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打工親身經歷 陌生男女搭夥過日子

心被抓,不敢坐地鐵;因為錢財,他們變“冷血”;為了排除寂寞,陌生男女搭夥過日子……記者調查瞭解到,今年以來,僅青島機場邊檢就已經查獲偷渡案件近10起。都知道出國打工賺錢多,那在外打黑工究竟過的是啥樣日子呢?4月18日,曾在韓國打黑工的兩位年輕人向記者講述了他們的遭遇。

■人物一李洋(化名),男,25歲,來自威海,在韓打工兩年,現在國內一韓企工作

不敢得罪人,不敢坐地鐵

4月18日,記者聯繫上了曾在韓國打了兩年黑工的李洋。大學畢業後,因在國內沒有找到理想的工作,23歲的李洋便通過當地的一家出國勞務中介,辦理了為期三個月的赴韓國的研修簽證。“儘管家庭條件並不富裕,但聽別人說,出國後可以一邊上學一邊出國打工賺錢,基本上可以賺回本錢。”他告訴記者,當初他純粹是懷揣著一舉兩得的夢想來到韓國的。但沒想到三個月簽證到期之後,自己就淪落成一名街頭黑工了。

2009年9月,李洋如願以償地來到了韓國仁川的一所私立專科學校。“一開始,我還能堅持天天上課。”但這種狀態僅僅維持了一個月。李洋告訴記者,後來經朋友介紹,他在學校附近一家餐館做起了服務生。“每天只幹5個小時,平均每小時賺3000韓元(約合人民幣16元左右)”他說,為了能儘快賺足自己的簽證費用,他就徹底放棄了學業,專門在一些建築工地找零工。“建築工地雖然很累,但每天能拿到至少5萬韓元(約合人民幣270元左右),如果運氣好的話,每天能賺10萬韓元甚至更多。”李洋稱,在國內找個體面的工作也不過如此。

就這樣,李洋開始和許多“黑人”一樣,過上了打黑工的日子。“那段日子,沒有合法的身份,最害怕的就是在街頭被抓住檢查證件。”李洋告訴記者,越是到重大節日的時候,他們就越不敢出門,感覺自己就像過街的老鼠,即使出去買東西也是來去匆匆。

為了防止被抓,黑工們平時也經常交流經驗。“除了儘量少出門外,還不能乘地鐵。”李洋說,自己在選擇出行方式時只能選擇公交車。“由於地鐵站人流量大,是法務部工作人員的主要活動場所。”李洋說,經過兩年的摸索,他總結了一些“反偵察”經驗:“不在中國人聚集的地方居住,不在黑工多的工廠幹活,不在公共場合大聲說話,不要得罪任何人,以防有人舉報。”李洋告訴記者,在韓國打黑工的這段時間裡,自己曾經和法務部的工作人員“親密接觸”過兩次,在第二次,他“落網”了。

第一次和法務部工作人員僅僅相隔100米。“因為去小賣部買菸,我躲過了一劫。”李洋告訴記者,2010年秋天他和一批黑工在水源市郊的一個農場收白菜時,被當地人舉報了。“當時是上午10點多,中間休息的時候我去附近一家小賣部買菸,回來時遠遠地就看到了農場上圍了很多人。”他說,一開始以為是有人打架,但仔細一看才知道是法務部來抓黑工了。李洋趁機躲了起來,直到法務部的車子走遠了,才敢出來。李洋說,這件事情之後,他在租住的地方躲了半個月,直到“嚴打”的風聲過去後,才又出來找活幹。

“第二次和他們短兵相接,還沒等我反應過來,自己的手上就多了一副銬子。”李洋告訴記者,事情發生在2011年7月10日下午。“當天正好是週末,下午的時候工廠裡來了一輛車,一開始以為是老闆的朋友。”他說,自己剛剛要進車間時,就被其中兩個人戴上了手銬。“他們是法務部的便衣,當時抓了10幾個人,都是這個廠子裡的。”李洋說。在看守所待了一週後,李洋被遣送回國。“雖然在韓國待了兩年,但只帶回了兩萬元錢(人民幣)。”

■人物二劉超(化名),男,33歲,來自日照,在韓出國打工三年,目前在老家打工

黑工之間借錢是大忌

跟李洋不同,劉超高中畢業後就開始在外打工,但幾年下來卻沒有攢下多少錢。“當初結婚時,對方父母嫌我窮,但妻子最終還是堅持嫁給我了。”婚後他便踏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省吃儉用,但一年下來也只賺了兩萬元錢。“後來,在跟一個工友聊天的時候,他告訴我在韓國出國打工一年能賺10萬元。”劉超通過東拼西湊籌到了近八萬元。2008年,他通過偽造個人資料,在一家出國勞務輸出公司辦理了赴韓考察的商務簽證。在韓國一待就是三年。“語言不通,找工作也很困難。後來在安山市認識了一箇中國老鄉,好不容易才託他幫忙在一個建築工地找到工作。”他告訴記者,“一天工作10個小時,雖然比較累,但只要有活幹自己就是快樂的。”

