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人被稱為"中國的猶太人"，天生會做生意。
溫州，已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名詞，而且還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的象徵。
這裡的人們從小就確立了賺錢致富的志向，他們立志要當老闆，成為能夠真正挺起腰桿的有錢的中國人。
他們執著於賺錢、自立自強、敢想敢幹、艱苦創業、永不言敗；他們四海為家，敢為人先，有市場的地方就有我，有我的地方就能拓出一片市場；他們白手起家,運籌帷幄，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調動資金和商品，為國家的富強、為自我的發展承擔一份責任。
溫州人的膽識和智慧、冒險精神和文化基因，讓中國和世界刮目相看。
那麼,是什麼造就了溫州人?是什麼使溫州人成了特殊的創業群體?
同樣是中國人,同樣的社會制度,同樣的教育制度,同樣的開放政策,溫州一不是特區,二沒有多少華僑,近代也沒有被劃為租界，根本沒有深圳、廣州、上海的優勢。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使溫州人從中華民族中脫穎而出?
原來，是溫州的風水所致！
要了解這一點，就不能不提到風水學祖師郭璞。
郭璞：(276年-324年)，字景純，山西聞喜人，是晉代著名學者和文學家。《晉書.本傳》說他精通五行、天文、卜筮之術。在中國文化史上，郭璞是一位不可忽視的重要人物，他不僅為發展遊仙詩、山水賦做出重大貢獻，而且為發展訓詁學、神話學立下汗馬功勞。故他在學術界素有詩人、辭賦家、語言學家，神話學家之桂冠。
郭璞是歷史上第一個給風水定義的人，“風水”一詞最早就是見郭璞所著的《葬書》，他在書中說：“葬者，乘生氣也。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故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後人都視郭璞為風水史上之鼻祖。
郭璞的風水論，是以陰陽為根本，以“生氣論”為核心，以藏風、得水為條件，他強烈“氣”的動與靜相對平衡，有機結合，才能有生氣，才是較為理想的風水環境。
那麼，溫州和郭璞之間有何關聯呢？
歷史上溫州的建城是由東晉郭璞所設計，據明朝嘉靖《溫州府志》記載，溫州在晉明帝太寧元年（公元323年）決定修建郡城時，恰巧郭璞客寓溫州，故請他“為卜郡城。”。
溫州郡的城建，按風水原理，應建在甌江北岸，坐北朝南，象現今的杭州一樣。
郭璞經過實地堪察，對南北兩岸的土壤取樣比較，發現同等容器的土壤，北岸的土輕，南岸的土重，遂決定建在南岸。
郭璞當時登上南岸的“西郭山”（今郭公山），“見數峰錯立，狀如北斗，華蓋山鎖鬥口，謂父老曰：若城繞山外，當驟富盛。但不免兵戈水火。城于山，則寇不入鬥，可長保安逸。因城于山，號斗城。”
其中華蓋、松臺，海壇，西郭四山是北斗的“斗魁”（北斗的四顆鬥星稱魁），積穀，翠微、仁王三山象“鬥構”（斗柄三星稱構）。另外的黃土，靈官二山則是輔弼。
他又設計在城內開鑿二十八口水井，象徵天上的二十八星宿，以解決城內人民的用水。郭璞還考慮到如果發生戰爭，城池被包圍，斷了飲水，更在城內開五個水潭，各潭與河通，最後注入甌江。郭璞說是“城內五水配於五行，遇潦不溢”。
距離郭璞七百多年後，北宋的方臘聚眾起義，勢不可擋，起義軍三個月內接連攻陷今建德、歙縣、杭州、金華、衢縣、麗水六縣市，但起義軍挾其聲威，圍困溫州四十餘日，始終不能破城，只得撤軍。
到明朝嘉靖年間，倭冦屢屢侵犯我沿海今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各地，攻陷城池無數，嘉靖三十四年（1535）攻入杭州，燒燬雷峰塔。
溫州自嘉靖三十一年至四十二年（1552～1563）的十一年中，共六次遭受倭冦侵犯，但都未能攻入城內，只好在鄉間到處搶劫虜掠。除了守城軍民頑強抵抗，郭璞斗城的設計，具有科學的預見性，恐怕也有很大功勞。郭璞的設計， 構思巧妙，通過北斗、二十八宿和五行等，體現天人合一的思想，兼顧軍事安全，保證人民安居樂業，不愧為人居與生態環境協調的堪輿佳作，對現代城市規劃設想仍有借鑑意義。
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文化巨人梁啟超說：“大而經濟、心性、心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畫、遊戲之末，幾無一不與地理有密切關係。天然力影響於人事者，不亦偉耶，不亦偉耶！”地域對人群的集體意識影響太大了：“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
所以，特定的地域形勢，必然會產生特定的磁場、微波場、特定的帶電粒子組合以及相應的場運動形態，從而對該地域人群的身體尤其是大腦產生影響。“風”包括空氣、粒子、磁場、微波等所有電磁波，“水”包括水、粒子運動、電磁傳播、能量聚集與發散。
風，看不見，但確實有。水，其性流動，風水就是看不見的物質在流動，它能影響人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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