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山靠海的環境，讓閩南人早在一千年前便已適應了海邊的生產、生活，因為海的便利，閩南人率先完成向海外人口擴張的跨越，
閩南也因此成為中國沿海百姓最主要的祖地之一。
海滄的山與海
然而，數百年來，人們一直關心著閩南的人口輸出，卻忽視了具同等規模，但默默不做聲的閩南內部遷徙，這就好比一個大熔爐，在持續輸出鋼水的光輝之下，那些黯淡無光的回收廢鋼總是無法受到關注。
本文試著從漳泉交界的海滄尋找曾被忽視但卻深刻反映了當時與現在社會環境變遷所具有的底層文化線索。
海滄，作為海澄縣的組成部分，在幾百年與海搏鬥的歷史中，逐漸形成了聚族而居的傳統，海滄“邱姓”、“楊姓”、“謝姓”和“林姓”不僅是本土的望族，更是海外赫赫有名的五大姓之一，他們和對岸的“許姓”、“蔡姓”、“陳姓”、“謝姓”等共同組成了海澄縣的主要群體，並引領著海澄縣海洋歷史文化的發展潮流。
1910年九龍江沿海地圖，拍自廈門規劃展覽館
但時至今日，在這些原本以單一姓氏為主導的自然村內，卻早已出現多姓混居的現象，他們和平共處相安無事近百年，在抵禦戰亂、共抗災害方面已經形成了利益共同體，甚至還共同堅守著的村莊的原始信仰，並保持著緊密的姻親關係。
這種人口結構的轉變並不遙遠，大約發生在清末至解放前後，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種變異呢？且以海滄鐘山村為例細細道來。
一、姓氏分佈現狀
鐘山村，位於海滄半島中部，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填海之前，鐘山村北靠蔡尖尾山，南臨海滄內海，是扼守海滄東西兩半部分的海陸樞紐，歷來是海滄重要的糧倉、漁場和碼頭，同時也是南洋華人華僑重要的祖籍地之一。
鐘山村共有兩千餘人，是海滄地區少見的僅有一個自然村的行政村，也是周遭村莊中人口聚集度較高的自然村。截止2018年，鐘山村共有家庭戶818個，蔡姓以61%的佔比位居第一，其次分別為林、陳、鄭、王、李、朱、吳、廖、戴等，該十大姓佔全村總戶數的86%。
除了以上十姓外，在鐘山定居超過五十年的姓氏還有黃、鍾、溫、楊、謝、周、梁、蘇、潘、呂、阮、嚴、趙、白等，包括近十年通過結婚落戶鐘山者，全村共有獨立戶50姓，相較一百年前蔡姓的單一姓氏格局，這種變化不可謂不大。
注：本文所統計的數據來自鐘山村以戶為單位的通訊錄，因僅戶主登錄在案，能夠較好地反映鐘山村定居戶的姓氏構成，對於追溯百年來鐘山姓氏結構變化的深層原因有一定參考價值，數據共有三個不同的年代版本，依時間序分別為2018年、2010年和2005年。
二、第二次移民高潮：城市化
在三份全村姓氏數據中，2010年和2005年差異不大，蔡氏均佔66%，十大姓的名單僅在王和吳兩姓間微弱區別。到了2018年，蔡氏降低至61%，前二十大姓之外的姓氏種類和數量迅速上升，究其原因，主要為鐘山村所在的海滄規模性的城市化帶來的人口虹吸效應，簡單說來就是鐘山女婿隨妻子落戶鐘山，從而引入了更多的外來姓氏。
鐘山村，作為海滄新城區的發源地，其地位相當於廈門特區的湖裡村，從1990年海滄開發到今天，鐘山村一直是海滄與廈門、漳州之間往來的陸上樞紐，海滄行政中心、海滄文化中心、海滄地鐵/公交樞紐站均位於其境內。
