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繼任者申時行是怎樣的一個首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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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年中央官職設置在一定程度上沿襲了元朝的中央體制,置左右丞相,管理朝中政務。明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因胡惟庸案決定廢除丞相制度,權歸六部,實際上由皇上直接負責朝中政事,君主集權達到了中國封建制度的頂峰。靖難之役後,眀成祖朱棣雖然有雄才大智之心,但是全國政務集於一身,讓朱棣心有餘而力不足,於是一個幫助皇帝處理政務的秘書機構——內閣逐漸形成,到仁宗朱高熾時期,內閣掌握的實權逐漸加重。到了嘉靖和隆慶年間,明朝的內閣權力更加膨脹,經過張居正改革之後,內閣實際上成為明朝中央機構運作的權力樞紐,內閣所在的文淵閣成為實際的政務決策地點。首輔制度是內閣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經過嚴嵩、高拱、張居正、申時行等幾位首輔大臣的完善逐漸定型,擔任首輔大臣者均有著相當豐富的從政經驗,而且是最受皇上信任的大臣。

萬曆皇帝

縱觀明朝歷史,最出名的首輔大臣莫過於張居正,張居正是嘉靖年間進士,萬曆皇帝登基後,張居正取代了高拱成為首輔大臣,掌管中央一切軍政事務。在任職期間,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經濟、軍事、人事考核方法等方面,從而實際上成為明朝的掌舵者。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張四維出任內閣首輔,但是萬曆十一年張四維的父親病死,不得不回家守喪。此時,朝中地位最高的大臣莫過於申時行,在這樣的背景下,申時行出任內閣首輔大臣。

張居正墓碑

萬曆皇帝十歲登基,其母后李氏和張居正對萬曆皇帝的管制一直很嚴格,這就讓他在張居正死後,一直希望能夠獨掌朝綱有所作為,所以在張居正死後不久,朝臣彈劾生前的一些不軌行為時,萬曆皇帝並未對其偏袒。申時行深諳首輔與宰相制度的區別,首輔依賴於皇權並對皇權的約束力有限,張居正的一些措施是越過常規範圍而推行的,萬曆皇帝對其厭惡是比較合理的,所以申時行在擔任首輔時,十分謹慎。一方面首輔可能遭到來自於文官集團的抨擊,另一方面可能因行為的越軌而得不到皇上的信任,為了避免陷入這種困境,申時行儘量遵從萬曆的意願,謹慎行事,只有這樣,才能儘可能的減少行政的阻力和來自文官集團的抨擊。他希望通過中庸的方式來調和朝臣中的鬥爭,這就導致申時行執政時期政績平庸,但是萬曆和大臣都未能很好理解申時行的初衷,最終還是陷入了面臨和張居正相似的困境。

申時行像

參考文獻:

1.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三聯書店出版社,1997年。

2. 譚天星:《明代內閣政治史》,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3. 胡廉潔:《申時行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回答者: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賀清令


季我努學社


張居正十年內閣首輔,申時行九年內閣首輔。中間還有個張四維,僅做了一年內閣首輔,所以幾乎無存在感。

單說申時行,他算是中國老百姓心目中的理想宰相。

1. 調和陰陽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備得任其職焉。

申時行認為人們表面上的理想為陽,而個人私慾為陰,所以他非常實在的把自己的目標定為“使賢者有所依歸,而不肖者猶知忌憚”。

所以申時行致力於使文官集團增加互相的信任,提倡他們的陽(例如聚眾為盜時其地的官員要受檢舉),而掩蓋各人的陰(例如官員搜刮自肥)。

2.維持體制穩定

與張居正雷厲風行的作派完全不同,申時行注重體制穩定,不計較一人一事的公允。地方官進京述職時只要地方無事,稅收無大的虧欠,則基本可以留任,而要是嚴格按照張居正的考核辦法勢必有大批官員被降職免職。

