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的工作環境，還要連續上崗12小時，大家在心理、身體方面都需要適應，但卻沒有絲毫猶豫，迅速投入工作。”
“雖然比不上醫務人員那麼偉大，但能儘自己的一份力為疫情防控作貢獻，還是很驕傲的。”
“工作中，我們儘量為旅客著想，儘量讓他們能早點回家。”
“我們現在也算是‘隔離人員’不能隨便進出。每天就抽空給家裡打個電話、通個視頻，看看兩個孩子。”
“現在，我們一家三口都是志願者，我在機場一線，丈夫與兒子在小區門崗一線。整個社會齊心協力、眾志成城，堅持到疫情結束的那一天！”
穿上防護服，戴好護目鏡、手套，3月11日早上7點，楊健康和組員們從浦東新區區委黨校啟程，前往浦東國際機場，開啟12小時的駐場工作。
根據上海市確定的涉外疫情防控和入境人員健康管理措施，所有中外人員在進入上海之日前14天內，有過重點國家或地區旅居史的，一律實施居家隔離健康觀察或集中隔離健康觀察。
3月6日起，來自上海16個區的駐點人員進駐浦東、虹橋兩大國際機場，負責人員信息登記、專車護送等工作。
浦東迅速集結了167名機關幹部、50名公安幹警、55名公交大巴司機快速到崗，啟動浦東、虹橋“機場24小時駐點值守”接送境外來滬返滬人員居家隔離工作。連日來，駐點工作人員們不分日夜堅守在一線，堅決守牢疫情防控的門戶通道。
隨時準備上“前線”
3月6晚上6點左右，在區規劃資源局工作的楊健康正在家吃晚飯，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告知他需立即前往疫情防控一線，且7點前必須到浦東新區區委黨校集合。放下電話，楊健康就去準備衣物。一旁的妻子也沒覺得奇怪，因為丈夫曾和她說過，最近要隨時準備上“前線”。
到了區委黨校，楊健康和浦東機場駐場點的其他工作人員一起接受了培訓，並分了組，每個組需連續上崗12小時，按照三班兩運轉輪值方式滿負荷運作，並吃住在區委黨校。楊健康成為駐浦東機場T1航站樓第二工作組的駐場指揮，和15名組員簡短溝通後，他和組員們互相幫著穿上防護服、戴上護目鏡，搭乘專用巴士趕往浦東機場。
“那天去機場的路上，我的心情還是有些忐忑的，一想到馬上要上疫情防控一線，感覺有點不太真實。然而幾分鐘後，真實感便來了。”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楊健康說，他發現自己的護目鏡很快起了霧，不到20分鐘，頭髮都溼透了。
為有序安排重點地區人員入境，浦東機場設定了需要居家隔離健康觀察人員入境後的集散點，16個區的接待“攤位”就設在這個接待大廳。楊健康為小組成員分設了不同崗位：6名幹部和兩名公安幹警在登記點負責登記信息；8名幹部負責需隔離人員的跟車轉運。3月6日晚9點，他們正式開始了駐場的工作。
“您好，我們是浦東新區的工作人員，協助您辦理回家手續，請問您的居住地是哪裡……”面對陸續到達的旅客，駐點工作人員首先會進行溝通，瞭解他們的居住地、打算採用哪種交通方式離開、要求他們填寫《重點國家入境人員登記表》等，再按照接待流程，專人、專車保證旅客從出機場到進家門口，全程形成從入境到隔離的全流程閉環管理。
“面對新的工作環境，還要連續上崗12小時，大家在心理、身體方面都需要適應，但卻沒有絲毫猶豫，迅速投入工作。”楊健康說，3月6日的第一個班次還算平穩，3月8日的第二個班次，接待大廳迎來客流高峰，“狀況”也隨之而來。
下午3點多，一個韓國家庭來到了信息登記點，由於語言不通，楊健康找來了駐機場的翻譯人員。經瞭解，他們在浦東有居住地，並已有私家車等在機場接人，於是按照流程進行信息登記、核實等工作後，工作組的跟車轉運人員將他們送到了私家車停放點，並同時撥通了所在街道的電話。但電話那頭卻反饋說，這戶韓國家庭所住的樓宇設置了中央空調，不符合居家隔離條件，於是他們又折返回至信息登記點。
