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南宋後期，理學被皇帝欽定為官學，影響了此後幾百年的社會正統思潮，這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人物就是魏了翁。魏了翁在朝中任職之時，程朱理學已經被定為了偽學，故在朝中為官者，少有人會談論理學觀念，而魏了翁卻勇敢地站了出來給皇帝上奏摺，要求確立理學的地位。這樣的勇氣在那種環境確實難能可貴，也正因如此，魏了翁成為了理學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首先要聊一下魏了翁為什麼要叫這樣一個名字，張端義《貴耳集》中有如下記載：“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晝寢，夢有人朝服入其臥內，因問為誰，答曰‘陳了翁’。覺而鶴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第，後兩甲子，鶴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節，相似處極多。”魏了翁的母親懷孕時，某天他父親做了個夢，夢見有位穿官服的人走進了他的臥室，他問這人叫什麼，那人說叫陳了翁。其父睡醒後，魏了翁就出生了，於是“了翁”二字就成為了這個孩子的名。這位陳了翁當年的科考成績是第三名，120年後，魏了翁也考中了進士，巧合的是，竟然也是第三名。
魏了翁撰《鶴山文鈔》三十二卷，清同治十三年望三益齋刻本，書牌
魏了翁撰《鶴山文鈔》三十二卷，清同治十三年望三益齋刻本，卷首
其實不僅如此，魏了翁的脾氣秉性及很多詩集等都跟陳了翁相似，不知這是不是就是所謂的脫胎轉世。也許這麼想很宿命，但事實確實如此。當年魏了翁赴京考試，他的殿試成績本是第一名，但因為他所寫的《策論》中談到了那時人人忌諱的理學，所以他被壓到了第三名。對於此事，魏了翁在《四川茶馬司於辦公事韓甲墓誌銘》中說：“奏入有司第，某為第一。尋置之第三，恩數仍視首選甲科。”看來，他是第三名的命即使考中了狀元，也會被打回原形。
魏了翁因為在考卷中談到了理學才被壓到了第三名，以我想來，理學在那時候的氛圍，魏了翁當然知道，他這麼做，必然是有意為之，寧可犧牲“狀元”這個美名，他也要表達自己的思想，這個思想的來由當然有所傳授。
宋開禧元年，魏了翁在京城結識了李燔和輔廣，這二人都是朱熹的門人，他們的所講讓魏了翁大感興趣。在此之前，魏了翁喜歡吟詩作賦，等他認識了李燔和輔廣後，感覺到“便覺記覽詞章皆不足以為學”，於是乎，他就放棄了以往的所謂學問，專心致志地讀朱熹的著作。
魏了翁撰《儀禮要義》五十卷，清光緒十年江蘇書局刻五經要義本，書牌
魏了翁撰《儀禮要義》五十卷，清光緒十年江蘇書局刻五經要義本，卷首
這位輔廣在《宋史》中無傳，而《宋元學案》卷六中有《潛庵學案》，而“潛庵”就是輔廣的號。“慶元學禁”時，朱熹門人的弟子都躲避了起來，唯有輔廣繼續講學，他的這個做法受到了朱熹的誇讚：“當此時立得腳定者甚難，惟漢卿風力稍勁。”看來輔廣對理學的信仰是如此的堅定，無論遇到任何情況，他都不為所動，而魏了翁能夠遇到這樣的理學人物，當然會受到很大的感染，魏在《答朱擇善》中說：“甲子、乙丑年間，與輔漢卿、李公晦邂逅于都城，即招二公，時時同看朱子諸書。”“漢卿”就是輔廣的字，看來輔廣對魏了翁的理學傳播印象深刻。
魏了翁遇到輔廣、李燔二人後，就跟他們一起學習朱子的著作，魏了翁在《朱文公語類序》中又說：“開禧中，餘始識輔漢卿于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語言文字。每過餘，相與熟複誦味，輒移晷弗去。”
魏了翁誇讚輔廣說，他跟從朱熹時間最久，所以學到了不少朱子的觀念，魏每次見到輔廣都向其請教朱子的學問，而輔廣的講授也讓魏忘記了時間。由此可知，魏對理學的觀念是何等的痴迷。
由這段記載可知，魏了翁是考中進士後才開始學習理學者，他考中進士的時間是慶元五年，此時距他認識李燔和輔廣早了六年。如此說來，魏了翁在考進士時，還沒有真正接觸過理學，那為什麼他的考卷中卻出現了理學觀念？這真是件奇怪的事，因為《宋史》本傳中也說：“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而魏了翁在《宋二兄三兄赴廷對》一詩中，也提到了他因為在考卷中談到了理學觀念而被貶為第三名的事情：
天子龍飛春，了翁對軒陛。
柄臣方擅朝，黨論如鼎沸。
軋軋不能休，一揮三千字。
植治貴和平，用人戒偏陂。
天子擢第一，期以風有位。
尋置之三人，仍詔恩禮視。
如此說來，魏了翁在此之前對理學就有了一定的瞭解，否則他不可能把此事寫入考卷中。那既然如此，為何在他考中進士後的第六年才開始接觸理學呢？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只能等專家們尋找出更多的史料來再說了。
魏了翁撰《周易要義》十卷，清光緒十二年江蘇書局刻本，書牌
魏了翁撰《周易要義》十卷，清光緒十二年江蘇書局刻本，卷首
魏了翁撰《周易要義》十卷，清光緒十二年江蘇書局刻本，首卷第一頁
魏了翁經過一番學習，他對程朱理學的觀念終於有了深入的瞭解，然而他了解的越多卻越發現了理學的一些弊端，他在《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中說：“自比歲以來，不惟諸儒之祠佈滿郡國，而諸儒之書，家藏人誦，乃有剽竊語言，襲義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為規取利祿計。此又餘所懼焉者。”
經過魏了翁等人的努力，程朱理學漸漸成為了社會的主流，而跟風的人又人人講起了理義，但是少有人去認真學習其中的思想，大多就是靠這個來博得名聲和實惠，而後他又說：“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精體實踐，則徒為談辯文乘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見活精神也。”
