局印刷的紙幣。由於偽滿中央銀行開業時並未運到，為解燃眉之急，臨時採用東三省官銀號尚未出庫發行的大洋兌換券票料，改印加蓋後，於開業之日發行，此套紙幣也由此被稱為“改造券”（印刷了1、5、10元三種面額，實際只發行了1、10元《偽滿洲國的金融》）。

1932年之後，日本承印的偽滿貨幣才投放市場。這批貨幣面額為5角、1元、5元、10元、100元，雖為偽滿《貨幣法》所規定的銀本位，但實際上並不能實現兌換現銀。這套“新幣”設計和印刷都很精良，可惜紙質很差，極易破損，因而給吉林民間留下“不扛揉搓”的印象。1935年11月，偽滿當局發行了偽滿中央銀行乙號券（1932年發行的為甲號券，除改造券外，偽滿期間共發行甲乙丙丁四種紙幣和一些硬幣），這套貨幣改進了鈔票紙質，圖案設計更符合中國傳統。不管中國神明、先人願不願意，竟將財神、孔子、孟子等中國形象印刷在鈔票上。實質上無非是刻意增加新鈔對普通百姓的吸引力罷了。值得一提的是乙號券中的百圓券背面印有“羊群”圖案，在民間被冠以“大綿羊”的外號。

遺憾的是這個大綿羊並不是為中國人的藏富而設！隨著1935年偽滿幣放棄銀本位，在所謂“日滿貨幣一體化”的政策下，偽滿貨幣徹底淪為日元的附庸，進而成為日本侵略者掠奪中國財富、盤剝東北人民、支持侵略戰爭的工具。

由於日偽當局對東北社會的各個細節管制嚴苛，在偽滿貨幣流通的初期，與舊中華國時期雜亂的貨幣相比，確實給普通百姓製造了幣值穩定的假象。隨著日寇侵略戰爭的範圍不斷擴大，為搜刮更多的物資以保證戰爭的進行，偽滿的貨幣的發行量一再激增，幣值一落千丈。到了1944年8月發行偽滿中央銀行丁號券時，不僅出現了面額1000元的大額鈔票，而且由於戰爭導致原材料緊張，原有的七色彩印甚至改為五色或三色印刷——小面額的5分和大面額的1000元紙幣甚至連水印都沒有。

由於1942年以後的貨幣濫發，導致東北物價飛漲。在這一年，對長春的統計核算顯示，物價指數比1932年上升了2.886倍（《吉林市文史資料-第八輯》）。更可怕的是日本侵略者對各類物資的“統制”，使得市場供給銳減，“糧谷出荷”制度把中國農民的收成搜刮得所剩無幾，無論城鄉，中國人吃大米甚至會被當作“經濟犯”……吉林城老百姓對這種敲骨吸髓式的掠奪苦不堪言。在吉林城百姓的眼中，曾經代表富足而印刷在鈔票上的大綿羊，業已成為嗜血吃人的怪獸！

面額堪比冥幣的舊鈔

解放前的鈔票為糊牆準備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吉林百姓歡天喜地迎接“光復”。11月中旬，由東北人民政府控制的東北銀行，發行面額為1元、5元、10元的東北流通券，成為東北流通的新貨幣。1945年13月國民政府在關內又發行了面額1元、5元、10元、50元、100元的

由於貨幣混亂，及全社會對偽滿時期漢奸的清算，使得吉林城一些奸猾之徒抓住機會，四處造謠政府禁止偽滿貨幣、日本正金銀行的貨幣的流通，藉機混水摸魚從中漁利。這些人後來又風傳蘇聯佔領軍撤離後，蘇聯紅軍票將成為廢紙，使得持有這種貨幣的吉林百姓惶惶不可終日。鑑於謠言已經對貨幣流通領域造成了巨大混亂，吉林市政府於是在1946年3月和4月，連續發佈政府佈告闢謠，告之城內外百姓，敵偽各種紙幣於政府紙幣尚未公佈通用前，均須一律照常通用（《吉林市檔案史料叢書——江城曙光》）。

1946年端午節後，國民黨政府正式接管了吉林市，各種“接收大員”在城中開始了斂財競賽。由於侵吞多餘投入，破壞猛於建設，很短的時間，就讓吉林市的經濟出現了崩潰。在貨幣發行領域，崩潰的跡象最為明顯：濫發、超發成為家常便飯，東北九省流通券的最大面額也一路狂奔，超過了萬元——幣值暴跌，等於廢紙（《吉林市文史資料-第八輯》）。直到解放後，這些被印刷得花花綠綠的“廢紙”才真正找到了存在價值——被一些人家當作糊天棚的糊牆紙！

而在解放前夕，有些貨幣連糊牆紙都不如。“吉林市每月政府所需支出的鈔票，用飛機送已經來不及，只好異想天開由吉林市中央銀行任意的發行本票，每張破紙可任意寫上10萬元、50萬元甚至百萬元，正如老百姓所說，這是真正的空頭支票”（《吉林市檔案史料叢書——江城曙光》）。一些檔案資料中記載，某單位在財政廳領款時，只得到兩張100萬元的中央銀行本票，給下屬發薪俸破不開，買東西沒人要……市內物價也如脫韁野馬，以百姓最常食用的高粱米為例，糧價從17、8元一斤，十個月不到就攀升到1100元一斤。紙幣的貶值使得銀元這種金屬貨幣再次成為民間的硬通貨，已經有些變淡的囤儲金屬貨幣的舊習竟然悄然迴歸。

好在吉林人固有的生活習慣一定程度地對沖著物價上漲：吉林人的習慣並不是月月都買柴米，大多數是夏季柴賤時便存下半年或一年的劈柴，就是食米也都能存上兩三個月，甚至四五個月的，月月添補，家中經常保持數月糧食（《吉林市檔案史料叢書——江城曙光》）。但是到了吉林解放前夕，大多數城市居民的積蓄已經所剩無幾了，許多“體面”人家也開始典賣物品接濟生活。正因此，新世紀，一些現代人撰文談到南北購物差異，把北方人一次買好多物資當作笑點時，殊不知，這種一次買很大數量的購物習慣是來源於應對困苦而生出的無奈之舉，更不曉得這種習慣在解放前曾維繫過一城百姓的性命。

吉林老城舊影

回望吉林城百姓在民國近四十年時間裡使用貨幣的歷史，可謂百味雜陳。毋庸置疑，“亂”對於當事人來說的一種苦難，而對於後來人而言，唏噓感慨之際，或可以明瞭何為珍惜，何為歷史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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