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蝙蝠因谐音寓意为“福”。
人类一遭遇瘟疫，总把动物当作元凶，成了不易的常理。
古老的鼠疫、天花自不消说，就是近年来的禽流感、非洲猪瘟、埃博拉以及臭名昭著的SARS病毒，也都有其本身的宿主，这样连带上了果子狸、穿山甲、獾、竹鼠等等野生动物，也遭遇了千夫所指。
尤其是蝙蝠，作为哺乳动物中的第二大类群，蝙蝠近年来作为原始宿主引发了好几起疫病。
1998年和1999年，一些蝙蝠体内的尼帕病毒感染了部分生猪（中间宿主），进而感染了养猪的农户，最终导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上百人被病毒感染。2002年，源自菊头蝠的SARS病毒感染了果子狸等野生动物，随着这些“野味”被端上餐桌，SARS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
庚子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范围内掀了腥风恶浪。据说很大的可能也是由蝙蝠通过中间宿主感染了人类。蝙蝠究竟是怎样一种动物，为什么它能携带如此恐怖的病毒？蝙蝠和人类的生存又有着怎样的纠缠？作者试图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谈一谈蝙蝠。
自然活体病毒库
蝙蝠的生活环境阴暗、拥挤、闷热、潮湿，堪称病毒滋生的完美温床。它们栖息的山洞洞顶每平方米可以聚集多达1800只成年蝙蝠和超过5000只的幼年蝙蝠，洞底则堆积着蝙蝠的代谢废渣和蝙蝠的尸体。可以说这里有病毒滋生和快速增殖所需要的一切条件。
蝙蝠堪称“大自然活体病毒库”，它小小的身躯携带着很多令人闻之色变的病毒：狂犬病病毒、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病毒、埃博拉病毒等等。大多数情况下，人类感染这些病毒是通过果子狸、家猪、马、单峰骆驼等中间宿主，而非直接来自蝙蝠，除了近乎无解的埃博拉病毒，该病毒被指则与非洲某些地区的人直接接触、食用蝙蝠密切相关。
蝙蝠携带这么多致命病毒，为什么自己没事？作为如此多致命病毒的原始宿主，蝙蝠是如何确保自己安然无恙的呢？
有人认为是蝙蝠较高的体温有效抑制了病毒的活性。的确，蝙蝠在飞行时代谢水平很高，消耗的能量是其他同体型哺乳动物的3倍。受此影响，其体温在飞行时也会急剧升高。长期的进化使蝙蝠耐受的体温变化范围很大（-7.5℃-48.5℃）。更高的体温抑制了病毒的活性，甚至能杀死病毒。
除了较高的体温之外，蝙蝠还有其他“高招”对付病毒。这个“高招”就是蝙蝠的免疫系统。在高等生物中，遗传物质DNA通常被局限在细胞核和线粒体中。而在细胞质中发现的任何DNA，要么源自受损的细胞核或线粒体，要么源自入侵的细菌或DNA病毒。这就意味着一旦细胞质中存在DNA，机体就要启动“防御措施”了。机体中响应这一信号的物质是“干扰素刺激蛋白（STING）”。一旦在细胞质中“发现”DNA，STING会立即触发合成干扰素，进而启动免疫反应清除病毒。
然而，免疫系统过度被激活则会造成新的问题，很多病毒之所以对人类产生致命影响，是因为感染引发了过激的干扰素和炎症因子反应。这种免疫系统过度被激活被称为“炎症因子风暴”。“炎症因子风暴”可能导致器官功能衰竭，最终威胁生命。
研究发现，蝙蝠的STING基因序列存在突变，使得其促进干扰素生成的作用被大幅降低。因此无论是线粒体受损还是病毒入侵，蝙蝠都不会出现过激的免疫反应，一切依然“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此外，蝙蝠还能有效避免对抗病毒的过程对机体造成过大损伤。蝙蝠的免疫系统快速响应病原体入侵的同时，会释放抑炎因子，这能有效控制过激炎症反应。实验表明，人、小鼠和蝙蝠同样受到甲型流感病毒、MERS病毒的感染时，蝙蝠的炎症明显更为轻微。有研究者称：“蝙蝠最擅长解决它们不断发炎的问题。”
