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Rachel Nuwer ｜利維坦（ID: liweitan2014）
電影《時間規劃局》（In Time，2011）劇照。© Medium
利維坦按：
很不幸，我們的耳朵是被動的，這意味著它一生要聽到很多不想聽到的信息：比如，你的死期。當然，這只是一個頗有深意的假設。記得看過一個美國調查（找不到出處了），好像90%以上的人不願意知道自己何時、以何種方式死亡。
誠如文章所言，如果個體得知自己的死期，其行為或許在放縱和自我反思之間反覆搖擺：這就是死亡恐懼的雙重施壓。試想，一旦這種預知死亡的模式被社會化，整個世界又會陷入何種境地呢？
你和你認識的每個人總有一天都會死去。根據一些心理學家的說法，這個令人不安的事實一直潛伏在我們的腦海中，並從根本上驅動著我們做每一件事，從選擇去教堂、茹素和健身，到激勵我們生育、寫書和創建公司。
對於健康的人來說，死亡通常潛伏在我們的思想深處，在潛意識層面上產生影響。費城兒童醫院（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的兒科醫生兼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倫理學家克里斯·費特納（Chris Feudtner）表示：“大多數時候，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都不會意識到死亡，也並不會多慮。我們更直接地關注眼前的事物。”
然而，如果死亡的不確定性消失了，會發生什麼呢？如果我們突然被告知死亡的確切日期和方式會怎樣？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但仔細考慮這個假設的場景可以讓我們瞭解個人和社會的動機，並提示我們如何最好地度過有限的生命。
©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首先，讓我們回想關於死亡如何影響現實世界行為的現有知識。正如紐約斯基德莫爾學院（Skidmore College）心理學教授謝爾登·所羅門（Sheldon Solomon）所說的那樣：“我們不過是呼吸著的、排便的、自覺的、隨時可能死亡的肉塊”，這樣的自我意識帶來了可能壓垮自身的焦慮和恐懼。20世紀80年代的心理學家就對人們如何應對此種焦慮及恐懼產生了興趣。
所羅門和他的同事為他們的發現創造了“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這一術語。該理論認為，人類接受一些文化構建的信念——例如，世界是有意義的，我們的生命是有價值的——是為了抵禦原本可能會使人嚇懵的存在主義恐懼。
在1000多個同行評審的實驗中，研究人員發現，我們被提醒將會死去時，會更加堅守基本的文化信仰，並努力提升自我價值感。我們也會更加捍衛自己的信仰，對任何威脅到它們的事情都表現出敵意。
即使是對死亡非常細微的提醒，比如電腦屏幕上閃現42.8毫秒的“死亡”一詞，或是交談時出現在視野之中的殯儀館——也足以引發行為變化。
（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11/j.1467-9280.1997.tb00429.x）
當我們想到死亡，我們會更加蔑視並粗魯對待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
這些變化是什麼樣子的呢？一想到死亡，我們就會更加善待那些在外貌、政治傾向、籍貫和宗教信仰上與我們相似的人。而對那些沒有這些相似之處的人，我們表現得更加輕蔑而粗魯。對認同我們世界觀的伴侶，我們會許下更深的承諾。我們更傾向於把票投給那些強有力的、有魅力的領導人，他們會煽動人們對外人的恐懼。
（psycnet.apa.org/doiLanding?doi=10.1037/0022-3514.58.2.308）
（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146167205282157）
（journals.sagepub.com/doi/10.1207/S15327957PSPR0701_2）
我們也變得更加虛無主義，飲酒、吸菸、購物和暴飲暴食，更少關注環境保護。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22103109002285?via%3Dihub）
（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11/1467-9280.00269）
如果每個人都突然知道他們死亡的日期和方式，社會可能會變得比現在更加種族主義、仇外，暴力，人們鼓吹戰爭、自我傷害和加重環境破壞。
然而，這並不是預先註定的。像所羅門這樣的研究人員最終希望，通過使人們意識到死亡焦慮所引發的廣泛的負面影響，我們或許能夠抵消這些消極面。
