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同紅四方面軍在達維勝利會師。紅四方面軍此時擁有8萬兵力，而中央紅軍經歷了湘江血戰、四渡赤水、搶渡大渡河之後，兵力已不足兩萬，且是疲憊之師。
於是，張國燾的野心開始膨脹了，先後在6月26日的兩河口會議和8月4日的沙窩會議上跳出來向中央發難，要更高的職務。周恩來說：“這是自中國共產黨創建以來，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權。”
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由朱德擔任著，他沒有資格、也沒有理由代替朱老總；只當軍委副主席，他又不願意與同為副主席的周恩來、王稼祥平起平坐。
張聞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軍北上，要把自己的黨內負總責之職讓給張國燾。
毛主席斷然否決了張聞天的建議，說張國燾要抓的是軍權，你給他這個職務，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
彭德懷在後來的回憶中，對毛主席的這一謀略及遠見佩服不已。
經過反覆權衡，中央決定把周恩來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職務讓給張國燾。周恩來絲毫不計較個人職位，同意讓出。得到了這一重要職務，張國燾也滿意了。
沙窩會議決定，一、四方面軍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共同北上，並把一、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右路軍和左路軍。右路軍包括紅一方而軍的一軍團、三軍團、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和軍委縱隊一部及紅軍大學（由中央紅軍幹部團同紅四方面軍軍校合編而成），由徐向前、葉劍英、陳昌浩率領，毛主席、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包括紅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一軍和紅一方面軍的五軍團、九軍團及軍委縱隊一部，紅軍總司令朱德、總參謀長劉伯承隨張國燾率領的左路軍行動。
中央根據需要令四方面軍分成左右兩路北上。當時，朱德留在四方面軍，與張國燾等率左路軍行動，徐向前、陳昌浩等率右路軍行動。
但張國燾內心卻十分不願意北上。
朱德的警衛員潘開文在《懷念敬愛的朱總司令》中說：就是在噶曲河邊紮營的第二天，朱總司令、張國燾、秘書長黃超、第5軍團軍團長董振堂幾個人在張國燾的帳篷裡討論軍隊的進擊方向問題，爭論得很激烈。董振堂贊同朱總的意見北上，黃超便打了董振堂幾個耳光。張國燾沒制止，朱總心裡氣憤之極，卻沒開腔，帶著董振堂回到了自己的帳篷了。
其時，左路軍中的紅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和政委何長工已經倒向張國燾一邊去了。朱德在左路軍中的力量很小，其內心之痛苦可想而知了。
最後，德高望重的朱德經過與張國燾的各種鬥爭，還是將紅四方面軍帶上了北上的道路。
打耳光的事，在紅軍中只能發生在紅四方面軍中。張國燾治軍，和毛主席差遠了。
黃超確實過分了。他是貴州人，生於1906年，與開國大將譚政、羅瑞卿、開國上將李志民、彭紹輝、以及王稼祥、王首道、賀昌、蔡申熙、鄧發、陳光、潘漢年、末代皇帝溥儀等同齡。
1925年，黃超入黨，大革命失敗後被組織派赴蘇聯入東方大學學習，1930年畢業回國，1931年秋被派入鄂豫皖蘇區，不久擔任張國燾的秘書，同年冬擔任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秘書長。1932年，黃超兼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後改任紅25軍政治部主任、紅31軍政治部主任。1934年後擔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後兼任川陝省蘇維埃政府秘書長。
1935年9月，黃超調任紅5軍團改成的第5軍政委，1936年6月隨紅四方面軍北上，10月率紅5軍西渡黃河，編入西路軍，仍任紅5軍的軍政委。
1937年1月初，董振堂率紅五軍的4個團一舉攻佔了甘肅省高臺縣。1月12日，敵軍馬步芳派馬彪、馬祿、韓起功率兵約2萬人包圍了高臺，切斷了紅五軍和臨澤城的聯繫。
為打退敵人的進攻，董振堂動員全城軍民加強城防，填土築壘，潑水結冰，製造大長矛，以補充武器的不足。當時，高臺氣溫達到零下幾十攝氏度。而堅守的紅五軍將士身上僅有單衣，每人只有5顆子彈。
在這樣的惡劣條件下，董振堂率部和多於我軍8到10倍的敵軍連續激戰7天7夜。19日上午，董振堂和50多名幹部戰士向黨宣誓：要流盡最後一滴血。
次日凌晨，敵軍衝上城牆。董振堂左腿中彈，從城牆摔下，單腿跪地，雙手舉槍繼續向敵人射擊……手中最後一顆子彈，董振堂把它留給了自己。
董振堂的頭顱，被慘無人道的馬家軍割下，懸在高臺城門“示眾”，最後又被運往南京。馬步芳的堂弟馬英，是當年殺害紅軍官兵的劊子手之一，後被人民政府逮捕。1978年8月4日，他在獄中交待：“董振堂的頭是劉呈德送來的，用酒精泡著，我親眼見的。”