3.任人不唯私

與張居正大量用自己的熟人門生(張四維進內閣就是任用私人的例子)不同,申時行舉薦人才還是多憑公心。例如他就曾推薦推薦有治理河道經驗的人做河道總督。

張居正想要效率公平合理的社會,而且他在任期間確實通過一些手段也做到了。可是他下臺後,政策隨即消失,不能長久作為制度存續。

申時行的做法就極為不同,也許正是親眼看著張居正的成功和失敗,也看見了歷屆首輔都不得善終的命運,所以他改變了。申時行的做法正應了老百姓心中的宰相畫像: 宰相肚裡能撐船,協助天子理陰陽,大事不糊塗,維持大局為重,和事佬兒。


戲說明史


首先,張居正的繼任者不是申時行,而是張四維;張四維死後才是申時行。

中國人向來講究和氣生財與人方便,在古代官場上更是如此。一個官員的辦事能力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往往其溝通同僚、妥善上下的本事才決定他的仕途到底能走多遠。這絕不是一句諷刺,真正能做好這些的,也不失為一種成功。

著名首輔張居正去世以後,萬曆和繼任首輔張四維對其進行了血腥的政治清算。而這位張閣老運氣也不好,沒幹多久他老爹就去找張居正了。張四維只能去守孝,結果守完父親的孝他自己也一命嗚呼,而內閣中其他閣員也都死得差不多了,首輔的位置就給了申時行。

張居正

申時行正是一個頂尖的老好人、和稀泥高手。他本是一個棄兒,被好心人收留後取名為徐時行,直到養彌留之際才知道自己身世的他在老人的勸說下改回自己本來的姓氏,即為申時行。

申時行

這位身世坎坷的青年在考場和官場倒是極其來得,具體表現就是高中狀元,而且在十幾年功夫就從一個狀元郎歷任翰林編修、翰林院掌院、禮部侍郎。而在其任上,他也表現出極其優秀的才幹,為當時執政的張居正所賞識,提拔進內閣。

在張居正秉政期間,國家大政基本他一人說了算,而閣臣不過是裝點門面的傀儡。但是申時行不但有能力有想法,在某些事件上還可以保持超然的地位,這一點很讓張居正欣賞。而在張居正去世以後,張四維全面否定張居正執政期間的所有舉措時,又是申時行主動站出來為張居正鳴不平,還在張四維迫害張居正家屬時力保,讓朝野內外對其一片讚譽。

張四維

申時行擔任首輔以後,一方面檢討了張居正執政期間的過失,比如擅權,又比如阻塞言路等;另一方面,又將張在執政期間所制定的德政全部保存下來,並且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作出了修改。比如張居正力推的考成法,在施行一段時間後被證明是很難推廣的:各地官員為了達到考成的標準,勒索起百姓比以前還要變本加厲,因此興起的各色加派、交不上稅而引發的各類民事案件甚至是大獄變得越來越多。申時行在考察各地之後,決定將其廢除並改用其他方法來對官員進行考評。

申時行不僅僅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事,更有著相當的執政功底,辦起事情來大多都能做到上下皆準。為了解決北京人民的吃飯問題,他鼓勵京畿附近開墾水田;為了讓皇宮用度減少以免傷民,他奏請皇帝批准減少江南織造數目。在他執政期間,還提拔了一大批優秀的將領,為日後的萬曆三大徵儲備了許多優秀的軍事人才。如平哱拜的葉夢熊、抗倭援朝的鄧子龍、入朝參戰還平播州的劉綎等人都是在申時行任上得以展現才華的。

葉夢熊

但是申時行的名氣遠沒有張居正大並不是沒有原因的,他的執政能力雖然不凡,但到底比不了張居正。更關鍵的是,由於當時已經和平了很多年,舉國上下都失去了進取之心,張居正銳意進取的改革措施得不到人們的支持。而申時行吸取他的教訓以後,所做的只是調和上下,兩邊和稀泥,在其任上並沒有提出太多創新性的舉措。

作為明神宗的老師,申時行沒有像張居正那樣做到一個嚴師該做的,反倒是神宗皇帝不想幹什麼,他就順著他的意思:皇帝不想上朝,他沒出聲;皇帝不想聽講課(經筵),他就不講。皇帝喜歡聽別人罵張居正,他就開放言路。這些做法都順著皇帝的意思,結果就把萬曆慣得越來越調。尤其是他打開了張居正曾禁閉的言官之路,這也就為他日後的下臺埋下了禍根。

