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开端，对老孙来说，有些惨烈。
老孙破产了。因为欠租，元旦假期刚过，就被房东赶出门。上百万的印刷设备，被客户拉走抵债。
他想着再坚持20天，过完年后联络一下以前的朋友、客户，凭着自己的人脉，应该可以东山再起，然而疫情从天而降。
两个多月过去了，老孙在北京的救助站、株洲的隔离点、40元/天的小旅馆、报废的面包车、寺庙里漂流。
每到一个地方，人们总是跟他说，「回你家去吧」，可是对于一个没有家，只有户口的人来说，老孙该回哪？他又能回哪呢？没有人知道，这个57岁的流浪汉，是80年代复旦大学高材生，也曾在自己的领域里叱咤风云。
3月6日，在朋友的帮助下，老孙在一家酒厂找到了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他终于结束了被驱逐的流浪生活。能吃上一口热饭，睡上一个踏实觉了。
以下是老孙的自述。采访在3月9日进行。
一
1月6日上午，我到了北京，准备和多年未见的儿子见一面，联络一下以前的朋友、客户，为2020年的事业做点准备。希望有机会东山再起的。当时还不到腊月十五，新型冠状肺炎这个词，我听都没听过。
北京吃住都很贵，我到北京的时候，手里就剩下四五百块钱。待了几天后，我前往河北廊坊，我以前在那边工作过，那里有不少熟人朋友，找了个民宿住下，1天只用30块钱。
在图文印刷行业，我做了快二十年，带过不少徒弟，河北廊坊就有不少。按照我的规划，2020年，我就留在河北廊坊做印刷，从头再来过。
然而1月23日，农历大年二十九，周围的人都开始传武汉爆发肺炎的消息。民宿开始登记住客的信息。而且让我们准备回去。
回哪？我不知道。我离婚后就孑然一身，现在又破产了，根本无处可去。但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持续很久，毕竟2003年非典我就在北京，也没有觉得很严重。
我决定就待在河北，实在不让住再想办法。大年三十的除夕夜，一碗饺子就是我的年夜饭。这不是最难过的，最难过的是这时候疫情愈演愈烈，我甚至不知道如果廊坊这家民宿不让住了，我该住哪？
该来的还是来了，大年过后没多久，廊坊政府开始排查外来人口。民宿所在的社区工作人员让我回去，我再一次来到北京，北京的救助站收留了我。对我来说，救助站条件太好了，热水、网络、暖气都很充足，我很满足，但救助站只让住7天。
▲北京的救助站
7天后，我再次面临和河北一样的情况，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让我回去，他们照着我身份证的地址给我买了一张2月15日回湖南株洲的火车票。那时候北京的疫情已经很紧张了，救助站是用救护车将我送到了火车站。
二
我不知道去哪，只能拿着这张火车票来到株洲。下了火车后，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40元/天，里面除了一张床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株洲当地社区安排我去到一家宾馆隔离，每天会安排测量2次体温，送3次饭。但也有时间限制，到了第14天，宾馆不让住了，我也能理解，毕竟人家也要隔离下一批人。
我只能又回到那个40元/天的小旅馆去。株洲那边还可以叫外卖，也能买的到口罩，但都比平时贵了不少，比如一份饺子最少也要20块，最便宜的一次性口罩要2块钱，好一点的医用外科口罩4块。如果是N95，那要40块了。为了省钱，我一天只吃一顿饭，最多戴1个一次性口罩。但即便是这样，没有收入，我的钱还是要花光了。
40元/天的宾馆住不起了，我只能像流浪汉一样去找住处。
我知道株洲有两个地方是流浪汉们青睐的住所，一处是株洲大桥桥底有个地下室，那里以往就是流浪汉聚集的地方，疫情爆发后更是人满为患，我觉得很难隔离危险系数高；另一处是远一点的废弃汽车维修厂，那里有几百辆报废的小车，勉强可以“住”人，而且能起到隔离作用。
▲在金杯车里住
我看中了一辆外观完整的报废金杯车，车厢里面满是灰尘和机油的味道。里面还有破烂的车座和生锈的零件，在平时，没有人会觉得这里能住人。我花了两个小时才将这些东西清理完，又在附近找了些麦草铺在里面。这个报废车厂，这个报废车厢，成了我临时的一个家。
在金杯车里，我只能勉强蜷缩着，不能睡觉。就算能睡，我也不敢——太冷了，我没有被子御寒，一躺下就浑身发抖。晚上整晚整晚睡不着，只能干坐着刷手机，实在受不了就起来跺跺脚，熬到天亮，盼着太阳出来能暖和一点。因为只有天气好，太阳最大的时候可以眯一两个小时。
可惜这种时候不多，那段时间，株洲经常下雨。在金杯车住的十几天里，我几乎都没有睡过，也没有洗过澡洗过头，身上总有一股味道。后来又志愿者给我送了一床被子，情况稍微好一点，但那种刺骨的冷，还是让人绝望。
在报废汽车厂，也有别的流浪汉，他们一看就是长期流浪的人。不是像我这样暂住的，由于我穿得还算体面，偶尔大家比较好奇，想找我聊聊天，我一想到疫情，还要费口罩，就干脆拒绝了每一个想和我聊天的人。
三
在金杯车住的日子里，我经常思考人生，我觉得自己过得很失败。
我本来是北京人，1985年从复旦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就进了北京一家医院工作。工作几年后，赶着1990年下海潮，我就下海去倒腾医疗设备，我自己还有过相关发明专利。
正好赶上90年代的风口，我赚了一些钱，在北京买车买房结婚生子。高峰期的时候，手里的现金流有几千万。
转眼到了2003年非典，看到疫情这么严重，我准备去日本进口一种专门针对非典的医疗喷雾设备，花了大概五千万。
