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内外事务上都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周恩来总理在政治、外交活动中展现的人格魅力另无数人敬仰。然而他对于新中国美术事业的支持和鼓舞也是巨大的。可以说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很多优秀美术作品都是在他的鼓励、保护和领导下完成的。

抗战初期的周恩来

连环画

周恩来对于新中国的连环画事业十分关心，并且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鼓励。1951年9月5日，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了，这是全国第一家中央直属的美术专业出版单位。周恩来亲自为人民美术出版社题写社名，这也是他唯一一次为出版单位提名。周总理一再教导，不要忘记了前面两个字“人民”一定要为广大人民服务。

1951年周恩来为人民美术出版社题写的社名

经过筹备，很快就成立了连环画编辑室，由姜维朴具体负责。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连环画，有反映儿童生活的《我要读书》等，古典题材的《水浒传》《西厢记》《孔雀东南飞》《东郭先生》《武松打虎》《梁祝》，以及反映现实题材的《志愿军画传》等。这些连环画出版物很受读者欢迎，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不仅是孩子看，更多是青年和大入看，还有一些被翻译成外文。

周恩来在飞机上阅读《民族画报》

1959年——1961年，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加上“左”的思想“浮夸风”的影响，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工作受到很大阻碍，工作也面临困境，《达吉和她的父亲》以及《胆剑篇》因受到争议不得不停顿。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于1961年6月19日年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发表了《对在京地 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这些讲话对文艺工作的形势和任务，都作了系统的分析和重要指示，深刻地批判了‘左’的思潮，鼓励文艺工作者要大胆解放思想。并举例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彤都很好，反驳了那些指责该作品宣扬了人性论的言论。他还肯定了《胆剑篇》，鼓励曹偶还要大胆创作。

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和文艺工作者游香山时合影

“文革”后，连环画出版事业受到很大打击，只允许编绘样板戏，图书阵地一片荒芜。1970年9月17日、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两次接见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再要求出版单位尽快恢复业务。1971年3月15日，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四个月时间里，周总理两次接见代表，并对连环画出版工作做出指示。1971年4月12日，周总理在李先念、吴庆同等的陪同下接了见会议部分代表30余人。

连环画《鸡毛信》书影

他鼓励大家要站出来工作：“现在群众没有书看，孩子们没有书看，任务紧急呀！”会议期间人民美术出版社提出了恢复《连环画报》出版的报告，得到总理的认可。这部1960年停刊的中国惟一的连环画专业刊物，终于在1973年复刊。同时，在周恩来讲话精神的支持下，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新编了一批作品，《黄继光》《一块银元》《金光大道》《红旗渠》《列宁在1918年》《铁人王进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鸡毛信》《岳飞传》等深受欢迎，甚至供不应求。

1957年5月14日周恩来在北京画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传统艺术

周恩来也十分关心中国的工艺美术及民间美术事业。建国初年，他就指示要了解全国有多少民间艺人，怎样安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1953年即派工作组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1956年3月，毛泽东在听取了有关手工业的汇报后指出要重视工艺美术，保护民间老艺人。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台集会议。于是，1956年11月1日，在周思来的支持和指导下，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1961年，中央工艺美院染织系教师新疆喀什调研收集整理图案，右起常沙娜、李永平、温练昌、朱军山

1967年1月，周思来指出，我国工艺美术事业，无论从商品供应、人民生活需要、出口等方面来说，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条重要的战线，工作是有成绩的，是一条红线。同年4月，周思来又指出，要很好地理解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的方针，传统文化不能一概否定。1971年4月，周恩来更强调指出，我国传统的手工艺是群众的智慧，是劳动人民的最大才能。要提倡手工艺，要把它搞上去，换取外汇。手工艺大有前途。

