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郎是《水浒传》中一个芥末小人物。然而,他的艺术生命却是长久的,显示出了特有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

武大与武松是一对亲兄弟,但外表长相截然相异。武松是

“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

而武大却是

“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他一个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

武大外貌虽这般猥琐不堪,但内心并不丑,倒是个心地善良的老实人。他的不幸遭遇更引起了人们滦深的同情。

武大的“闪光点”—兄弟情谊。

如果说,武大身上还有什么"闪光"的东西,那就是他对武松的敬重信任和真挚动人的兄弟情谊。而武松的"敬兄如父",更使这种兄弟情谊放射光彩,使人们看到世间尚有此等动人的感情。武松在清河县时,因酒后闯祸,被迫"溜之大吉。"但他是时时思念武大的,他打了猛虎,做了都头,心里还惦记着:

“我本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谁想倒来做了阳谷县都头。"

在紫石街上见了武大,他当街"扑翻身便拜";武大更是激动不已,他对武松说:

“我又怨你,又想你",“我怨你时,当初你在清河县里,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时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随衙听候,不曾有一个月净办,常教我受苦:这个便是怨你处。想你时,我近来取得一个老小,清河县人,不怯气都来相欺负,没人做主；你在家时,谁敢来放个屁?我如今在那里安不得身,只得搬来这里赁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处。"

这情感多么真挚深厚!尤为动人的是,当潘金莲花言巧语诬告武松时,武大丝毫不信,他说:

“我的兄弟不是这等人,从来老实；休要高做声,吃邻舍家笑话!"

武松出差之前谆谆嘱咐:

“有句话,特来和你说知；你从来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来欺负。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为始,只做五扇笼出去卖;每日迟出早归,不要和人吃酒。归到家里,便下了帘子,早闭上门,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他争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

对此,武大句句"惟命是从","坚决照办",他忍气吞声,由潘金莲骂,

“心里只依着兄弟的言语,真个每日只做一半炊饼出去卖,未晚便归。"

此番举动,遭到潘金莲的冷嘲热讽利破口大骂,但武大说:

“我的兄弟说的是好话,省了多少是非"、"他说的话,是金子言语。"

如此金子般的感情,如此对武松的坚信不渝,正是武大所以能够更深沉地激起人们深切同情的个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在一百单八条梁山好汉中,武松是最富有传奇色彩、受到人们敬仰的英雄。因此,武大对武松的深厚感情,是同广大读者的感情息息相通的。武大被封建恶势力扼杀了,武松怒发冲冠,坚决为兄报仇,读者为武大命运洒下深切同情的泪水,同时又为武松的复仇壮举拍手叫好。常情常理告诉我们:人们热爱英雄,也就常常热爱那些崇敬英雄的人;人们憎恨恶棍,也就往往憎恨那些讨好恶棍的人。

武大是那样敬佩为人们所敬佩的武松,单就这点,武大就更能激起人们的同情。假如不表现武大与武松之间的真挚情感,武大之死当然也会使人同情,但不会像现在这样撼人心魄。因为除了对武松的真挚感情和崇高信任,武大的身上再也没有什么"发光"的东西了。他的"善良憨厚",虽是好品德,却又与"无能懦弱"难以"划清界线"最终不能闪光。而被毁灭的东西,愈是美好才愈能打动人心,激起绵绵同情。这就是表现武大对武松深厚感情的特殊作用。

武大匆匆来到人间,受苦、受累、受气、受侮辱,最后又带着满腹悲愤怨恨悄然消失了,最终成了《水浒》中死得最惨的一个人。是谁吞噬了这般勤劳厚道、安分守己、善良儒弱的人呢?是古代社会的种种恶势力。武大的死,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正是这样,我们同情武大,憎恨吃人的恶势力。同时,从武大那可悲可怜的遭遇中,又会促人深深思索一个问题:

娶潘金莲,是武大生活的一个根本转折点,但他对此举及以后的生活都陷入盲目性之中。

首先,这桩婚事,并非名正言顺的嫁娶。更不是爱情的结合。

书中交代：

“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做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使女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

