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读书人按照现在学生来分的话都算文科生，文科生一般居朝堂之上，以行政事务为主，但也有特殊的人才。
在古代特殊人才的一种就是文武全才，能马下治天下亦能马上安天下，此种人才不可多得，明朝中期就有这么一个人物，此为兵部尚书于谦。
记得小时候有一首诗为《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都说人与诗是相互印证的，于谦的一生可以说是如同石灰的一生。
于谦
Ⅰ千锤万凿出深山
于谦去世后最终给他的谥号是"忠肃"，此谥号有别于一般文臣的谥号，一般文臣以"文"字开头，而以"忠"字开头属于文武通用的谥号，从这一谥号的本意出发，也能知道于谦不同于一般的文臣。
于谦是浙江人，浙江号称是"七山一水二分田"，从地理角度看多山，于谦就是出生在这个地形复杂的地方。
作为年轻人当然要读书，于谦有这基因也有这环境，一路读到中央。
于谦，字廷益，钱塘人……举永乐十九年进士。
在永乐十九年，于谦高中了，为第三甲中的一员，为同进士出身。虽然于谦这时放在全国的学霸圈子里不算优秀，但他的日后发展可比头名好多了。
于谦进入官场时已经是永乐一朝的晚期了，所以他并没有受到重用，而随后的明仁宗朝又因为朱高炽在位时间短，于谦也没有被重用。
所以从永乐十九年开始到洪熙元年，这四年多时间，关于于谦的记载很少，因为他只是处于当年科举的第三甲中的一员而已。按照明朝科举的惯例，一般中举后都会去读书人的聚集地翰林院干几年编辑。
于谦一直到宣德皇帝朱瞻基上位后才得到重用，被授予御史。御史是古代监察体系的官职，一般官员性格都是刚正不阿，从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出于谦的性格。
从此时开始也算是于谦真正的出山了。
明朝科举
Ⅱ烈火焚烧若等闲
于谦的首秀应该是跟随朱瞻基一起征讨汉王朱高煦，此次战役中，于谦充分表现出一个文科生的口才与御史的刚正。
扈跸乐安，高煦出降，帝命谦口数其罪。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高煦伏地战栗，称万死。
虽然说朱高煦的发抖可能不是全因为于谦的滔滔不绝，但于谦其性格和口才在这一役中得到朱瞻基的欣赏。
从授予御史到数落朱高煦罪责，让朱瞻基了解到于谦的正直，而这种正直正是盛世所需要的那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于是接下来就是于谦去各地去展现他的正直，这种正直为他带来良好的为官名声，无论是从百姓还是到藩王。
可以说从宣德年间到正统初年，于谦一直在地方任官，从南到北，经历各种风土人情，为其积累丰富的政治经验，当然这也是一种历练。
中央有三杨阁臣，地方有于谦，这才是盛世的标配，而他们都没有辜负时代。而三杨的去世，也标志着文臣势力的衰弱和宦官势力的崛起，宦官就是明英宗信任的小伙伴王振。
自古正直的大臣与太监都是天然的死敌，所以于谦在王振那里是不受欢迎的，那么暂时身陷囹圄也是不可避免的。
通政使李锡阿振指，劾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下法司论死，系狱三月。已而振知其误，得释，左迁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周、晋诸王亦言之，乃复命谦巡抚。
于谦之所以能官复原职，很简单，就是因为一心为民而积累出的清官名声，至于为什么明朝宗室的周王和晋王也为他求情，也是因为于谦曾在他们的藩地为官。按照明朝的藩王所在地来看，周王是在河南开封，而晋王是在山西太原。此正是与"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所能对应，毕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公元一四四八年，于谦结束了二十几年的地方官任期被调入中央，任职是兵部左侍郎，此时的兵部最高长官是邝埜，可以说于谦是二把手。
于谦曾经任职的区域
Ⅲ粉身碎骨浑不怕
于谦刚到兵部不久，就遇到一件大事。那就是北部边关告急，终明朝一朝，北部边患永远是朱家皇帝心中的痛。
在明英宗时，瓦剌部的壮大，其野心勃勃，成为明朝北部的最大威胁，其战事也是由其挑起，目的是为了获得财富。
对于瓦剌部发起的这一场战争，明帝国主流声音是狠狠地干一场，在这一点上君臣都是一致的，可对于统帅的人选朝堂出现不一样的意见。
太监王振鼓动明英宗亲征，而于谦所在兵部的意见是皇帝不能亲自去，兵部尚书邝埜也是极力反对的。
埜上疏言："也先入犯，一边将足制之。陛下为宗庙社稷主，奈何不自重。"不听。既扈驾出关，力请回銮。
