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村邻
我们生产队共21户人家，90多人。社员散居各庄，除袁凤海、江世友两家是单户独居，潘家二兄弟居住在萝卜顶子外，其他的都是四五户人家组成一个庄落，大都是父子或兄弟。各个庄落之间有二三百米距离。
我们这个庄在生产队的东北部边缘，屋后即与双门队一路相连，往东便与白寺队隔田相望。本庄连同我们集体户，共5户人家。有意思的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这个庄的社员成份最为复杂，颇具当时农村的特征。
庄上的建筑布局形态本来像口字形去掉第一笔，朝南前排是地主王兆祥家，后排是富农子弟潘坤全家，东面两家，一家门朝西的是党员潘坤定家，一家门朝东的是贫农郝本来家。一年后，生产队在本庄的西面给我们盖了3间房，在西南面留了出口，使村庄成了“口"字型，像个四合院，我们与老潘家成了门对门，左侧上房是潘坤全家，右侧是王兆祥家。
刚下乡时，队里腾出了潘坤全的两间房子给我们住，潘坤全则住在东面的一间，他从堂兄潘坤定的厨房边上，打通了一个原有但封存已久的4尺多高的边门进出。
潘坤全，30来岁，我们叫他小潘。他家的老屋在方圆几十里内是唯一的“豪宅"，虽然也是土坯砌起来的茅草屋，但却是当地独一无二的二层楼。房基比地面高出1米，门前有四五尺宽的走廊，上面有挑檐，这也是农村少有的。两扇大门更是气派，要比普通的门高出三分之一。左右两间有二楼，楼上南面是大窗，北面则有一个小窗，据说是解放前为防备土匪而开设用来打枪的。屋后是一片树林。
听社员们讲，小潘的父亲是个村里公认的勤快人，种庄稼的好把式，一辈子勤劳耕作，省吃俭用，赶在解放前夕置了一些田地，解放后生生地被划成了富农，成了队里唯一的富农。社员们经常调侃说，他爸是花钱买了一顶富农的帽子，小潘也就成了富农子弟。按理说，那也没有什么原罪，富农子弟又不是富农，可不知何故，他竟“享受”着富农的待遇，他父亲去世了，"富农"的遗产便留给了他，时不时地与地主一样到大队里去做义务工，俨然也是一个被管制的“阶级敌人"。但他在地主王兆祥面前却硬气得多，毕竟他只能是准四类分子。
小潘的父亲确实有点钱，生前曾单独告诉小潘，在庄子旁边过去属于他家的某块岗地里埋着一罐银元，是分给他的。小潘是知道具体地理位置的，但从不敢去挖取。直到有一年，队里开荒要平整那块岗地，堂兄潘坤定当时任生产队长，已安排了第二天去平整的活，小潘当晚在老潘那里坐了很长时间，欲言又止，欲说还休，一晚上陪着堂兄抽烟，最终也没敢说出来，只是临走时说了一句：“哥，明天要注意呵。”老潘以为他是说那是潘家祖地，要注意风水，便答了声“知道了。”
第二天，社员们按计划去平整那块荒地，挖着挖着，突然有人一锄头刨出了一个罐子，再一锄头便打破了罐子，露出了白花花的“袁大头”，在场的社员顿时一轰而上，分抢了银元。那时候又没有文物保护法、物权法什么的，拿了也就拿了，抢了也就抢了，最多的得了100多个银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钱呢。小潘只能在旁处呆呆地看着，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楚。到这时，老潘才醒悟出昨晚堂弟来家那个“要注意”的含义，后来责怪他为什么不挑明了说呢，作为队长他可以临时改变干活内容或地点的。但在那个年代，小潘是真不敢说，更不敢去挖取的。
小潘弟兄4人，他是老三，想必老富农按传统做法，也会给其他3兄弟分别留一份，但那3兄弟都已早早去世，那些遗产埋在哪里便成了一个谜。
住在对面的潘坤定是队里的两名党员之一，另一位是时任队长袁凤才，后两年袁凤才被提拔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老潘接任了队长。
老潘作为一名党员，为人正派，以身作则，吃苦耐劳，不贪便宜，以前也担任过多年的生产队长。因在3年自然灾害时，有瞒产私分行为，被大队撸去了职务，"四清”时还被县里叫去进了半年的学习班。虽说犯过错误，而且按说瞒产私分的错误还很严重，但在困难时期这样做也是情有可原的，甚至还有点仗义为民的胆识，社员们从内心讲还很感激他呢，因此当袁队长上调后，他又被推举担任生产队长。
下放伊始，老潘和朱邦兴（队里两名团员之一）2人很关心我们，帮我们平整自留地，教我们种各种蔬菜，平时也经常送些咸菜、腌蒜苔等给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称呼老潘为党员，称呼朱邦兴为团员。
