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鬥勇鬥狠，鬥不過的那一方，就甩出一句“君子動口不動手”，開啟鬥嘴模式。
鬥嘴沒一定規則，可以無中生有，也可以血口噴人，怎麼難聽怎麼來。
在政治鬥爭中，鬥嘴被稱為輿論戰，輿論戰最常用的手段是造謠。
造謠造得好玩，人們明知道是假的，也願意相信是真的。戰國時期，秦國在嬴政的領導下，一天天走向繁榮富強，想打誰就打誰，趙國不服氣，又無可奈何，就編排嬴政的故事，說嬴政他娘本是奸商呂不韋的侍妾，在和嬴政他爹上床之前，已懷著呂不韋的種，呂不韋就這樣用一個女人奪了秦國的江山。列國一聽欺負他們的人原來是個野種，呵呵一笑，心裡舒服多了，就你一言我一語地證明，嬴政的確是個野種。後來嬴政滅了造他謠的諸國，成了秦始皇，人們仍然堅信他是個野種，司馬遷在《史記》裡這麼說，現在的電影電視劇也這麼演。
造謠造得無趣，還硬要人們相信，連自己都信以為真，則會出大事。
1840年，大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終於羞答答打開了封閉的國門，朝野上下對蠻夷客氣多了，尊稱為洋大人，但骨子裡還是保持著幾分大國的倨傲。
1860年，英法聯軍打到北京，火燒圓明園，逼得皇上匆忙帶著後宮妃子去熱河“狩獵”。隨後，清政府分別與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簽訂《北京條約》，主要內容是割地賠銀子，其中俄羅斯最狠，割去了中國領土44萬平方公里。
有一個條款不十分搶眼，卻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允許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買地建教堂，自由傳教。
傳教士自唐朝進入中國以來，一直處於半地下狀態，朝廷不允許洋人學說中國話，也不允許中國人教洋人說中國話，自1860開始，西方人在中國傳教合法化、公開化，中國近代史也揭開了新的一頁。
傳教士進入中國以後，創辦醫院、學校、育嬰堂，加速了中國文明進程，卻讓很大一部分中國人費解。
中國人被“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薰陶太久，冷漠限制了想象力，這些洋人花自己的錢，吃自己的飯，不遠萬里來到中國，送錢、送米、送愛，這是什麼毛病？
中國古代對嬰兒不怎麼在乎，覺得麻煩就殺掉，《韓非子·六反》有記載：“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蘇軾《與朱鄂州書》也有記載：“嶽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
不忍心下手的父母，則把嬰兒扔掉（多為女嬰），任人撿去，或者，任野狗吃掉。
每一個來到中國的傳教士，都碰到過棄嬰，於是，每一座教堂，幾乎都有一個收留棄嬰的育嬰堂。當時的醫學遠不如現在發達，傳教士撿回去或者好心人送到教堂的嬰兒，不一定都能健康長大，總有幾個夭折的。
埋到墓地的死嬰，有的被野狗扒出來吃幾口，還有鳥來啄去死嬰的眼睛，殘缺不全的死嬰，讓人們恍然大悟：原來，洋人收留棄嬰，是有用處的，他們挖出眼珠子來提煉銀子，挖出心肝燉雞吃長生不老！
都說謠言止於智者，讀書人中多智者，應該能夠看破謠言的荒謬。可是，“國破山河在”的悲愴摧毀了他們的理智，高鼻子凹眼睛的洋人，在他們看來，都是侵略者，必須趕出去。扛洋槍的洋人惹不起，拿《聖經》的傳教士就成了假想敵。
讀書人一向不屑與頭腦簡單者為伍，但在愛國的大旗下，他們達成了難得的共識。經過讀書人的加工，粗糙的謠言變成了理直氣壯的檄文。
1861年，湖南士紳集體創作的《湖南合省公檄》出臺，《公檄》整合民間傳說，稱洋教“剖心剜目，以遺體為牛羊；餌藥採精，以兒童為螻蟻；採婦人之精血，利己損人；飲蒙汗之迷湯，蠱心惑志”，總結了洋教十大罪狀，此處摘錄與本文相關的第六條：“該教有吸取童精者，迷騙十歲以外童男，以濂水滴諸頂門，或作膏藥，貼諸眉額，其童之精，即從下部流出，彼則如吮乳然，盡情取之，彼童瘦軟數日而死。”最後，《公檄》號召：“凡我士農工商，拔劍同仇，有不合志者，即同此類。”
《公檄》是中國第一份向洋教宣戰的檄文，此後幾十年，流傳中國的各種反洋教揭帖，多脫胎於《公檄》，催生了清末大大小小的教案。
1870年春天，天津望海樓教堂育嬰堂孩子感染時疫，一天即死好幾個，洋人用孩子眼珠煉銀子，用心肝燉雞做長生藥的謠言，又一次成為輿論的焦點，且越傳越離譜，有人說，教堂地下室裡像醃鹹蛋一樣醃著好幾缸眼珠子。