“最受不了的就是孤獨,一開始每當下班回到出租房後,便躺在床上對著天花板發呆,周圍沒有任何人跟你講話。”劉超告訴記者,漂泊在外,不管是男還是女都非常不容易。很多男人都有“女朋友”,很多女人也都有“男朋友”。“其實現在來看感覺很荒唐,在國內都是有家有室的人,但到了國外又都跟別人住在一起了。”劉超說,“但是,處在那種環境之下,這些事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一般女人出國也都是為了賺錢,但初來乍到的女人又都沒活幹,這時就不得不靠男人了。”劉超說,男人為女人找工作,女人為男人洗衣做飯,是在中國黑工中普遍存在的“潛規則”。“我們就是在一起搭夥過日子,平時我賺的錢還是定期寄給家裡,她賺的錢也寄給自己家人。”他告訴記者,大多數人交往之前都會約法三章,互相不會破壞對方的家庭,而回國後也都不會再有任何來往。

“我們這些人都有一個原則,就是不會輕易借錢。因為我們都是黑工,說不定哪天誰就會被逮住,這樣借出去的錢就都打水漂了。”他強調道,“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仗義,我們可以為你找工作,暫時管你吃住;甚至在遇到有人受欺負時,我們也會毫不猶豫地出手相助。但唯獨借錢這事得好好考慮。”

“曾經有一次,跟我一起幹活的一個哥們,在一場意外事故中出車禍了。”劉超說,被送到醫院時,這位同胞情況已經非常危險了,當時現場圍了5箇中國人,卻沒有一個人願意主動替他交醫藥費。“其實我非常理解這些人。”劉超稱,“在這裡出國打工的一般有兩種人,一種是在國內就負債累累的人;另一種就是想盡快致富的人。這些人都很可憐,很多人還是像我這樣,拋妻舍子的,都非常不容易。”後來,由於老父親生病,懷揣著掙來的五六萬元錢(人民幣),劉超踏上了回國路。目前,劉超在老家打零工為生。

■調查

出國打工主要有三種手段

記者從邊防部門瞭解到,2006年、2007年青島查獲偷渡案件達到一個高峰,而近幾年偷渡的數量仍不少。其中,僅青島機場邊檢站在春節過後至今,已查獲近10起偷渡案。

青島邊防支隊偵查隊執法人員介紹,從目前查獲的案件情況來看,“出國打黑工”呈現出三個特點:一種是騙取簽證,這也是最常採取的手段,一般是年輕人以留學的名義,年紀大的就以出國考察的名義,通過偽造一些證明材料,讓自己獲得某學校學生或者某公司員工的身份,在大使館申請到簽證,然後從口岸出國;第二種就是在出國旅遊時非法滯留,現在比較高發的情況是從2010年以來的“日韓連線遊”,遊客只需申請日本的簽證,所以在遊客離開日本後,就難以掌握遊客到達韓國之後的行蹤,有的遊客藉此機會滯留韓國,目前這種旅遊非法滯留的方式相對高發 ;第三種就是通過中轉站的方式偷渡,中國遊客到韓國的濟州島現在不需要簽證,所以有的遊客就先到濟州島,然後通過關係,中轉到韓國非法滯留。

“現在基本都是通過這些形式通過口岸偷渡,很少出現以前那種偷爬外輪或者乘小漁船的偷渡方式了。”青島邊檢站的執法人員表示,這也對邊檢人員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考驗。邊檢人員告訴記者,在他們的口岸偽裝通關,不少偷渡者被執法人員慧眼識破。部分偷渡者簽證本身是偽造的,對於偽造的證件,執法人員經過學習,都掌握了一定的辨認技能,發現有嫌疑的,還可以送往專門鑑定實驗室鑑定;再就是偽造身份騙取簽證的,執法人員會通過觀察或者提問來辨別。“比如有的偷渡者,本身是農民的氣質,出國目的卻是商務考查,氣質完全不符,我們一般不會讓這種偷渡者通關。”執法人員告訴記者。

每個“客戶”非法中介能賺兩三萬

4月19日,記者撥打了不少能辦理出國勞務的中介公司電話,多數公司都稱自己十分正規,明確表示不會協助偷渡。不過,記者從網上撥打一家沒有名字中介的電話,對方稱其公司在萊西,表示花8萬元可以給辦理去韓國的簽證,但在記者表示想和對方見面時,對方可能發現情況不對,馬上掛了電話。

青島環太經濟合作有限公司是經過青島商務局批准的出國勞務派遣公司,公司的翟先生告訴記者,他們公司主營派遣勞務去日本的業務。“正規的出國勞務輸出途徑,是先從各地的基地公司(由政府設立)吸收想出國打工的人員,然後彙集到他們的派遣公司,他們與日本的公司聯繫,日本公司通過對這些人員技術、學歷等條件的審查,甚至還要面試,才能予以錄用,最後由他們辦理派遣手續。”

“有些公司可能沒有出國勞務派遣的資質,但為了牟利,就忽悠一些有出國打工想法的人,讓他們交納高額的出國勞務手續費,然後騙領簽證。”翟先生表示,被查獲的偷渡者,多數知曉自己是在偷渡,有的則確實不知道是偷渡,還以為派遣公司辦理的都是合法手續,結果交出去的錢打了水漂。“不走正規手續的偷渡者,多是沒有學歷技術,或者是年紀偏大的人。”

根據一些被查獲的意欲偷渡出國務工者向邊防機關交代,目前非法中介辦理至韓國的偷渡手續要5萬元至6萬元,日本 7萬元至8萬元,歐美國家則至少需要十幾萬元。非法中介在每個“客戶”身上至少能賺2萬元至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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