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蝙蝠的免疫系统由于缺乏干扰素激活而形同虚设。恰恰相反，蝙蝠的免疫系统时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对于人类而言，身体往往是感觉到病毒入侵后才合成干扰素，免疫系统也随之进入活跃状态。一旦病毒趁着免疫系统尚未完全激活就“大举入侵”，很可能导致病情的急剧恶化，甚至致命。而蝙蝠的体内始终存在干扰素，其免疫系统是一直处于活跃状态的。STING蛋白的变异只是避免蝙蝠体内生成过多干扰素，防止过激免疫反应。
依靠“随时戒备”“调控得当”的免疫系统，蝙蝠有效地遏制了病毒在体内泛滥，同时还成功地避免了自己在对抗病毒过程中承受伤害。与其说蝙蝠“百毒不侵”，倒不如说它进化出了和病毒共处的能力。
而能在蝙蝠体内立足的病毒，经过了蝙蝠免疫系统“地狱式特训”，都可谓是病毒中的“生存专家”。麻烦的是，由于蝙蝠与人类同属哺乳动物，存在较近的亲缘关系，这使得人类很容易被源自蝙蝠的病毒感染。
如此看来，蝙蝠简直是动物界的奇葩。
全靠名字取得好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很多时候蝙蝠是不折不扣的吉祥物。鲁迅《谈蝙蝠》一文中说：“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这么一副尊容而能写入画图，实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
由于“蝠”谐音“福”，而且倒悬而睡，有“福倒（到）”的寓意。再加上蝙蝠在小型哺乳动物中属于寿命极长者，最长可达三四十余年，而同等身型的老鼠寿命仅有两三年，它还是长寿的象征。
古人笔下曾留下无数有关蝙蝠的诗文。白居易有一首《洞中蝙蝠》：“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网罗。远害全身诚得计，一生幽暗又如何。”白居易描述了蝙蝠昼伏夜出、远害避险的生活习性。宋人范成大也有一首《蝙蝠》诗：“伏翼昏飞急，营营定苦饥。聚蚊充口腹，生汝亦奚为!”“伏翼”是蝙蝠的别称。如果说唐人已经得知蝙蝠昼伏夜出的活动规律，那么宋人已经了解其觅食特点。元代诗人岑安卿也有一首《蝙蝠》诗：“蠢尔不知贱，高高亦戾天。饥惟掠蚊蚋，飞不避鹰鹯。白昼身无措，黄昏意自便。缅思谗佞辈，与汝可周旋。”岑安卿从蝙蝠身上看出其不事张扬、暗中行事的特征。他甚至把这一特征与人类的谗佞之辈相比较。在当代，也有这样的谐谑，老鼠娶了蝙蝠作新娘，却向同类炫耀，“我老婆好歹也是‘空服’”。
尤其是明清时期，蝙蝠的形象频繁见于建筑装饰、绘画、陶瓷、雕塑、刺绣等处，恭王府更是用了9999只蝙蝠样式的装饰。蝙蝠的通常搭配有：五只蝙蝠指“五福”，红色的蝙蝠指“洪福”，与鹿一道出现指“福禄”，与桂花一道出现指“富贵”，与寿星、寿桃一道出现则寄寓“福寿”的期望。
由于蝙蝠吃蚊虫，故引申出扫荡奸邪的意义，如蒲松龄写过一首《驱蚊歌》：“安得蝙蝠满天生，一除毒族安群民。”在捉鬼之神钟馗的画像中，常绘有蝙蝠引路。蝙蝠这种光辉正面的形象却没有给自己带来好运，吃蝙蝠也因此被认为可以去病延年。
当然，蝙蝠也有差评，如曹植的《蝙蝠赋》，对蝙蝠的描写就比较负面；还有明人冯梦龙的《笑府》中，蝙蝠则成为一个倨傲、孤僻的形象：
凤凰寿，百鸟朝贺，唯蝙蝠不至。凤责之曰：“汝居吾下，何倨傲乎？”蝠曰：“吾有足，属于兽，贺汝何以？”一日，麒麟诞，蝠亦不至，麟亦责之。蝠曰：“吾有翼，属于禽，何以贺与？”麟凤相会，语及蝙蝠之事，互相慨叹曰：“如今世上恶薄，偏生此等不禽不兽之徒，真乃无奈他何！”
其实冯梦龙也不无道理，在形象上，蝙蝠缺乏美感；在生理上，蝙蝠满身病毒；在习性上，蝙蝠耽于阴暗；在品行上，蝙蝠行事乖违。这是一个貌似墙头草、骑墙派，两头不靠，首鼠两端的家伙。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蝙蝠之两头无着，进退维谷，禽兽均摈弃之为异族非类也。然今日常谈，反称依违两可、左右逢源之人曰‘蝙蝠派’。”