明神宗朱翊鈞

萬曆雖然喜歡別人上書罵張居正,但他更討厭言官借古諷今、捎帶手嘲諷自己一波,可偏偏這就是言官們最喜歡乾的事情。萬曆對這類人都不手軟,罷官的罷官貶謫的貶謫,而其中申時行往往都會保護那些言官。可那些明明是申時行保下來的言官不但不念及他的恩德,反而覺得是他坑的自己,長此以往下去,申時行在言官們的心目中的形象一跌再跌;再拿他和張居正再一比較,就更讓人覺得申時行不過爾爾了。

罵萬曆的著名奏摺《酒色財氣疏》

歷代皇帝對於儲君之位這個問題都不大能解決得好,朱翊鈞更是如此。出於對皇長子朱常洛出身的厭惡和對皇三子母親鄭貴妃的寵愛,他一直不太想立皇長子為儲君。而外朝的大臣們則一再堅持非立朱常洛不可,這就讓君臣之間的關係非常尷尬。申時行作為首輔,只能奔走於上下之間調和關係。而文官集團中卻又偏偏體諒不了他的苦衷,在皇帝已經承諾“只要你們一年不拿這事煩我,明年我就立儲”的情況下,還要逼著皇帝早日立儲,這一下就讓皇帝抓住把柄,宣佈立儲期間再推一年。此時申時行在家守孝,為了平復皇帝的心情他給皇帝上了密摺,表示:“冊立之事,您已經下定決心立皇長子了。那些小官不懂您的心思,您不用因為他們生氣,乾綱獨斷就好。”

朱常洛

由於保密工作不到位,申時行的密摺還沒送到萬曆手裡面就被人發現,朝野譁然。這位首輔大人敢罵別人是小官,那你自己是大臣?這樣,本來是為了調和上下關係的一封奏摺被視作申時行蔑視同僚的證據,彈劾他的奏摺從全國各地飛向北京。

迫於壓力的申時行只好宣佈退休,皇帝再三請求也不出山。二十多年後,他在家中以八十高齡仙逝。那些自以為自己成功了的言官並沒有吃什麼好果子,“爭國本”一案此後又持續了十年,換了好幾任首輔才得以落實。

文官集團

申時行的能力雖然相對張居正還有所不足,卻也是相當厲害的。但他在執政期間無所創新,一味和稀泥的做法不僅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讓上下都對他有所誤解。在各類問題已經積攢了兩百餘年的萬曆年間,必須要有一劑猛藥才能革除弊端,申時行做不到,這也是他最後退休的原因。


青言論史


申時行,是張居正後,擔任首輔時間最長的內閣首輔大臣。他擔任首輔時,距離張居正逝世僅一年。與張居正在歷史上的顯赫名聲不同,申時行在同僚中的評價是“行政記錄如同一張白紙”。

但是申時行被任命為首輔,是一連串的意外機緣促成的。

張居正在任時,張父去世,按律“丁憂”,但萬曆皇帝“奪情”留任。儘管如此,在以道德治國的明代,朝堂上對張居正的“奪情”留任,依舊指責不斷。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張居正回鄉服喪三月。為了保證中樞系統依然能夠按照張居正的改革路線前進,張居正舉薦了兩人入閣,參與機務。一是禮部尚書馬自強,一是吏部右侍郎申時行。當時內閣中,還有呂調陽、張四維兩位閣臣。馬自強、申時行入閣,閣臣增為四人。

1582年,張居正逝世之後,張四維繼任首輔。但不出一年,這位張閣老的父親也不幸去世,按當時的政治形勢,自然不可能再來一次“奪情”。而比申時行資格較老的呂調陽、馬自強已經病死,申時行自然代理首輔。而張四維在居喪期即滿時,又突患重病,而且一病不起。這樣,命運就把資格最淺的大學士申時行推到了最前面。

申時行深諳為臣之道,對明朝的政治制度也洞若觀火。為了彌補因張居正去世而造成的朝堂官員中的巨大思想裂縫,採用恕道的執政方針。但也因此被評價為“放棄了傳統道德理想而以妥協為前提的政客”。

最終在萬曆皇儲之爭中,成為道德的犧牲品,而不得黯然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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