因为在一个庄里，门对门，老潘挺照顾我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又时常教我们这样那样的，与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老潘平时喜好喝两盅，但酒量并不大，经常喝过头。一次是一个农历节日，我们在供销社里打了一斤酒，是难得有的1.3元一斤的高粱酒，那已算是最好的酒了，平时喝得都是8角5分的山芋干土烧酒，或者就是家酿的老白酒。我们便邀请老潘过来一起过节，为了让他放开喝，我们拿了另外一个瓶子装上白开水，说是买了两斤，真酒斟给老潘，我们喝得则是白开水。那晚老潘喝了有半斤多，踉踉跄跄地回家了，结果半夜里吐了一床一地。第二天，潘大嫂责怪我们说：“学生，你们怎么让他喝那么多酒，下次再这样喝我可不愿意了。"我们赶紧向她赔不是。本来只是真诚地想让老潘多喝点好酒，真没把他灌醉的想法，没想到好心办了坏事，让我们自责不已。
小潘家前排是王兆祥一家，面临水塘。王兆祥是队里唯一的地主，属管制对象，平时夹着尾巴做人，他有疝气毛病，身体并不好，但苦活脏话仍得干，还经常要到大队做没有工分的义务工，有时觉得他也怪可怜的。他有4个女儿，老大老二已出嫁，身边还有两个不到20岁的姑娘。两个姑娘很懂事，很勤快，平时不多言不多语，在队里干活也挺卖力的。
刚下乡时，社员们经常给我们送些蔬菜或咸莱，一天，王兆祥老伴给我们送来一碗咸菜，那时还紧绷着阶级斗争的弦，我说：“我们不要。"他老伴黙默地回去了。一会儿王兆祥又送过来了，他含着一副哀怨的眼神，说：“学生，这个沒有毒。”望着他那眼神，听了他那句话，我内心一阵颤动，一种测隐之心油然而生，说了声“谢谢”便收下了。他仿佛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愁眉苦脸的神态马上舒展开来，微笑着转身走了，好像是我们恩赐了他似的。
说实话，下放几年，总的感觉到，在生产队里，贫下中农与地主分子的关系大体上还是和谐的，远没有某些书上讲得那般尖锐敌对。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后，根据中央的政策，四类分子的帽子全部摘除，王兆祥与小潘也获得了解放，回归了普通社员的权利。
2002年国庆期间，我和信华回到金寨，在施扣根（当年中庄队的知青同学，后留在当地，时任白塔畈镇副镇长）陪同下，来到我们生产队，到了当年住过的村庄。前排王兆祥家的房子已经扒掉了；小潘的房子拆了，家也搬走了；在原来小潘家的房基上由老队长潘坤定的儿子盖起了一座砖瓦结构的两层楼房，老潘夫妇已经过世了；当年生产队为我们盖的那3间茅草房依然还在。
（与忻信华（中）施扣根（右）在原集体户门前合影）
出乎意料的是这里住着王兆祥。原来，随着他两个小女儿出嫁，老伴去世，他成了五保户。集体户是公屋，他被队里安排搬了进来，享受着一个村民应有的待遇。想不到在当年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下，他承受了普通人难以想像的压力，却能顽强地挺过来，安享着晚年生活。
（右一是王兆祥）
庄上还有一户便是因修梅山水库，由苏家埠移民过来的郝本来。因着他老婆也姓袁，与袁队长等袁姓家族是本家，才投奔到这里来的。老郝应该年龄不大，估计也就40岁左右，但看上去却像有50多岁了，一个眼睛还有点白内障，有3个孩子，最大的也才10岁左右，是队里最穷的贫困户，年年欠队里的帐。老郝总认为自己是外乡人，怕受人欺负，强势得很，平时怪话牢骚话特多，有点讨人嫌，但本质也是不坏的。
我们曾在他家吃过一天派饭，只见3间房被烟熏得漆黑，房顶、房梁、墙壁整个儿是黑的，那是冬天在家里烤火取暖熏的，屋里真得是家徒四壁。家里穷，他老婆又不善持家，一到冬天，孩子总是蓬头垢面，穿得破破烂烂的，就像几个小乞丐。
下乡至今，一晃50年了，当年插队的许多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去年4月23日大队的知青聚会时还约定，明年春上回去看看老乡，看看第二故乡。如今，4月23日这个50周年纪念日很快就将来到了，还不知那个“新冠”何时击退，病毒何时肃清，什么时侯才能够成行？
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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