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要数天津、武汉、上海这三个地方难唱戏，其间又数天津最难对付，不是很红的角儿是不敢到天津唱戏的。这是因为天津的京剧票友太多了，懂戏的行家自然也就多了。其时，上自清朝溥仪及皇室旧臣，下至贩夫走卒、平民百姓，没有不爱听戏的。况且天津也有租界，相对比较安全，起码军阀混战的战火不会烧到租界里去。因此，大凡北方的清末遗老遗少、八旗子弟、北洋军阀时代的旧军阀旧官僚、失意落拓的旧文人，在清末民初那些天下大乱的时代，不是往大连跑就是往天津跑。
北京的政治风浪太大，近在咫尺的天津租界就成了他们的避风港与清心养性的后花园，所以天津汇聚了差不多整个北方的旧家望族。其中除了末代皇帝溥仪及皇室成员之外，还有“钢杆保皇派”张勋和张彪，下了台的徐世昌、徐世章兄弟，袁世凯留下的七大姑八大姨，以及地方实力派周学熙、冯国璋、张镇芳、张作霖等，无不把大批家眷安顿在天津，就连西北军的一些将领，也向租界里“伸一只脚”，留条退路。直到日本鬼子打过来，天津租界也不安全了，便有一部分人逃离天津，跑入上海的租界，那是后话。
天津的租界里汇聚了那么多有钱人，又大多是吃饱了饭没事干,于是以打麻将和看戏为消遣。有的人起初看戏是消磨时光，后来上了瘾成了兴趣爱好，最后甚至以此为生，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票友多、行家多的局面。其中，涌现出了天津第一名票夏山楼主（韩慎先先生）这样的京剧票友，凡是到天津来唱戏的角儿，没有不去夏山楼主那儿拜客的。
这样，对来天津唱戏的角儿要求自然就高了，况且天津人爱“扎堆儿”起哄，凑热闹。戏唱得稍有差池，只要有一个人带头一闹，全场就会跟着起哄，丝毫不留面子，一片都是喝倒彩的嚷嚷声“这是演的嘛”“谁教的”“打折头’’‘‘退票！退票’’‘‘这是往哪里走呀”……尽显“卫嘴子”的能耐。演员一旦出了岔子被哄下台那种狼狈，那种羞辱，是难以承受得了的。所以若不是有板有眼的主儿，是不敢到天津唱戏的。
武汉人眼光也厉害，对戏也很挑剔。大概是因为京剧有些剧目是从汉剧移植过去的，当地人知其根源，所以也容易看出问题，不是那么好“唬”弄的。
再就是上海了。首先是戏唱的时间长，这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所以体力不强的就难过此关。况且越是名角越是目标大，各种应酬也多，人得不到休息还要连续唱一个月的戏，一般角儿无法应付下来。所以许多演员就抽鸦片，大概想以此来提精神，但一抽就上瘾，反而害了演员。到上海一唱就是一个月的规，不知是谁弄出来的，老板们只知赚钱，实际上对角儿伤害不浅。
另外是上海流氓多，开戏馆的人十有八九与流氓有勾搭。流氓们敲起竹杠来，北方的角儿们都吃不消，万一得罪了这些流氓，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比如你上馆子吃饭，他们就会往你桌上扔个粪口袋……尤其是坤角（唱旦角的女演员），一旦唱红了，便会惹来流氓的争风吃醋，明争暗抢，闹得剑拔弩，凶险万状。人若是长得有姿色，麻烦事更多。所以坤角们除上门拜客外，还要忙着找“干爹”，实则是找个靠山，关键时刻能为之解围。有的坤角竟找了好几个“干爹”，可见其处境之难。
其实北京的观众也不是好对付的，只是北京的民风比较淳厚，演员出了岔子最多给你起个绰号，不会叫你过分地难堪。但这绰号起得也挺“损”，叫你哭笑不得。 记得杨宝忠曾获一个“吐面老生”的绰号。那是因为有一次他在《南天门》中唱老生，扮演男佣人陪主人家的小姐逃难。两人走到台上，小姐唱了一句“急急忙忙走得慌”，男佣人应接唱下一句“虎口里逃出两只羊”，谁知他“两只羊”刚了出口，就“哇”的一声在台上吐了一地，台下“哗”地乱成一片，戏就唱不下去了。
原来梨园行有经验的角儿，晚上若有演出，是不吃晚饭的，因为吃饱了唱的时候就“压得慌”。只是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吃点点心，而杨宝忠那时刚“出道”，经验不足，上场前刚吃了一大碗炸酱面。而且吃得太饱，所以上台一用力，便把一大碗面全吐在台上了，从此一项“吐面老生”的帽子就扣在了他的脑袋上。
王少卿也有一个绰号叫“王跺钉”，也是北京的戏迷给起的。说的是王少卿有一次在北京演《四郎探母》时，中间有个腾空翻的动作叫“吊毛”。谁知他老兄一个筋斗翻过去，落地后就站不起起来了，北京话叫“跺”在那儿了，原来是把脖子“杵”了。因此唤他叫“王跺钉”，是说他像钉子一样扎在台上纹丝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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