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7年前的那段非典生活有一种“荒芜感”

疫情之下的“行与知”

褚清源

为什么17年前的那段非典生活有一种“荒芜感”

这个寂静的春节,每一个人都过得并不平静。

新冠肺炎疫情将人们围困在了各自的家里,你我可能都从未如此长时间地拥有闲暇,也从未如此靠近紧张,过着疫情笼罩下的沉闷生活——

日子就是从卧室到客厅,再从客厅到卧室的简单循环;不经意间,我们开始对身边每一个戴口罩的人保持一种警惕;我们出入自己最熟悉的小区开始需要一张临时通行证;每次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是洗手、消毒;当然,也可能会有焦虑者每天对照着新冠肺炎的症状诊断着自己的身体。

我们都注定被这段单调的生活所塑造。有人在疫情之下做逆行者,比如医生,他们在抗疫一线救治病人,比如交警和社区工作人员,他们走上街头防控疫情,比如快递小哥和超市营业员,他们始终为方便人们的生活而忙碌……他们都是帮我们“过关”而负重前行的人。但是,在生活的另一面,有人却在这个春节迎来了他们的至暗时刻,或感染病毒入院治疗,或因此生命定格在2020年的开头。

尽管我们每个人都被复杂的情绪所裹挟,经历着紧张、焦虑和沮丧,但我们无法想象那些不幸病者的无助、恐惧和痛苦。等疫情结束,我们有必要给那些被病毒夺去生命的人建一座纪念碑,然后刻上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这不只是为了纪念逝者,更是为了提醒后人: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如何过好再次遭遇同样灾难时的生活。

每个人都需要在这次疫情中经历一次成长。在大自然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还没有长大的孩子。

记得17年前那场非典,我还刚参加工作不久。今天再次提取记忆中那段生活,除了戴口罩,似乎已经没有太深刻的记忆。那时候只是下意识地被惯性生活推着走,似乎并没有那么紧张,也没那么焦虑,甚至没有刻意了解过非典本身。非典那堂课,我没有“躬身入局”。好像非典“经历”了我,我却没有真正“经历”过非典。

现在我知道了,那段生活之所以有一种“荒芜感”,是因为我没有主动去创造它。

疫情来袭,我们都是当事人,没有旁观者。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小环境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半个月前,为给抗击疫情献一份力,我参与发起了一项民办教育人士爱心义购活动,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筹得善款超过17万元,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捐给了武汉。善良,每个人都有,但善良不是在微博上留言某某艺人没有捐款,而是自己也能伸出援助之手。我相信,善良可以激发善良。

读书,是我在这个加长版假期的重要部分。这段日子,我读了周有光的《我的人生故事》,吴晓波的《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把生命浪费在美好事物上》,许知远的《新闻业的怀乡病》,齐邦媛的《巨流河》,袁凌的《寂静的孩子》,何伟的《江城》,《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等书,重读了柴静的《看见》。读这些书,让我完成了又一次与自己喜欢的作者的对话,也让这段日子变得更加充实。

我们都可能记得武汉方舱医院的病房里那个专注读书的画面。那位叫付先生的年轻人,躺在病床上安静地捧读一本书。那个读书的姿态传递出的是安静、淡定和勇敢。

这张被记者偷拍的照片,在社交网站上广为流传。他读的书时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科·福山所写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据说,作者福山看到了这张照片后留言:他的平静和医院的喧闹,形成了对比,显示了文明的力量。

隔离病毒,隔离不了阅读。这是病房里温暖的画面。有一点我很确信,在阅读中可以安放焦虑,在阅读中也能等到春天。

如今,当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知道新闻里的确诊数字还在增加。每一位确诊者都意味着一个悲情的存在,但我不想用悲情定义了我写作的基调。

疫情之下,我们如何辨别来自各个渠道的疫情信息,如何与自己独处,如何与孩子之间经历高质量的陪伴,如何对身边的人报以善意?

我们每个人都是答卷人。我们都有责任寻找答案,并按照自己找到的答案并去践行它。

春天已打卡,等暖阳高照,待万物苏醒,吹散疫情阴霾。

文章来源:中国民办教育共同体(作者系中国教师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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