正在這時，有人抓住了以迷藥迷拐孩子的人販子武蘭珍，經水火會頭領徐漢龍審訊，武蘭珍供稱，迷藥是教堂王三給他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會同地方官員，帶著武蘭珍去教堂找王三對質，卻得知教堂根本就沒有叫王三的人。武蘭珍誣陷教堂的其他供詞也經不起推敲，純屬胡說八道，崇厚拂袖而去。
徐漢龍等吃瓜群眾不願就此罷休，仍圍著教堂起鬨，往教堂裡扔磚頭。
法國領事館離教堂不遠，喧囂聲驚動了領事豐大業，他帶上秘書，怒氣衝衝去找崇厚，請他派兵彈壓。崇厚卻只是打官腔搪塞，豐大業鳴槍示威，崇厚乾脆躲了起來。
豐大業從崇厚府上出來去教堂，路遇靜海縣令劉傑，又起爭執，豐大業再次鳴槍，誤傷劉傑家人劉七。
吃瓜群眾被激怒，一擁而上，亂拳打死豐大業和秘書，旁觀的浙江處州鎮總兵陳國瑞帶頭鼓掌，大叫“打得好”。
眾人得到陳將軍鼓勵，衝進教堂，見人就打，打死洋人19個、中國信眾30個，又一把火燒了教堂，育嬰堂裡重病不能跑的幾個孩子，也給燒死了。
望海樓的大火，就像節日的焰火，整整燒了一天。
教案發生後，法、英、美、俄、普、比、西7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軍艦開進了大沽口，準備開戰。清廷大驚，下旨讓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天津查辦，查清楚“挖眼剖心”到底是怎麼回事。
曾國藩行事老練，是後世諸多大人物的偶像，接到聖旨，居然膽戰心驚，寫下了遺書：外國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協，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餘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年老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
曾國藩不怕死，卻遭遇了比死更可怕的痛苦。
作為儒家文化的傳人，曾國藩對基督教並沒有好感，來到天津明查暗訪，又反覆訊問育嬰堂裡逃出來的孩子，得出結論，信耶穌的洋人，並非居心叵測的惡魔，所謂“挖眼剖心”，純屬子虛烏有。
混跡官場多年，曾國藩很清楚，有些謠言，誰都知道是謠言，但誰都不說穿，人們寧願沉浸在或美好或險惡的謠言裡，假裝快樂或假裝鬱悶，戳穿謠言的人，必然觸犯眾怒。但昧著良心哄人哄鬼哄自己，又有違他做人的基本原則，掂量兩個月，曾國藩最終選擇上奏朝廷，說出真相：“至挖眼剖心，則全系謠傳，毫無實據。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各省皆然，以理決之，必無是事。”
此時，法國人正開打普法戰爭，無意也無力和中國翻臉開戰，只想儘快把天津教案了結。他們要求天津知府張光藻和靜海知縣劉傑抵命，曾國藩堅持不同意，僅用十多個死囚充當兇手殺給他們看，他們也沒有認真追究；他們要求中國政府賠49萬兩銀子，曾國藩討價還價，只賠了40萬兩，他們也算了；其餘細節，無足輕重，崇厚作為使臣去法國“謝罪”，在法國玩了一年多，才得到新任總統梯也爾的接見，此時，法國人都快忘記天津教案了。
現在看來，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似無不妥，但全國人民很憤怒，事因豐大業開槍傷人而起，所有來中國橫行霸道的洋鬼子都該死，我們為什麼要道歉，要賠款，要點頭哈腰？為什麼不能和洋鬼子大幹一場，把他們通通趕出中國？
人們有許多理由憤怒，卻忽略了真正的理由。曾國藩說出了真相，打了中國人的臉。但這一點，不會有人承認，一百多年以後，更加不會有人認賬了。
曾國藩為長沙會館寫的牌匾被砸爛，湖南人為曾國藩是湖南人而覺得羞恥。
一個湖南舉子寫了一幅對聯，挖苦曾國藩：“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曾國藩羞慚不已，不斷地搖頭嘆息：外慚清議，內疚神明。
為表示贖罪，曾國藩自掏7000兩銀子，又募集13000兩銀子，給流放黑龍江的張光藻和劉傑兩家各5000兩，剩下的銀子，分給其他被流放的暴民家屬，以暴民的名義被處死的死囚，每家也給了100兩，連3個趁亂搶劫殺人的真正暴徒，也各給了100兩。
一年以後，61歲的曾國藩抑鬱而死，至死都揹負著賣國賊的惡名。
被曾國藩戳穿的謠言，在他死後繼續理直氣壯地流傳，越傳越來勁。至1900年，終於釀成庚子之禍，引來八國聯軍，敲響了大清王朝的喪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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