事實上，科學家已經記錄下了一些人們反抗這些普遍趨勢的例子。例如，韓國的佛教僧侶對死亡提醒就不會做出這樣的反應。
（www.ncbi.nlm.nih.gov/pubmed/28836803）
研究人員對一種被稱為“死亡反思”的思維方式進行了研究。他們還發現，要求人們不僅以普遍、抽象的方式思考死亡，還要具體地思考他們將如何死亡，以及死亡將對他們的家庭產生什麼影響，這樣的思考會引發迥異的反應。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變得更加無私，例如，不管社會是否需要獻血，人們都願意獻血。他們也更願意思考積極和消極事件在塑造他們生活中的作用。
（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54873）
考慮到這些發現，瞭解自己的死亡日期可能會讓我們更關注生活目標和社會關係，而不是本能地孤立自己。
薩爾茨堡大學（University of Salzburg）心理學教授伊娃·喬納斯（Eva Jonas）表示：“如果我們能宣傳一些技巧以幫助我們接受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並將這種意識融入我們的日常選擇和行為中。瞭解生命的稀缺性可能會讓我們更能意識到生命的價值，並發展出‘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的感覺，促進寬容和同情，並將防禦反應最小化。” 這一點尤其正確。
病態人格
不管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是好是壞，在個人層面上，對死亡認知做出的反應，會因個人的性格和關於死亡的具體情況而異。
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心理學助理教授勞拉·布萊基（Laura Blackie）說：“你越神經質、越焦慮，你對死亡就越感興趣，也就越不能專注於有意義的生活變化。
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被告知90歲時將在睡夢中平靜地死去，那麼你可能也不會做出劇烈反應，你可能會說，‘哦，那很好，繼續吧。’”
© Designspiration
然而，無論生命是在13歲還是113歲結束，對絕症患者的研究都能揭示出對死亡的典型反應。
費特納說，安寧緩和醫療（palliative care）的患者的思考通常會經歷兩個階段。首先，他們質疑診療結果的前提，質疑死亡是否是不可避免的，還是可以與之抗爭的。
之後，他們會思考如何充分利用剩下的時間。大多數人可分為兩類。他們要麼決定盡其所能戰勝疾病，要麼選擇反思自己的生活，花盡可能多的時間和所愛的人一起做能帶來快樂的事情。
如果我們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同樣的過程也可能發生。費特納指出：“即使你知道你還有60年可活，但你的壽命還是會以年、月、天為單位來衡量。當時間逐漸減少，死亡逼近並讓人不適，我想人們還是會朝著這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
尤其是在時日無多的時候，那些選擇延遲死亡的人可能會痴迷於如何倖存。那些知道自己註定要被淹死的人可能會不停地練習游泳，這樣他們才有機會與死神搏鬥，那些知道自己會死於交通事故的人可能會不惜一切代價避開車輛。
然而，另一些人可能會走相反的路——試圖用自己的方式結束生命來躲過所預言的死亡。在某種程度上，這將使他們能夠控制死亡過程。例如，喬納斯和同事發現，當要求人們想象他們會緩慢且痛苦地死於一種疾病時，那些被給予死亡自主選擇權的人會以自己選擇的方式來結束生命。這樣他們會感到更有掌控感，對死亡表現出較輕的焦慮，以及更小的防禦反應。
（www.scirp.org/journal/PaperInformation.aspx?PaperID=67928）
© CNN/Nancy Borowick
那些接受死亡的人可能也會有各種各樣的反應。有些人會充滿活力地充分利用他們擁有的時間，在創造、社會、科學和創業成就方面達到新高度。所羅門說：“我傾向於這麼認為，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會激發出我們最好的一面，會給我們心理上的自由，讓我們能夠為自己、為家人和群體做更多的事情。”
的確，從創傷倖存者那裡得到的有力證據表明，意識到自己時日無多可以激勵自我完善。 雖然很難收集這些人的基準數據，但許多人堅持認為，他們已經發生了深刻而積極的變化。布萊基說：“他們說自己更強大，更加註重精神世界，更能認識到積極的可能性，更能欣賞生活。他們開始意識到，‘哇，生命是短暫的，我總有一天會死去，我應該充分利用它。’”
