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红四方面军此时拥有8万兵力，而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血战、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之后，兵力已不足两万，且是疲惫之师。
于是，张国焘的野心开始膨胀了，先后在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和8月4日的沙窝会议上跳出来向中央发难，要更高的职务。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由朱德担任着，他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代替朱老总；只当军委副主席，他又不愿意与同为副主席的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
张闻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军北上，要把自己的党内负总责之职让给张国焘。
毛主席断然否决了张闻天的建议，说张国焘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这个职务，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彭德怀在后来的回忆中，对毛主席的这一谋略及远见佩服不已。
经过反复权衡，中央决定把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张国焘。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得到了这一重要职务，张国焘也满意了。
沙窝会议决定，一、四方面军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并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红一方而军的一军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和军委纵队一部及红军大学（由中央红军干部团同红四方面军军校合编而成），由徐向前、叶剑英、陈昌浩率领，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行动。
中央根据需要令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北上。当时，朱德留在四方面军，与张国焘等率左路军行动，徐向前、陈昌浩等率右路军行动。
但张国焘内心却十分不愿意北上。
朱德的警卫员潘开文在《怀念敬爱的朱总司令》中说：就是在噶曲河边扎营的第二天，朱总司令、张国焘、秘书长黄超、第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几个人在张国焘的帐篷里讨论军队的进击方向问题，争论得很激烈。董振堂赞同朱总的意见北上，黄超便打了董振堂几个耳光。张国焘没制止，朱总心里气愤之极，却没开腔，带着董振堂回到了自己的帐篷了。
其时，左路军中的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何长工已经倒向张国焘一边去了。朱德在左路军中的力量很小，其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了。
最后，德高望重的朱德经过与张国焘的各种斗争，还是将红四方面军带上了北上的道路。
打耳光的事，在红军中只能发生在红四方面军中。张国焘治军，和毛主席差远了。
黄超确实过分了。他是贵州人，生于1906年，与开国大将谭政、罗瑞卿、开国上将李志民、彭绍辉、以及王稼祥、王首道、贺昌、蔡申熙、邓发、陈光、潘汉年、末代皇帝溥仪等同龄。
1925年，黄超入党，大革命失败后被组织派赴苏联入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毕业回国，1931年秋被派入鄂豫皖苏区，不久担任张国焘的秘书，同年冬担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2年，黄超兼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后改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红31军政治部主任。1934年后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后兼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1935年9月，黄超调任红5军团改成的第5军政委，1936年6月随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率红5军西渡黄河，编入西路军，仍任红5军的军政委。
1937年1月初，董振堂率红五军的4个团一举攻占了甘肃省高台县。1月12日，敌军马步芳派马彪、马禄、韩起功率兵约2万人包围了高台，切断了红五军和临泽城的联系。
为打退敌人的进攻，董振堂动员全城军民加强城防，填土筑垒，泼水结冰，制造大长矛，以补充武器的不足。当时，高台气温达到零下几十摄氏度。而坚守的红五军将士身上仅有单衣，每人只有5颗子弹。
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董振堂率部和多于我军8到10倍的敌军连续激战7天7夜。19日上午，董振堂和50多名干部战士向党宣誓：要流尽最后一滴血。
次日凌晨，敌军冲上城墙。董振堂左腿中弹，从城墙摔下，单腿跪地，双手举枪继续向敌人射击……手中最后一颗子弹，董振堂把它留给了自己。
董振堂的头颅，被惨无人道的马家军割下，悬在高台城门“示众”，最后又被运往南京。马步芳的堂弟马英，是当年杀害红军官兵的刽子手之一，后被人民政府逮捕。1978年8月4日，他在狱中交待：“董振堂的头是刘呈德送来的，用酒精泡着，我亲眼见的。”
董振堂的壮烈牺牲，黄超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当时董振堂知道敌我悬殊，想要相机突围，但由于全军仅有的一部电台留在身处临泽的军政委黄超手里，无法与总部请示。最后在危机时刻已经挖好城墙洞，准备突围，但收到了政委黄超死守高台的命令！政委有最后决断权，董振堂只能服从！一代将星，陨落高台！
3月，黄超任中共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4月西路军失败后，黄超率余部艰苦转战至新疆。
1937年冬，黄超被从苏联回国途经乌鲁木齐的王明等以“托派”罪名逮捕，1938年初被处死。
与黄超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张国焘的另一个嫡系大将李特。
张国焘到延安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电，都有其署名。
张国焘表示服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曾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
1937年11月底，王明携带着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抗战的最新指示从苏联来到了延安，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冒着纷飞的大雪”在机场迎接，毛主席致了欢迎辞，他充满热情地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
在欢迎会上，王明作为回应也讲了话，话语中多少有些反客为主的口气，他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双方都有一种我才是主人的感觉。
回延安不到一个月，王明便急切地提议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上，很多与会的领导支持了王明，毛主席被孤立了。会议的最后一天，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他也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所以，一再声明决无“夺帅印”的意思。
张国焘后来回忆，“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即康生）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毛是原则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主席、任弼时、张国焘
张国焘与王明在莫斯科曾有过较量，但以王明胜出张国焘败北告终。
没想到冤家路窄，在延安又相逢了。
张国焘打心眼里厌恶昔日的宿敌王明，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软肋，以出当年的恶气。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发制人，居然主动找上门来。王明首先告诉张国焘，曾被张国焘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等已被当做托派分子，秘密处决了。
张国焘顿时惊惧不已。
王明仍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盛气凌人，不断以批评的口吻正告张国焘必须深刻检讨、认识错误，而且明确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且有托派特嫌。随后，王明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并将其错误进一步理论定性。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王明的心狠手辣，张国焘是深知的。
黄超、李特之死，深深刺激了张国焘。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投奔了国民党的他很快就被国民党摈弃，还曾沦落为军统的一员，过着很困窘的生活，后去了香港，又去了加拿大，最后凄惨地客死异国。
从1937年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开始，王明春风得意，毛主席处于下风。直到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才得到了全党上下高度的认同。
最后再说一下黄超身后之事。1978年，黄超、李特被处死的40年后，被党中央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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