遇到一个不听话的皇帝，邝埜也是操碎了心。其实皇帝亲征的事，在明英宗以前是明朝皇帝的惯例，更不用说加上重新宦官的鼓动。
兵部尚书跟随皇帝一起出征，兵部的二把手于谦就要主持全面业务，至于国家暂时由明英宗兄弟朱祁钰监国。顺便说一句，朱祁钰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异母兄弟，其母为贤妃吴氏。
一四四九年，明英宗带领二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可惜谁能想到这一下就悲剧了。这一战明军基本全军覆没，主要大臣基本战死，最关键的是明英宗被俘。
看一看这一场的战报：
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
如此战败消息传到京城，文武百官都慌了，皇帝都被俘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当然历史上不知出现一次这样的问题，离明朝最近的相似案例就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同样是少数民族入侵，皇帝被俘，北宋的解决范本就是偏安一隅。
此时按照历史的答案，也有人提出南迁，毕竟相对于北宋，明朝在南边的准备更足，南京有一整套的行政体系。
但也有人把北宋南迁认为是一个错误答案，此人就是于谦。
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南迁就意味着放弃半壁江山，而明成祖开启的天子守国门君臣死社稷的时代将不复存在，也将引起更大的动荡。
于谦留在京城防守的想法得到大臣们的认可，接下来就是于谦实现坚守的诺言。
坚守一，调军
明英宗出征带走的都是朱棣留下的老底子，也就是明朝最精锐的军队，所以当务之急是从各地调军队拱卫京师。
谦请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以次经画部署，人心稍安。即迁本部尚书。
因为兵部尚书邝埜在土木堡之变中战死，所以作为二把手的于谦在紧急关头接替兵部尚书的位子。
坚守二，立新帝
因为明英宗被俘，所以暂时国家没有皇帝，对于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封建社会是很危险的。国家需要主持人，对于这个主持人，于谦选择了能发号施令的朱祁钰。
大臣忧国无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请皇太后立郕王。王惊谢至再。谦扬言曰："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
从于谦所说，很明显能感觉到于谦的忠并不是愚忠，他不仅仅是忠于明英宗这个皇帝而已。国家危难时，需要的是能为自己负责的皇帝。
正由于于谦的坚守，瓦剌部无利可获，继而开始逐渐向讲和。讲和最重要一点就是瓦剌要放回明英宗。
在这一点上，于谦与大部分朝臣的意见是一致的，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
明英宗回来了，但被囚禁了，国家还是朱祁钰和于谦的配合，可这种配合没有持续多久。
土木堡之变
Ⅳ要留清白在人间
一四五七年，被囚禁多年的明英宗再次实现人生的反转，通过夺门之变再次登上帝位。而景泰帝朱祁钰和于谦成为复辟必须要除掉的人。
虽然明英宗认为于谦"实有功"，但为了复辟师出有名，于谦只能背下这口大锅。
丙戌改元天顺，丁亥弃谦市，籍其家，家戍边。
于谦成为复辟的牺牲品，人被杀，家被抄。
于谦的名声一直到明宪宗时才恢复过来。
成化初，冕赦归，上疏讼冤，得复官赐祭。诰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天下传诵焉。
最后于谦留下清白在人间。
清白一生的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是他最辉煌的时刻，因为他主持的北京保卫战保住了明帝国的社稷版图，也维持了长城内外的暂时安宁。
一个文科生，以兵部尚书之职来部署一场保卫战，实属不易，特别是这么一场的帝国危机，使得平稳过度。
虽说明英宗的失败葬送了明朝的精锐，但以于谦为核心的朝臣再次使得帝国平安，可惜又一次变局让这些鼎力之臣丧失。
以明英宗为主角的土木堡之变和夺门之变改变了明朝的政治军事格局，以于谦为线去看，看到是忠于国家和忠于君主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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