王珣《伯远帖》局部

文物古迹

周恩来对于艺术、艺术品的重视和了解是十分全面的。1951年，原清官收藏的珍贵法帖——《中秋帖》和《伯远帖》在几经转卖之后面临流失海外的危险。这两件法帖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和王珣的墨迹，被历代收藏家奉为珍品。清代乾隆帝十分看重这两件作品，它们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并称“三希堂法帖”。1949年前，王羲之的《快雪时睛帖》被劫往台湾。另外两个法帖——《中秋帖》与《伯远帖》，在清朝末年流出故宫，全国解放前，又被一个叫郭昭俊的人带到香港，抵押在一个英国人手里。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有关单位，一定要把这两件珍贵文物抢救回祖国。

五代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最终在他的关怀和指示下，经过国家文物同等有关单位多方交涉，《中秋帖入《伯远帖》两个法帖终于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被故宫博物院收藏。不仅如此，解放前流失在海外的许多珍贵文物都被陆续抢救回国。据统计，仅书画一类就购回了40余件。其中就包括唐朝韩滉的《五牛图》、五代董源的《潇湘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朝马远的《踏歌图》等美术史上极受重视的珍品。

也是在1951年，当周恩来参观过敦煌艺术展并听到常书鸿报告的敦煌莫高窟亟待抢修的情况后，就指示为敦煌拨款2亿元（约合现在人民币2万）。

1973年9月周恩来参观云冈石窟

1973年周恩来陪同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大同云冈石窟，当他得知修复工程列入了十年计划时，十分焦心，立即要求有关部门在三年内完成修复的工作。后来周总理病重卧床，在病中依旧挂记着云冈石窟的修复工作。修复了5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期木结构窟檐，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莫高窟进行的第一次抢救性的维修工程。1962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会议。

1973年10月，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参观洛阳龙门石窟

会上，赴敦煌考察论证的专家学者们和常书鸿向周恩来全面汇报了敦煌莫高窟的情况和抢修的具体方案，当时，国家财力特别困难，但周恩来仍然果断作出决定，批淮拨巨额专款100万元，一步到位，用于大规模抢修敦煌莫高窟，实施保护工程。在“文革”中，他还亲自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这才使得莫高窟免于一场大劫难！

周恩来参观人民大会堂设计模型

周总理为新中国美术事业所做的付出和努力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在“大跃进”时期一针见血的指出艺术的创作需要遵循艺术的规律，要创作高“质”的作品而不是盲目追求“量”；在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上，提出“水天一色”的方案，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的关怀；对于人民币的图案设计，提出了“券面主景画农妇年纪太苍老，要画得健康一些”、“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手中事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不恰当”、“汽车图样是我国装配的美式汽车，要改一下，免得外国入误会”等指示。

北京饭店

他将一批在“文革”中遭到批斗的画家集中起来，安排在北京饭店、北京国际俱乐部、民族饭店、钓鱼台因宾馆等宾馆创作“宾馆画”一方面在特殊时期保护了很多艺术家，另一方面也另我国的对外形象获得了巨大的改善。其中参与创作的就有李可染、吴作人、李苦禅、黄永玉、田世光、黄润华、宗其香、俞致贞、童寿平、黄育、李科、陶一清、关松房、许隘庐、彦涵、阿宅等享有盛誉的艺术家，仅李苦禅一人即无偿作画300余幅，宗其香完成180多幅。除了在社会事务中时刻关注美术的创作、发展事业，周恩来与众多艺术家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徐悲鸿、刘海粟、齐白石等等，他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和帮助。由于篇幅的原因在这里不作一一列举。

1951年，周恩来在颐和园

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周总理时时刻刻保持着冷静和理智，时时刻刻为人民大众和我国的钱途着想，坚定、果断又心怀温情。在经济与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当初他是如何在一次次的困境当中为我国的文艺事所做的付出和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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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王钰惠《丹青不了情——周恩来与20世纪的中国美术》

于曦蒸《“小人书”的伟大朋友——周恩来对中国连环画的贡献》

李万万《“周恩来与中国美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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