即使说,不是出自"大户"的报复,单就长相、年龄、脾性等,二人结合也是非常不协调的。所以对潘金莲来说,这桩婚事是一种被人戏弄的惩罚,是肉体的被人占有;对武大来说,这是一种明喜暗祸、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撮合"。如此婚姻,明显潜伏着危机与祸害,而且肯定"好景不长"。对此,武大郎几乎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甚至还流露出些微"飞来福"的喜色。可以说,武大没有考虑,也从未想到需要考虑娶了潘金莲对他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影响,他只是"一如既往"地照样卖炊饼为生。

其次，武大对于潘金莲品德脾性的“盲目性”。

武大把潘金莲娶回来了,但他对潘金莲其人的品德脾性,却"不甚了了",更不懂得他夫妻俩是根本不同的人,这当然也是一种盲目性了。潘金莲的劣迹是明显的,但她有自己的脾气个性,有自己的幸福追求,当然不满意被人戏弄、侮辱、出卖的婚姻。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淫妇"一词就笼括了她的一切。尤其是她性格中卑劣和丑恶的一面,如对淫乐的追求、毒辣的心计,

“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獾,不会风流。她倒无般不好,为头的爱偷汉子。"

便一步一步地把武大推到绝路上去。

很可惜,武大没有看到这种危险性,因而不可能有任何防范措施,也不可能把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同潘金莲其人的品德联系起来,更不可能以潘的德行去分析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比如,潘金莲挑逗武松遭到痛斥一事,武松自然不便启齿,而潘金莲却倒打一耙,诬陷武松。对此,武大仅仅不信潘金莲的话,却没有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件事又意味着什么?他依然忍辱负重,日日挑卖炊饼。因而,本来已经萌发了不幸的幼芽,武大却"不闻不见",当然也就不可能为未来更大的不幸与打击做点什么准备。

最后，武大对婚后生活及潜在的危险,也是"盲目"的。

自从有了妻子潘金莲,

“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那“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

的侮辱性叫喊,不时在武大的耳旁响起。这使武大陷入痛苦的深渊,他无力改变这严酷的现实,只能采取"逃避"的办法,从清河县搬到了阳谷县,在紫石街上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他满以为这样就可以脱离是非之地,其实却陷入了更大的"是非"之地,直至危及他的生命安全。

另一方面,武大又采取了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态度,他可以听凭潘金莲的辱骂,又可以忍受从精神到肉体上的种种折磨,他幻想着借助忍让换取"宁静",求得荀且偷安的生活。其实这又是他的一个盲目性。因为,他的忍让,恰恰又成了潘金莲追求淫乐的阻碍。对潘金莲来说,希望的是武大在"一气之下"与她分手,而决不是忍气吞声蜷缩在她的脚下。早在武大规劝武松不要搬出去的时候,潘金莲就对武大说:

“你还了我一纸休书来,你自留他便了。"

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潘金莲的肮脏心思。而武大偏偏幻想以忍辱求得宽恕,相反只能更激怒潘金莲。

直到临死之际,武大还没有完全觉悟过来。他的死,是最悲惨的,也是最窝囊的。因捉奸被西门庆踢伤,病倒在床上,

“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够起。更兼要汤不见,要水不见,每目叫那妇人不应;又见他浓艳抹了出去,归来时便面颜红色。武大几遍气得发昏,又没人来睬着。"

此时此刻,武松出差在外,而潘金莲每日去与西门庆尽情寻欢取乐。武大无奈何向潘金莲苦苦哀求:

“你做的勾当,我亲手来捉着你奸;你倒挑拨奸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们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怜我,早早伏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

何等凄惨,真是一声一滴泪。然而,这哀求无济于事。善良的武大哪里知道,这个女人正巴不得他早早死去,好随心所欲呢!武大性格中的这种盲目性,正是他的一个悲剧性因素,由此不难使人领会到,武大不仅是可怜的,而且也是可悲的。

结束语

武大死去了,但武大形象却深深印在人们的脑海里,其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尤为令人深思。武大对生活的要求是极低的,但这样的人依然不为黑暗的封建社会所容,杀害武大的,决不仅仅是潘金莲的淫心,而是社会各种恶势力把他吞噬的。象武大这样懦弱本分的小人物,都逃不掉悲惨命运,那么,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除了进行反抗,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可走呢?因此,作品虽然只写了一个武大郎的死,却深刻有力地反映了古代社会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和"逼上梁山"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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