受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影響，鐘山村早在90年代便已發展成城中村，只是近三十年來，鐘山居民區在城市規劃上一直處於不溫不火的準拆遷狀態，當地百姓並未有太大的變化。直到2008年，拆遷才真正付諸行動，也大概是從那時候起，鐘山村遷入人口劇增，從而較大程度地改變了鐘山村的姓氏結構。
從鐘山各村民小組的三個不同年代數據看，2018年各小組中的單戶姓氏大幅度增加，顯然這是源自女婿或媳婦的姓氏，因隨遷人口和拆戶數量的增加，鐘山村戶數也有明顯的增長，這種急速的變化與城市化關係最為密切，完全不符合自然增長的規律。從鐘山村嫁出去的女兒大多保留鐘山的戶籍，其夫婿、兒女也紛紛落戶鐘山，至於嫁入鐘山的新娘，自然也會將戶口遷至鐘山，如此一來，鐘山村在人口和戶數方面便一直保持著較大的增長速度。
但從2005年合2010年分組數據看，蔡氏以外的姓氏種類也不少，他們進入鐘山的年代根據其所在組別而有所不同，如僅存在同一組者，遷入鐘山的年代在解放前後，如跨越兩個組以上者，遷入年代在清末至民國初年，這兩類人進入鐘山，則要從鐘山的第一次移民高潮說起，但像陳、林兩個閩南大姓則不在此例內，他們一般是多個來源。
三、第一次移民高潮：寇亂
根據蘇孝先主編的《漳州十屬旅星同鄉錄》資料顯示，1947年海滄共計18807人，其中男子8459人，女子10348人，男女比例為0.82。這種女多男少的現象像極了現在的留守山區，男子多出外，女子多留守。
從清代到民國，海滄地區的百姓在遷界、瘟疫、五口通商、海寇等人為與自然的多重災難影響下，已經沒辦法像明代那樣為所欲為的安居樂業了。藉助於當地發達的海上交通和海外同鄉的援助，海滄人紛紛下南洋，或務工或經商，家中僅留下老幼婦孺及守家代表。
1954年海澄縣(海滄)、廈門市地圖，拍自廈門規劃展覽館
得利於鄉族協作及自身的努力，出洋的海滄人中，有相當大的比例經營得當並小有成就，他們多衣錦還鄉娶妻生子，並建造紅磚古厝或番仔樓，置辦田產，成為富甲一方的富戶，從此開始享受人生。
但也有許多人兩手空空，或窮困潦倒避居不回，或客死他鄉杳無音訊，這些人大多失聯，他們原鄉的妻兒父母則只能仰仗貧瘠的土地勉強度日，稍遇波折則可能老弱病殘全數歸於黃土。雖說如此，但海滄整體上還算是富庶之地，畢竟處於當時相對繁華的廈門灣，生存條件較閩南其他地區仍有明顯優勢。
大部分勞動力出洋謀生，當地的勞力工作則由臨近府縣的勞工補充，這些勞工往往也是其原鄉的逃難者，有的單身一人，有的攜家帶口，他們以長工或短工的形式在海滄各出洋富戶家中暫居，以出賣體力為生。也有一些頑劣之人，往往蠅營狗苟幹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如結成丐幫，他們以人多勢眾壟斷當地的婚娶轎隊，哄抬價格以敲詐勒索海滄富戶為生，到了後期連平民百姓都蒙難，這種現象普遍存在於海滄各村，從目前留存的碑記看，就有寧店、漸美和東嶼等村。
圖/1958年海滄地圖，拍自圖說廈門
在鐘山，自然也有這樣的氛圍，大概是互取所需，外來勞動力和當地的留守人員漸漸結合了，以下摘錄幾個本人所知確實存在的案例，以窺究竟：
其一，某蔡氏，同宗堂兄弟均移民馬來西亞，僅其一人留守祖厝，後娶海滄某村女子，生有一子，但不幸早逝，其妻子便以招贅的形式“娶”入安溪籍外姓以達成養家留守目的，所生兒子便隨蔡姓，而該男子的父母兄妹則隨之定居鐘山，妹妹隨後嫁本村蔡姓；