但设备还没运回中国，非典疫情就解除了。所有的投入都打了水漂。我选择离婚，房子和儿子都留给了老婆，自己独身一人回到株洲去工作。现在想想，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决定。我应该和老婆同舟共济，共同抚育孩子长大。
▲2003年非典的时候图片
在株洲工作了一年，我觉得无法适应机关生活。我认识一些湖南新化县做数码快印的朋友。新化县的洋溪镇是全国的文印之都，全镇几万人在全国各地从事数码快印行业的工作。从快印的原材料、设备到门店终端，都有他们的身影。我了解了行情，决定重起炉灶，再次创业来做数码印刷。当时从湖南到河北、新疆都去过。做的好的时候，一年也能挣七八百万。
后来我又闲不住，花了三千多万去投资了一个食品安全网站，网站做成了，也有一定影响力，还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但却没赚到钱。当时不怕，因为有印刷给我撑着。我以为我的生活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谁知道，2015年，印刷行业开始走下坡路。因为那一年国家出了新政策，提倡无纸化办公。以前招投标、去工地都需要大量图纸，现在拿着pad就行了。而且电子阅读越来越普及，人们环保意识也逐渐提升，印刷行业举步维艰。只能勉强保本，赚不了什么钱。
2017年底，我来到广州做印刷，由于当地环保标准越来越高，我的公司几次被迫搬迁，每搬迁一次，都要损失几万到几十万。
最后一次搬家，搬到了广州与东莞交界的一个城乡结合部。苦苦经营两三年后，公司还是垮了。
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去年12月，因为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发现得了鼻咽癌。医生说，鼻咽癌可以治好，但手术费加上化疗，最少要三十万！这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是天文数字，我只能选择吃中药保守治疗。
我想不通，我并不好吃懒做，一直勤勤恳恳工作，每次遇到灾难都慷慨解囊。为什么现在会这么不顺呢？
四
不得已，我陆陆续续在微信找朋友借钱，把我现在的处境说清楚了，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忙。只有少数几个朋友给我转了几百块，其余的都把我当做骗子。我也能理解，特殊时期都不容易，网上骗子多，大家谨慎点也没错。
我找政府，找街道办，打了很多电话，希望得到救助，可他们都说管不了。街道办事处的人也很为难，说现在是特殊时期，说我不到60岁，也不是感染病例，没法提供长期免费住宿。
想到这些天的委屈，跑了这么多部门，这么多天没有结果，我的情绪崩溃了。
我对工作人员说，我事业做得好的时候，每个月纳税都要缴纳几十万，我是不是也为社会做了贡献？
非典的时候，50多天我都在工作，我自驾车，给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送呼吸机，我个人还捐献了三百万的医疗设备。汶川地震、新疆地震的时候，我每次都捐了款。为什么到我现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没人帮我了呢？我只是想要一个住的地方，能吃上一口热饭，喝上一口热水。
办事处的人最后给了我500块钱补贴，说这是工作人员凑的，然后让我拿着钱离开。我知道这不关他们的事，可我的生存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很绝望，但只能离开，我想到了自杀。
这时候，一个朋友说可以让我去他家乡的寺庙去居住。我又买了票，前往那个县城的寺庙里住下了。没想到仅仅两天，寺庙上报后，我再次遭遇驱逐。
我也不能让寺庙为难。可是天下之大，却没我容身之地。我不知道还有哪能收下我，后来这位朋友再次介绍我去他朋友创办的江西万安客家酒厂打工，那里包吃包住。
我来到酒厂的住宿区安顿下来了。我现在能洗热水澡，吃上热饭，喝上热水，躺在床上。觉得自己终于像个人一样活着了。在3月8日，我已经正式上岗，老板看得起我，让我协助他做企业标准化的组织与建立工作。
我想的是，等疫情结束后，酒厂的工作步入正轨了，我还是会找合适的时机，从头开始，再次创业。感谢那些在我落魄的时候，帮助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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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风水顾问：廖厚基大师（三僚村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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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 | 朱珊珊
排版 | 林巧怡
外联 | 陈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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