魏了翁對此大感不滿，於是他開始反思程朱理學中的弊端，他覺得似乎陸九淵的心學更能發明本心，並且學起來也並不複雜，於是他的學術觀念漸漸地由程朱理學轉向了陸九淵的心學，賈順先在《宋明理學新探》一書中說：“魏了翁哲學的發展過程，是先接受了朱熹的客觀唯心主義理學思想，後又將朱熹的哲學和陸學相糅合，最後轉到以心學為主的立場上去的。”
魏了翁撰《周禮折衷》四卷，清同治十三年望三益齋刻本
魏了翁撰《周禮折衷》六卷，清翻康熙間晚翠堂刻本
由這段話可知，魏了翁雖然由理學轉向了心學，但他並不是徹底地拋棄了程朱觀念，而是將此進行了有價值的吸收，他將程朱理學觀融入了心學之中。為什麼說魏了翁對理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這要從當時的社會環境聊起。
宋慶元年間，朝中的高官趙汝愚和韓侂冑各代表一派，互相傾軋。趙汝愚當宰相時，重用了朱熹等許多理學家；而韓侂冑因為是外戚的關係，再加上他擁立寧宗登基有功，於是他成為了皇帝的龐臣，而趙汝愚所重用的理學派則受到了全面的打擊，因為朝官之間的鬥爭，程朱理學被定為了偽學，並且將朱熹等59人判定為逆黨，這就是著名的“慶元學禁”。
宋開禧年間，韓侂冑率兵發動對金的戰爭，因準備不充分，最終戰敗，韓侂冑被史彌遠所殺。嘉定元年，史彌遠當上了宰相，擁護韓侂冑的主戰派人物受到了打擊，到此時，已經壓抑了20多年的理學，終於又重新抬頭。但史彌遠是名義上提倡理學，而暗裡卻予以打壓。史彌遠去世後，魏了翁與真德秀被召入朝中，之後魏當上了禮部尚書，而後又轉任隸部尚書，他決定要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替理學證明。
宋嘉定九年，魏了翁給皇帝上了奏摺，他請求為周敦頤賜諡號，他在奏摺中寫到：“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敦頤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誦其遺文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又有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其學益以大振。雖三人皆不及大用於時，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其於一代之治亂，萬世之明闇所關，蓋甚不淺。”
魏了翁在奏摺中大誇周敦頤的價值，他首先講到了儒學的道統，他稱：從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後來的孔、孟，直到此前的隋唐，國家都是遵從儒學，但到了宋朝，儒學卻衰落了下來，而周敦頤站出來奮力疾呼，終於讓人們認識到了理學的價值所在，這也正說明周敦頤是孔、孟以來的正統傳人。而後他在奏摺中又提到了二程，他說二程又是周敦頤的正傳，這三位對於正人心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因此，他要求皇帝能給這三位賜諡號。
魏了翁撰《師友雅言》清同治十三年望三益齋刻本
看來，魏了翁的這個請求沒有得到皇帝的批准。於是他轉年又再次給皇帝上奏摺，仍然提出了這個要求，他在這份奏摺中又強調了周、程思想的重要性：“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
而這第二次的請求也沒有得到批准，魏了翁依然不氣餒，他堅持不懈地提出這個要求，終於在三年之後，也就是在嘉定十三年，皇帝正式賜諡給這三位：周敦頤的諡號是“元公”，程顥的諡號為“純公”，程頤的諡號為“正公”。
雖然只是給這三位理學家賜諡，但後世學者卻對此看得極為重要，比如賈順先在《宋明理學新探》中說：“周敦頤和二程的學術地位，便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認，這在理學發展史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這個轉折為程朱理學成為南宋後期的官方統治哲學，並一直被歷代的統治階級所尊崇，起了先導的作用。”
這件事為什麼有如此重大的意義呢？其實在此前的嘉定二年，皇帝就已經賜諡朱熹為“文公”，而嘉定八年則賜諡張栻為“宣公”，嘉定九年賜諡呂祖謙為“成公”等等。既然這些理學大家此前都得以賜諡，那為什麼幾年後的魏了翁為周敦頤和二程請求賜諡的意義重大呢？這是因為按照古代的諡法，賜諡者歷來有品秩限制，之前的朱熹、張栻及呂祖謙，本來他們就是朝官，所以他們得到賜諡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周敦頤與二程只任過低級官員，他們能得到賜諡，確實很不容易。
餘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朝中的官員因為前期對理學的打擊，所以大多數官員都對給理學家賜諡這件事心有餘悸，所以魏了翁的要求一直得不到眾人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魏了翁一次次地提出這個請求，並且他還在各種文章中宣講周敦頤及二程的思想價值，比如他在《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中說：“不有周、程諸子為圖、為書，振聾發瞽，如是而為極、為儀、為性命、為仁義禮智、為陰陽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窮理致知之要，則人將泯泯憒憒，無所於聞。”魏了翁認為，如果沒有這三位前賢，今天的人就不懂得仁、義、禮、智。
經過魏了翁的一番努力，這三位前賢終於得到了諡號，魏也很是高興，皇帝后來把賜諡的詔書附件給了魏了翁，魏為了篇諡誥做了篇序言，而後刻版廣為流傳，終於使得理學在社會上受到了廣泛重視，這也正是魏了翁為理學的傳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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