“如果不能居家隔離，他們就需要集中隔離，當時，這戶家庭並不願意接受這樣的結果。”楊健康說，由於等候時間較長，5歲的小女孩有了情緒，韓國夫妻也開始著急，“我們又進行了多方徵詢，得到的回覆仍舊是：設有中央空調的樓宇不符合居家隔離條件。”
隨後，在和翻譯的溝通中，這戶韓國家庭搞清楚了相關規定，瞭解到他們不能回家是因為中央空調，於是立即提出自己居住的房子是獨立的中央空調，並不和整棟大樓的空調系統相通。瞭解到這一信息，工作人員馬上和管轄街道聯繫，請他們核實，並確定房子是否具備一人一居室等隔離條件。
經過1個多小時的溝通，好消息傳來，原來該棟樓宇的每個房間都有獨立的中央空調，互不相通，符合相關居家隔離條件。事情得到圓滿解決，這戶韓國家庭順利回家，所在社區及時做好了接收工作。
“旅客從落地檢查，再到我們申報點登記信息，基本上要經過好幾個小時，加上旅途的勞累，有些人員會心情煩躁，甚至發脾氣，我們能理解，只能耐心地和他們解釋。”楊健康表示，大部分旅客還是很配合的。
3個班次下來，他和組員已逐漸適應了工作節奏，“第一次脫掉防護服，人有點虛脫的感覺，現在好點了。大家也不抱怨，而是經常相互鼓勵，大家團結協作、其樂融融。”
由於當時走得匆忙，楊健康沒帶夠換洗衣物，3月10日，妻子特地從家裡帶了一些過來，放在了門衛處，夫妻倆也沒見上面。“我們現在也算是‘隔離人員’不能隨便進出。每天就抽空給家裡打個電話、通個視頻，看看兩個孩子。”楊建康說，前期，自己報名了區裡的疫情防控突擊隊，做好了隨時上一線的準備，家人也比較支持，一時的困難，克服一下就好，“雖然比不上醫務人員那麼偉大，但能儘自己的一份力為疫情防控作貢獻，還是很驕傲的。”
只求旅客平安到家
在這批駐點人員中，來自浦東新區區委黨校的王暢，工作經歷有些特別。原本她被安排的是跟車集中轉送，但在首個工作日當晚，一個突發事件讓她火線轉職。
“3月6日晚8點，我開始站第一班崗，晚上11點左右，來了一對日本父子，他們看不懂登記表格上的中文信息，和民警手舞足蹈地比劃著，民警也不太擅長外語，雙方溝通出現了問題。”此時，王暢恰好在一旁目睹了一切。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她擁有專業八級的英語水平，見此情形立刻上前嘗試用英語與這對日本父子交流。
“我詢問了他們的航班信息、目的地與交通情況，還聯絡了前來接機的司機，問清楚了車牌號、停車地點等。”聯絡妥當後，這對日本父子便被轉交到另一名志願者手中，由其根據剛剛登記好的信息，將旅客陪送至私家車停車處。
後來王暢瞭解到，原來駐點人員的召集令下得很急，專業翻譯人員還來不及到場。於是指揮部緊急決定，讓王暢臨時負責旅客信息登記點的翻譯工作。幾個班次下來，火線上崗的王暢利用自己的外語特長幫了不少旅客。
“因疫情防控需要，現在對於境外返滬人員的防疫措施較為嚴格，消耗的時間也比較長，這段時間，我們遇到過各種各樣的旅客，其中也有情緒崩潰的。”王暢感言，面對旅客的各種負面情緒，駐點工作人員會照單全收，嘗試在交流中打開心扉，在相處中互相理解。
“幹嘛啦你們？還讓不讓人回家了？”“手機都被耗到沒電了，5個多小時了，還要繼續審問嗎？”……一個執勤日的凌晨0點11分，登記點處傳來了一陣吵鬧聲，一名年輕女子因為手機沒電，聯繫不上家人，剛登記完個人信息就情緒崩潰了。
幾名志願者走上前去，想給予幫助，但卻遭到了誤解。“你們這麼多人對我一個，想幹什麼？有意思嗎？”大家面面相覷，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時，同為女性且年齡相仿的王暢上前一步，接過同事遞來的充電寶，為她的手機充電，並安撫道：“不要急，不要急，我們現在就能回家了，登記好了咱就走。”
