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被譽為“文獻名邦”，不僅在於歷史悠久、文化遺產豐富，更在於莆田歷史上科舉鼎盛，人才薈萃，累代共出進士2482人、文武狀元21人、宰輔17人，演繹了中國科舉史上莆田讀書人宏大的命運交響曲。
金字牌匾
“開莆來學”
“莆田科舉鼎盛、人才薈萃的背後，離不開鄭氏三兄弟的‘開莆來學’。”莆田市圖書館副館長張翔說，南朝時，鄭露、鄭莊、鄭淑三兄弟遷徙到莆田，創辦“湖山書堂”，教讀子弟，傳授文化，開創了莆田文化教育之先河，使莆田重教興學氛圍日漸濃厚，為後來莆田“十室九書堂，龍門半天下”打下了基礎。
自從鄭氏“開莆來學”，“家貧子讀書”在莆田蔚然成風，好學苦讀的莆田學子，在歷代科舉中演繹各種科舉奇觀，誕生過2482個進士，21個文武狀元，17個宰輔，70多個尚書、侍郎。
“‘一門九刺史’，是指唐代莆田林氏先祖林披生有九子，他們均官居刺史，因此世稱‘九牧林家’。”林氏後裔、莆田荔城區文聯主席林春榮介紹說，在莆田科舉史上，林氏累代共有進士320多人，蔚為奇觀。故時人有“無林不開榜”之佳話。
宋代是莆田科舉文化鼎盛時期。其間，興化人物大批湧現，充溢史冊，如北宋名臣蔡襄，愛國宰相葉顒、陳俊卿，民族英雄陳文龍，大詩詞家劉克莊，理學家林光朝等。
宋熙寧九年(1076年)，莆田人徐鐸與兄徐銳同榜進士，徐鐸為狀元及第，時有“龍虎榜頭孫繼祖，鳳凰池上弟連兄”之稱。同年，中國科舉史上第一位可考證的武狀元被莆田人薛奕摘得，莆田人徐鐸和薛奕同年文武狀元及第，宋神宗因而賜詩讚曰：“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
東陽村十一進士
宋紹興八年(1138年)莆田人黃公度狀元及第，同邑陳俊卿榜眼及第，當時有“枌榆未五里，魁亞佔雙標”之贊。此科還出現“四異同科”佳話，即莆田人黃公度為榜魁(狀元)；陳俊卿為亞魁(榜眼)；林鄧73歲年最長，為榜尊；龔茂良18歲年最少，為榜幼。當時地處偏僻地帶的莆田，魁、亞聯登，“四異同科”，成為京城街頭巷尾熱議的話題。
“明代莆仙有進士554人，其中超300人官居四品以上。”據林春榮介紹，莆田科舉文化的另一個鼎盛時期出現在明代，並且重臣高官迭出，曾出現“六部尚書佔五部”的奇特現象。
莆田科舉文化之盛，歷代頗受讚譽：宋真宗敕書有“閩越之地，鄒魯之儒”之稱，宋度宗盛讚“莆，文獻之邦也”，王安石豔羨“興化多進士”，朱熹感嘆“莆田人物之盛”，乾隆評論興化“科甲冠八閩”……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莆田知縣徐執策在今荔城區縣巷南北兩端分別建豎“海濱鄒魯”和“莆陽文獻”兩座木坊；明萬曆十六年(1588年)，莆田知縣孫繼有將二坊改名為“文獻名邦”和“壺蘭雄邑”。“莆田‘文獻名邦’之美譽也因此得名。”張翔說。
莆陽巷陌的科舉印記
燦爛的科舉文化，不僅留下許多科舉佳話，散落在莆田各處依然軒昂的士大夫宅第或老舊古牌坊，也為這座城市烙上了有跡可循的科舉文化印記。
在秀嶼區平海鎮平海村，一道“進士坊”歷經數百年的風雨侵蝕，依然巍然屹立，成為見證莆田重教興學的一道風景線。據村中老人介紹，“進士坊”修建於明嘉靖二年(1523)，當時末科進士黃杭為振興家鄉教育，毅然回到平海講學，地方官為表彰此舉特地撥款建造了這塊“進士坊”。“莆田曾是有名的‘牌坊之鄉’，見證科舉之鼎盛的牌坊更是不計其數。”張翔說。
荔城區拱辰街道東陽村是“科甲騰芳之鄉”，自明初御史陳道潛來此定居開始，逐漸形成群落。村裡的明清古民居建築群是莆田現存的科舉文化“活化石”，被列為莆田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見證了當地科舉文化發達的歷史。
“當年最大的一座宅邸，有120間房屋，民間俗稱‘百廿間’大厝。”陳氏後人、東陽村老體協負責人陳慶育對這些古民居和背後的往事如數家珍，“陳氏族人潛心向學，在科舉時代人才輩出，在外為官幾十年後，榮歸故里建起大宅。”陳慶育說，據統計，僅在明清兩代，東陽村就考中了11名進士、28名舉人，還出現過“三世五進士”“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皆進士等科舉盛況。官宦人家多了，村裡士大夫宅第鱗次櫛比，包括御史第、司馬第、德基祠等具有代表性的建築。
莆田舊城區的6條古街，不僅是明、清、民國時期莆田縣城的中心，也是明清兩代官宅的聚集地，大宗伯第、林揚祖故居、彭鵬故居等均匯聚於此，並且至今保存尚好。
坐落於廟前街牌坊一側的大宗伯第，建成於公元1592年，是明代禮部尚書陳經邦的故居。從出生就住在這裡的80歲老人陳光宇介紹說，這座宅第按明制一品官府第規格建構，原有五進五開間三廳六房共120間。如今仍尚存完整的有裡外大門和前三進大廳，正房及兩旁的廂廳、廂房。“雖然沒有完全保留下來，但這宅子是我國現存明代較完整的命官宅第典型建築，成為研究明代品官居宅的實物資料。”陳光宇老人說，因此，大宗伯第算是這裡的一個地標性建築，幾乎每天都有人前來參觀、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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