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中對人物籍貫的描述，存在東漢區劃與三國區劃共存的現象。
《武帝紀》中的曹操就是東漢區劃：沛國譙人，到了《許褚傳》中，許褚用的是曹魏區劃：譙國譙人。
同樣的案例還有劉曄的“淮南成德”，蔣濟的“楚國平阿”，樂進的“陽平衛國”，都是用曹魏區劃。
眾所周知，陳壽寫魏志是取材於曹魏官修史書——《魏書》，聯繫到陳壽不寫地理志，可見他對行政沿革上的事確實沒有下功夫，他照抄《魏書》上的人物籍貫描述，也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一個地名被寫成兩種區劃，這不是陳壽筆誤之故，而應是他沒有仔細審定史料，直接取材《魏書》的結果。(我以為，許褚生於漢末，使用東漢區劃應該是可行的。)
我把鍋從陳壽身上甩到王沈這幫魏臣身上，相信有人還是會打破砂鍋問到底，要問為什麼王沈這幫人寫史時不統一行政區劃描述?
這個根源嘛，也很簡單：《魏書》是效仿東漢《東觀漢紀》的創作模式，隔一段時間，組織寫手來給若干名臣做傳，這就涉及行政區劃的時效性，或者是作者個人習慣。
《史通·正史篇》：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又命韋誕、應璩、王沈、阮籍、孫該、傅玄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
例如根據這段記載，我們可以推測：《武帝紀》是在黃初年間寫的，作者習慣用東漢區劃，而《許褚傳》是在太和年間寫的，當時譙郡已經設立，所以作者就用了曹魏區劃。如此而已。
在《後漢書》中，某些人物籍貫也有兩地名共存的情況，例如“甘陵”(李雲傳)和“清河”(李固傳之房植，等)。我們看到這種情況，就可以推測該人物傳記最先創作時間是何時。
至於范曄為何在書中統一一下地名?很簡單，沒有必要畫蛇添足，尊重史料原文才是第一嘛!同理陳壽也是出於此意。
即便標準有失，也是王沈他們的問題，陳壽一個蜀人，後人就不要為難他了吧。要噴也頂多噴他不能寫志書，對了，范曄也不會寫志書。他們還真是一對活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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