（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002/per.1963）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最好的自己。相反，許多人可能會選擇退出生活，不再對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這不一定是因為他們懶惰，而是因為他們被一種生活無意義的感覺所席捲。正如殯儀業者凱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所說，“如果你知道自己將於明年6月去世，你還會寫這個專欄嗎?”（可能不會）。
我們的很多文化都是圍繞著避免死亡而設計的。
無意義感可能導致許多人放棄任何可能的健康生活方式。如果死亡是註定的， “我不會再吃有機食品了，我要喝普通可樂，不喝健怡可樂，也許我會嘗試一些藥物，一整天都吃夾餡麵包。我們的許多文化都是為了避開死亡、維護法律和秩序以遠離死亡而設計的。” 道蒂這樣說道。
不過，最有可能的是，大多數人會在精力充沛和虛無主義之間反覆橫跳：選擇一個星期“坐在家裡，將維滋牌乳酪醬撒在30包薄脆餅乾上，然後在網飛上觀看一集又一集《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然後下一週，按所羅門說，“去施食處當義工”。但是，無論我們處於哪個領域，即使是我們當中最聰明的人（尤其是在我們接近死亡日期時），有時也會變成“一座顫抖的廢墟”。
“改變是有壓力的，” 費特納說，“這裡我們討論的是從生至死這個過程中，一個人身上能發生的最大變化。”
對宗教的破壞
新的社會儀式和慣例可能會出現，我們可能會像慶祝生日一樣慶祝死亡之日。
實際上，無論我們生活在世界的哪個地方，我們的日常生活都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是我們知道自己何時、以何種方式死亡的結果。
更多的人可能會接受治療，這將發展出與死亡相關的專業分支領域。新的社會儀式和慣例可能會出現，
我們可能會像慶祝生日一樣慶祝死期，會倒計時我們所剩的日子，而不是順著數活了多久。現存的宗教信仰將被徹底動搖。人們自覺死期後，異教團體可能由此興起。“我們會開始崇拜這個告訴我們死期的系統嗎？向它獻出祭品？把我們的純真女兒送給它？”道蒂說，“這絕對會破壞宗教信仰。”
人際關係肯定也會受到影響。對許多人來說，找到與自己的死亡日期相近的人將成為必須要做的事，而專為尋找此種同類而設計的交友軟件將帶來便捷。
道蒂說：“對於死亡，人們通常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失去所愛之人。這往往比死亡本身更可怕。如果我89歲才死，為什麼我還想和一個40歲就死的人在一起？”
© CNN/Nancy Borowick
類似地，如果可以從生物樣本中確定死亡日期，一些父母可能會決定打掉註定早逝的胎兒，以避免失去孩子的痛苦。另一些人如果知道自己活不過一定的年齡，可能會選擇不要孩子，或者相反，儘早多生孩子。
我們還必須應對新的法律和規範。播客“未來閃影”（Flash Forward）中的一集探討了假設我們能知道死亡日期的類似情景。其創作人兼製作人羅斯·埃弗萊斯（Rose Eveleth）表示，有關死亡日期隱私的立法可能會被起草，以避免來自僱主和服務提供商的歧視。另一方面，公眾人物可能會被迫在競選前告知其死期（或者可能因為拒絕這樣做而引起轟動）。埃弗萊斯指出：“如果一位總統候選人在總統任期的第三天就會死去，這可影響重大。”
埃弗萊斯說：即使沒有法律上的強制要求，一些人可能會選擇在手臂上紋上自己的死期，或佩戴一個身份牌，以便發生意外後，緊急醫療技術人員確定是否應該救他們。
殯葬業也將受到深遠的影響：它將服務於仍然活著的人，而不是失去親人的家庭。 “殯儀館將無法利用悲傷之人，獲取儘可能多的錢，” 埃弗萊斯說，“它將權力以一種有益的方式交到消費者手中。”
在死亡當天，有些人可能會舉辦精心策劃的派對，就像現在那些選擇安樂死的人開始做的那樣。另一些人，尤其是自身死亡會帶給別人傷害的人，可能會出於道德或情感上的責任而孤立自己。埃弗萊斯說，還有一些人可能會選擇利用自己的死亡來達到更高的藝術或個人目的，比如參加一出每個人最後都會死去的戲劇，或者一場為自己信賴的事業付出真正生命的擬死示威。
如果我們知道自己死亡的時間和方式，我們的生活方式將會發生深刻的變化。
道蒂說：“人類文明確實是圍繞死亡和死亡觀念發展起來的。我認為這將完全破壞我們的生活體系。”
譯/Sue
校對/Yord
原文/www.bbc.com/future/article/20180618-what-if-we-knew-when-we-were-going-to-die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Sue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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