这在东西方文学中的形象是一致的。蝙蝠在西方的形象一直相当负面。在一些西方典籍里，它就被点名列为“可憎，不可吃”，后来更被视为邪恶、魔鬼的象征。
蝙蝠的文化语境
在许多人看来，吃蝙蝠是相当重口的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蝙蝠长相狰狞。如果了解到蝙蝠五毒俱全，想必大家会更加难以下咽。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那便是食用蝙蝠在中国古书里就有记载。
养生与药用，这是中国古书对食用蝙蝠效用的基本认识。古人认为，食用传说中的白色蝙蝠可以延年益寿，甚至成仙。
西晋崔豹的《古今注》说，五百岁的蝙蝠是白色的，因为头重脚轻而喜欢倒挂，吃了可以升仙，故亦有“仙鼠”之名；东晋的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说，千岁的蝙蝠是白色的，风干之后研磨成末，吃了可以延年益寿；东晋郭璞的《玄中记》也有类似的记载，认为百岁的蝙蝠是红色的，千岁的蝙蝠是白色的；《太平御览》引《水经》，说交州丹水亭下有个极深的洞穴，里头的蝙蝠吃了可以超凡成仙。
诸如此类的记述史不绝书。在古人的观念中，白色的动物是祥瑞。白蝙蝠是高冷的仙物，“八仙”中的张果老，传说便是白蝙蝠变化而成。因此，食用白蝙蝠有其奇效。
蝙蝠自然不能真的活到五百岁甚至一千岁，吃了更不可能成仙，但白色的蝙蝠的确存在，中美洲的洪都拉斯白蝙蝠（白外叶蝠）便是白色的，堪称蝙蝠中的颜值担当。
另外，在中药体系中，蝙蝠及其粪便被认为还可以治病。
蝙蝠也是受害者
非洲许多地区的人都喜欢食用红烧或烤制的蝙蝠。由于蝙蝠是能飞的哺乳动物，一些非洲人认为食用蝙蝠可以获得蝙蝠的力量。
帕劳蝙蝠汤是世界闻名的黑暗料理（类似的烹饪方式也见于印度尼西亚、关岛等地）。帕劳人认为蝙蝠能吸取草木之精华，故食用它们也便对人有益。
泰国某些地方的人则将蝙蝠放在木炭上慢慢烘烤，或是将它们切碎放入传统的泰式菜品中，认为可以增强男性的性能力。之所以有这样的联想，恐怕与蝙蝠极强的繁殖能力有关。
就算蝙蝠有再强的繁殖能力，也赶不上人类的捕杀。
关岛的原住民查莫罗人向来有食用关岛狐蝠的习惯，但真正令它们灭绝的，还是美军的到来。随着关岛成为美军基地，热带雨林被破坏，狐蝠的栖居地被挤压；关岛狐蝠也成为饭店的特色佳肴。1968年，世界上最后一只关岛狐蝠在饭店中被食客享用。
捕杀狐蝠在台湾、马来西亚等地同样极为普遍，当地的狐蝠因此濒临灭绝。1998年马来西亚尼帕病毒的流行，正是由于森林被破坏，一些狐蝠迁移到一座养猪场附近的果园觅食，猪吃了狐蝠吃剩的芒果而感染病毒，继而引起了尼帕病毒在人类中的大爆发。
都说人类是历次疾疫的受害者，蝙蝠又何尝不是受害者？
蝙蝠虽然外形不讨喜，且携带了许多可怕的病毒，但大多昼伏夜出，避居洞穴，极为低调，与人类原本没有多少交集。它们主要以昆虫和植物的果实为食，在森林中授粉播种，对农业生产和森林生态都至为关键，是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
通常情况下，蝙蝠可以说人畜无害，我们并没有必要将它们妖魔化。无论是蝙蝠还是果子狸，抑或其他野生动物，“罪魁祸首”这样的污名对它们来说并不公平，它们不应为一些大型的传染病背锅。之所以出现这些可怕的疾病，更主要的原因是人类过度打扰野生动物，甚至捕食野生动物。
本文写作参考了严延生：《蝙蝠作为我国人兽共患病病原储存宿主的意义》；陈文龙：《外貌丑陋的夜行动物，竟也是传统吉祥图案的象征》；李宁、晏志鹏：《携带多种致命病毒，蝙蝠为何能活的很好？》；陈民镇：《舌尖上的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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