一邊說著，王暢一邊請該女子坐下歇息一會，沒想到對方卻大哭了起來。“我不能坐！我的腰在日本滑雪時受傷了，你們怎麼能這樣！”王暢只能陪著她站著，面對面聽著她的哭訴，等待她情緒穩定下來。
“將心比心，我能理解她的心態，一個人負傷回國，接受檢查登記的時間比航班飛行時間還要長，而且她還帶了4個沉重的箱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聽著對方的哭訴，王暢也不禁留下了淚水，護目鏡都起霧了，但是防疫工作的責任，讓他們必須把工作做到位。
大巴調度到位，準備提前出發，王暢與同事幫著這名女子，把行李送上車，該女子也緩和了下來，一路上低著頭，沉默不語。“這幾天，我見過各種各樣的旅客，有哭的，有笑的，有為祖國自豪的，有批評我們不高效的……特殊時期，我們只希望旅客能夠平安回家。”王暢說。
沉默旅途盡職盡責
“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樣，跟車途中旅客和我們基本沒有交流，一方面出於防疫需要，一輛大巴只搭載不超過10名旅客；另一方面，大家也確實很累了。”負責跟車的機場志願者顧文靜說。
顧文靜是浦東新區文保所的職工，3月6日中午接到召集令，回家拿好換洗衣服與生活用品後趕往了機場志願者的駐紮點——區委黨校。從那天起，她與其他志願者便開始了黨校與機場間兩點一線的生活。
她被分配了跟車的崗位，要陪護搭乘大巴集中轉運的旅客前往各個街鎮，並與街鎮工作人員妥善交接。她所在的工作小組共有8人，分成4個小分隊，每班大巴由一個分隊負責陪護。
“一般，我們會安排一人負責給司機導航，一人負責與街鎮接應人員聯絡，確定具體的接應地點。”顧文靜說，他們會將旅客直接送到小區出入口處，與社區工作人員進行交接，交接完成後旅客會由社區工作人員陪護到家中，並開啟為期14天的隔離觀察，以此形成入境重點旅客的管理“閉環”。
“相對於駐場的工作人員，我們的工作相對按部就班。”顧文靜回顧了自己第一次跟車的經歷：3月7日凌晨2點開始，她與同事陸續接到了要集中轉運的旅客，5點左右湊齊了9人，大巴正式啟動駛離機場。
“第一站要前往北蔡地區，夜間道路空曠，行程非常順利，我提前半小時與北蔡鎮城運中心聯繫，確定了接應地點，抵達時接應人員已經在等候了，對方與我們核對了旅客信息，簽署簽收單，就交接完畢了。”
9名旅客轉送完畢，顧文靜回到機場時，發現已經過去了3個多小時。“這一圈最遠的跑到了三林、洋涇，行程中旅客基本沒有和我們說過話，大多在閉眼休息。”顧文靜說，他們偶爾也會遇上鬧情緒的旅客，這時只能儘量去安撫，鼓勵他們堅持完這最後一段路。
“我們現在是做一天、休息一天，一次早8點到晚8點的日班，一次晚8點到早8點的夜班，日夜顛倒的確比較吃力，但大家都在努力堅持。”顧文靜說。身穿全套防護服，為了避免浪費，值班的12小時裡大家都會盡量減少吃喝，有同事犯了胃病，但也堅持著熬到下班時間。
“工作中，我們儘量為旅客著想，儘量讓他們早點回家。”宋鯤是跟車志願者小組的負責人，他向小布闡述了這樣的理念。“3月8日晚上7點半，已經臨近交接班的時間了，但還有一批旅客等待發車，而且這時候，所有大巴都已經派出去了。”宋鯤沒怎麼猶豫、直接聯絡了指揮部，當場調度了一輛大巴前來。“雖然犧牲了一些休息時間，但想到這批旅客可以儘早回家休息，無論從防疫還是服務的角度來說，都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而這也正代表了所有機場志願者的願望。顧文靜說：“現在我們一家三口都是志願者，我在機場一線，丈夫與兒子在小區門崗一線。整個社會齊心協力、眾志成城，堅持到疫情結束的那一天！”
文字：蔡麗萍 趙天予
閱讀更多 浦東發佈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