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獻指出，在4 世紀和8 世紀之間，“人物畫藝術經歷了一場劇變”。這裡暗示的是佛教藝術的介入。佛教藝術於5世紀前後在中國出現時，其表現形式屬於犍陀羅貴霜藝術，在盛行於新疆之後其勢頭已經減弱。這並不是說純印度的淵源已無處找尋。在桑吉，還有在印度中部和阿旃陀，這樣的特性被保存下來。但由亞歷山大的隨行人員在印度西南部建立的希臘人王朝帶來了希臘式的藝術。這種藝術的技巧和手法被用於新的宗教。它們賦予在犍陀羅諸省剛開始出現的佛教藝術以外在形式、人像造型、人物類型和大半的裝飾。
《引路菩薩圖》（敦煌絹畫）
曾在境內外風行的希臘式藝術已趨於衰亡。佛教發現這種藝術隨時準備與新的宗教會合去進行波瀾壯闊的新徵程。這個新徵程貫穿整個遠東，一直到達太平洋沿岸。在印度以外的地方，這個征程還一度與薩珊王朝的波斯和大夏接觸。佛教藝術既受希臘式藝術的影響，也混合了在遠東立足的分散文明的各種難以分清的元素。它從那裡散佈到新疆的各個角落。
德國人格律威代爾和馮·勒科克的多次遠征、英國人奧里爾·斯坦因的兩次遠征和法國人佩利奧特的遠征（其實就是大肆挖掘和盜運，使我國大量的珍貴文物流失海外） ，他們的挖掘工作使我們今天能知道在曾佈滿繁忙城市的一長串綠洲中，佛教藝術逐步形成像其在遠東所呈現的那麼成熟的作品。它在這裡得到了高度發展。吐魯番木頭溝寺院大量壁畫中的佛陀和菩薩形象都有著氣勢恢宏的佈局。佛陀和菩薩在中國和日本的造型藝術中完全保留了下來。與此同時，各種影響的衝突一直存在。有時候印度風格佔上風，比如在和田；其他時候則是源自小亞細亞的閃米特風格和元素盛行，就像在中亞的米蘭所看到的；最後在敦煌，那裡的佛教藝術幾乎完全是中國風格的。
《樹下說法圖》（敦煌絹畫）
由斯坦因和佩利奧特的遠征隊從敦煌帶回的繪畫作品，使我們認識到中國藝術的特性對佛教藝術產生的影響。這是別無他法的，佛教藝術只能與在顧愷之繪畫中顯現的藝術傾向相結合。曾受希臘式藝術技巧培育的畫家用毛筆畫畫了，沉醉於富有節奏的流暢線條以及在新疆的壁畫中所看到的超常和諧和優美比例的展示。也許通過與中國的接觸（中國畫家自己也在探索新的表現方式），可能是通過兩種影響的結合，佛教藝術在唐朝初期給予我們更多的種類，其簡練而強有力的形象具有一種新的特性。
本文節選自“儒蓮獎”獲獎作品 ，(法) 拉斐爾·佩初茲著 ，《西方視野裡的中國畫家》，中信出版社, 2019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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