其二，某蔡姓男子與前妻育有一子，前妻逝世後，再續娶一女子，該女子為安溪人，原夫早逝，帶有一林姓兒子隨嫁，再生一子。後來蔡姓男子的兩個兒子陸續下南洋，而其房屋田產除了與同宗共有的祖產外，均由該林姓同母異父兄弟繼承。
其三，某蔡姓女子堂兄弟均出洋，其祖產多為該女子父親打理，但該女子無兄弟，為了維持家族生計，該女子便招贅某海澄籍男子，兒女跟隨女子姓蔡；
其四，某蔡氏男子，兄弟多人南下緬甸，自己作為長子留守家鄉管理一三落兩護大厝及其他諸處田產和房產，並在解放前加入共產黨，參與了海滄的解放過程。解放後，為了避免被定性成地主，該男子將各房產分給暫住鐘山的異姓甚至無房的貧苦蔡姓，自己僅留一護厝和最後一落。
鐘山唯一的宗祠，蔡氏家廟
如此種種，外來移民只要在鐘山長期停留，一般都可以獲得定居的機會，或以結婚的方式成為其中一員，或者在解放後通過貧民身份獲得分房分地，這些姓氏到幾天已經躋身鐘山的前二十大姓行列，如來自安溪的白姓、陳姓、鍾姓、林姓，惠安的朱姓，南安的鄭姓，潮州的吳姓，永定的戴姓，大嶝的謝姓，金門的趙姓，以及同屬海滄的後井周姓、溫厝溫姓等，其中以安溪籍為最多。
四、鐘山姓氏格局中的海滄現象
鐘山村在兩個不同時期內發生的外來姓氏大融合，並非鐘山的個例，而是整個海滄的普遍現象。
海滄從海澄縣割屬廈門後，經歷了40年的沉寂期後，在90年代因為王永慶的“901計劃”而成為中國最早的臺商投資區之一，儘管這個項目最終沒能在海滄落地，但卻因此拉開了海滄大建設的序幕。在2005年以前，海滄的建設還只是侷限在新城區的局部位置，但之後，大建設迅速開啟，海滄像開掛了一般迅速崛起了一個又一個的新城，而原有的村莊也因此成了圍城，城外人想方設法鑽進來，城內人仍在堅守最後的一隅，最終結果是宗族社會慢慢淡化，城中村人多擁擠、文化氣息淡化開始蔓延。
而在清末至民國的五十多年時間裡，整個中國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尷尬境地，閩南作為最早被迫開放的地區之一，更是充斥著中西方碰撞的火花，在山區，寇亂迭起，在海邊，西方人肆意掠奪。海滄因靠近西方人活躍的廈門城和鼓浪嶼，整個海口都被西方人封鎖，漁業已經無法進行，百姓只能勉強種植度日，以致不得不遠走他鄉另求謀生。外出的人為了保護家中妻兒的平安，他們設置了三都聯絡局這樣的村莊聯合組織，自行負責地區的安防和福利，但這對於維持一方的安定仍是不足的，於是在海滄大量無主房源和貧弱家庭，他們通過與新移民的弱弱聯合而得以在亂世中保全性命。他們通過互相幫扶和建立姻親關係達到共度難關的目的，這也是當時民不聊生的社會環境所引發的自適應反射。
鐘山村的信仰中心，水美宮王爺信仰，2019年12月14日送王船籌備中
這種現象在歷史上也非孤立案例，在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等時期也同樣存在於海滄，甚至整個閩南，只是當時地廣人稀，不同姓氏的家庭得以相對隔離發展，從而衍生出不同大小的社，而到了100年前，人口聚集度已經高於以前，不同姓氏之間無法以宗族為紐帶形成聚居點，而只能以信仰作為村莊的向心力約束，這也是為什麼與海滄境地相似的閩南沿海信仰能夠經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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