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家 趙曉東
農轉非特寫：趙曉東筆下的農民工
王小箭/文
“農村包圍城市”的成功決定了“表現工農兵英雄形象”的“政治正確性”，於是，工農兵形象成了“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的“紅光亮”和“高大全”。由於屬於同等政治概念的圖解，因此工農兵之間的差異只在於裝束不同，甚至連男女的面相也都是雙胞胎。這種統一臉譜的現象在傳統藝術中是常見的事情，法國的羅可可藝術和中國京劇藝術都把“美男”女性化到與女人成為統一臉譜的程度。“紅光亮”之後的“鄉土寫實繪畫”把農民還原到“鋤禾日當午”的狀態，但恰恰在這一時期，首先實行所有制改革的農村卻成為中國先富起來的人群，儘管當時富的標準無法與今天相比，但農民的生活的確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一些鄉鎮企業辦的好的地方，農民的日子甚至比城裡人還好。“菜籃子工程”這個概念可以作為彼時都市生活水平的縮寫。
隨著農村體制改革經驗在城市的推廣，農村逐漸失去了政策優勢與先發優勢，城市對農村的優勢日益明顯，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世代耕耘的土地，到大城市謀生，乃至成為“春運”的最大麻煩。“農轉非”成了中國社會的時代特徵真切寫照，“農民工”成為政府和媒體的常用詞，“農民工”問題和“三農”問題成了“農轉非”過程中的中國社會的突出的問題。一旦進入城市，成為農民工，“鋤禾日當午”的價值就沒有了，同樣辛勤的汗水換來的是“底層人文”的勞動條件與社會地位以及比農村還差的居住環境。同時，“農轉非”必然帶來的觀念變化最終把“農民”變成了愚昧無知、固執保守的代名詞。因此，早在政治波普和豔俗藝術中，農民就已經成為滑稽可笑的角色。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趙曉東選擇了農民工作為自己藝術創作的源泉。
重慶的農民工可以統稱為棒棒，這並不是他們其他事情都不做，而是因為手中的棒棒是他們最突出的標誌。棒棒和其他城市的農民工的最大不同是他們並不集中於加工廠或建築工地，而是散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居住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從趙曉東工作室出來往坡下走，一路上都是簡陋的棒棒住房，趙曉東說他每天都能看見上來下去的棒棒，這也是他在這裡租工作室的原因。但是環境並不僅僅是一個取材方便問題，它同時也在逐漸拉近藝術家與表現對象的距離，影響著藝術家對錶現對象的態度。趙曉東近年的作品有一個明顯的過度，那就是從略帶譏笑的獵奇變為同情再變為人性解讀，表現在他的作品中，就是從突出場景、情節、裝束、表情之類的外在特徵，變為焦聚面部的無助憂鬱的表情，再到近乎於身份證照片的肖像畫。譏笑和同情都是居高臨下的態度，區別只在於惡意與善意，人性的解讀就不存在居高臨下的問題了，而是認真的觀察與揭示。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作品排除了藝術家的主觀性，因為畢竟是趙曉東的觀察與趙曉東的揭示。下面是我摘錄的幾段趙曉東的藝術筆記，從中可以大致看出這種變化。
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記錄下這群建設者的生活，希望傳達出經得起推敲的情感，刻意從殘破中發掘出美和愛。用淋漓、酣暢的筆觸來表現他們靈魂的印記。我想最重要的是描畫出“真實”的景象…使作品營造出異樣的氛圍，顯現出盎然生氣，象徵性地展現了農民工對未來生活的追求，同時又顯得有些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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