董振堂的壯烈犧牲，黃超應該負一定的責任。當時董振堂知道敵我懸殊，想要相機突圍，但由於全軍僅有的一部電臺留在身處臨澤的軍政委黃超手裡，無法與總部請示。最後在危機時刻已經挖好城牆洞，準備突圍，但收到了政委黃超死守高臺的命令！政委有最後決斷權，董振堂只能服從！一代將星，隕落高臺！
3月，黃超任中共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委員。4月西路軍失敗後，黃超率餘部艱苦轉戰至新疆。
1937年冬，黃超被從蘇聯回國途經烏魯木齊的王明等以“託派”罪名逮捕，1938年初被處死。
與黃超一同被處死的，還有張國燾的另一個嫡系大將李特。
張國燾到延安後，還是政治局委員，黨的一系列重要文電，都有其署名。
張國燾表示服從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也部分地認識到了錯誤：曾妄圖分裂黨、分裂紅軍。
1937年11月底，王明攜帶著共產國際對於中國抗戰的最新指示從蘇聯來到了延安，毛主席、張聞天、周恩來等“冒著紛飛的大雪”在機場迎接，毛主席致了歡迎辭，他充滿熱情地說：“歡迎從崑崙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叫做‘喜從天降’。”
在歡迎會上，王明作為回應也講了話，話語中多少有些反客為主的口氣，他說：“我們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是斯大林同志派來的。我們幾個人都是我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沒有什麼地方值得歡迎，應當歡迎的是毛澤東同志。”
雙方都有一種我才是主人的感覺。
回延安不到一個月，王明便急切地提議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會上，很多與會的領導支持了王明，毛主席被孤立了。會議的最後一天，在討論組織問題時，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張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的名單，並在排列上做了手腳。他也知此舉難免引起猜疑，所以，一再聲明決無“奪帥印”的意思。
張國燾後來回憶，“王明所提出的名單，在人選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國的趙雲（即康生）陳雲兩人，其餘多是舊人，不過將席次略加調整而已，所以毛是原則贊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沒有徵求他的意見……張聞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單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現似有取張聞天而代之的意向。張聞天卻在那裡一言不發，除了表示贊成王明從莫斯科帶回的政治主張外，從不對實際問題作任何表示……”
左起：張聞天、康生、周恩來、凱豐、王明、毛主席、任弼時、張國燾
張國燾與王明在莫斯科曾有過較量，但以王明勝出張國燾敗北告終。
沒想到冤家路窄，在延安又相逢了。
張國燾打心眼裡厭惡昔日的宿敵王明，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彷彿是傳達‘聖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夥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
他暗下決心，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軟肋，以出當年的惡氣。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發制人，居然主動找上門來。王明首先告訴張國燾，曾被張國燾倚重的原西路軍將領黃超、李特等已被當做託派分子，秘密處決了。
張國燾頓時驚懼不已。
王明仍像當年在莫斯科一樣，盛氣凌人，不斷以批評的口吻正告張國燾必須深刻檢討、認識錯誤，而且明確指出，張國燾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且有託派特嫌。隨後，王明在各種場合公開點名，批評張國燾，並將其錯誤進一步理論定性。
從這天起，張國燾心神不定，坐臥不安。如果說前一段中央對他的鬥爭和批判，他畢竟還能接受。王明的歸來卻使他產生了死亡的恐怖。王明的心狠手辣，張國燾是深知的。
黃超、李特之死，深深刺激了張國燾。從這時起，張國燾就打算叛變革命了。
1938年4月，驚恐不安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機，從西安逃至武漢，然後公開叛變投敵。投奔了國民黨的他很快就被國民黨擯棄，還曾淪落為軍統的一員，過著很困窘的生活，後去了香港，又去了加拿大，最後悽慘地客死異國。
從1937年政治局十二月會議開始，王明春風得意，毛主席處於下風。直到1938年10月的六屆六中全會，毛主席才得到了全黨上下高度的認同。
最後再說一下黃超身後之事。1978年，黃超、李特被處死的40年後，被黨中央平反昭雪，追認為革命烈士。（劉繼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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