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斗勇斗狠，斗不过的那一方，就甩出一句“君子动口不动手”，开启斗嘴模式。
斗嘴没一定规则，可以无中生有，也可以血口喷人，怎么难听怎么来。
在政治斗争中，斗嘴被称为舆论战，舆论战最常用的手段是造谣。
造谣造得好玩，人们明知道是假的，也愿意相信是真的。战国时期，秦国在嬴政的领导下，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想打谁就打谁，赵国不服气，又无可奈何，就编排嬴政的故事，说嬴政他娘本是奸商吕不韦的侍妾，在和嬴政他爹上床之前，已怀着吕不韦的种，吕不韦就这样用一个女人夺了秦国的江山。列国一听欺负他们的人原来是个野种，呵呵一笑，心里舒服多了，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证明，嬴政的确是个野种。后来嬴政灭了造他谣的诸国，成了秦始皇，人们仍然坚信他是个野种，司马迁在《史记》里这么说，现在的电影电视剧也这么演。
造谣造得无趣，还硬要人们相信，连自己都信以为真，则会出大事。
1840年，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终于羞答答打开了封闭的国门，朝野上下对蛮夷客气多了，尊称为洋大人，但骨子里还是保持着几分大国的倨傲。
1860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火烧圆明园，逼得皇上匆忙带着后宫妃子去热河“狩猎”。随后，清政府分别与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签订《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割地赔银子，其中俄罗斯最狠，割去了中国领土44万平方公里。
有一个条款不十分抢眼，却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允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买地建教堂，自由传教。
传教士自唐朝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处于半地下状态，朝廷不允许洋人学说中国话，也不允许中国人教洋人说中国话，自1860开始，西方人在中国传教合法化、公开化，中国近代史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创办医院、学校、育婴堂，加速了中国文明进程，却让很大一部分中国人费解。
中国人被“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熏陶太久，冷漠限制了想象力，这些洋人花自己的钱，吃自己的饭，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送钱、送米、送爱，这是什么毛病？
中国古代对婴儿不怎么在乎，觉得麻烦就杀掉，《韩非子·六反》有记载：“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苏轼《与朱鄂州书》也有记载：“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
不忍心下手的父母，则把婴儿扔掉（多为女婴），任人捡去，或者，任野狗吃掉。
每一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都碰到过弃婴，于是，每一座教堂，几乎都有一个收留弃婴的育婴堂。当时的医学远不如现在发达，传教士捡回去或者好心人送到教堂的婴儿，不一定都能健康长大，总有几个夭折的。
埋到墓地的死婴，有的被野狗扒出来吃几口，还有鸟来啄去死婴的眼睛，残缺不全的死婴，让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洋人收留弃婴，是有用处的，他们挖出眼珠子来提炼银子，挖出心肝炖鸡吃长生不老！
都说谣言止于智者，读书人中多智者，应该能够看破谣言的荒谬。可是，“国破山河在”的悲怆摧毁了他们的理智，高鼻子凹眼睛的洋人，在他们看来，都是侵略者，必须赶出去。扛洋枪的洋人惹不起，拿《圣经》的传教士就成了假想敌。
读书人一向不屑与头脑简单者为伍，但在爱国的大旗下，他们达成了难得的共识。经过读书人的加工，粗糙的谣言变成了理直气壮的檄文。
1861年，湖南士绅集体创作的《湖南合省公檄》出台，《公檄》整合民间传说，称洋教“剖心剜目，以遗体为牛羊；饵药采精，以儿童为蝼蚁；采妇人之精血，利己损人；饮蒙汗之迷汤，蛊心惑志”，总结了洋教十大罪状，此处摘录与本文相关的第六条：“该教有吸取童精者，迷骗十岁以外童男，以濂水滴诸顶门，或作膏药，贴诸眉额，其童之精，即从下部流出，彼则如吮乳然，尽情取之，彼童瘦软数日而死。”最后，《公檄》号召：“凡我士农工商，拔剑同仇，有不合志者，即同此类。”
《公檄》是中国第一份向洋教宣战的檄文，此后几十年，流传中国的各种反洋教揭帖，多脱胎于《公檄》，催生了清末大大小小的教案。
1870年春天，天津望海楼教堂育婴堂孩子感染时疫，一天即死好几个，洋人用孩子眼珠炼银子，用心肝炖鸡做长生药的谣言，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且越传越离谱，有人说，教堂地下室里像腌咸蛋一样腌着好几缸眼珠子。
正在这时，有人抓住了以迷药迷拐孩子的人贩子武兰珍，经水火会头领徐汉龙审讯，武兰珍供称，迷药是教堂王三给他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会同地方官员，带着武兰珍去教堂找王三对质，却得知教堂根本就没有叫王三的人。武兰珍诬陷教堂的其他供词也经不起推敲，纯属胡说八道，崇厚拂袖而去。
徐汉龙等吃瓜群众不愿就此罢休，仍围着教堂起哄，往教堂里扔砖头。
法国领事馆离教堂不远，喧嚣声惊动了领事丰大业，他带上秘书，怒气冲冲去找崇厚，请他派兵弹压。崇厚却只是打官腔搪塞，丰大业鸣枪示威，崇厚干脆躲了起来。
丰大业从崇厚府上出来去教堂，路遇静海县令刘杰，又起争执，丰大业再次鸣枪，误伤刘杰家人刘七。
吃瓜群众被激怒，一拥而上，乱拳打死丰大业和秘书，旁观的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带头鼓掌，大叫“打得好”。
众人得到陈将军鼓励，冲进教堂，见人就打，打死洋人19个、中国信众30个，又一把火烧了教堂，育婴堂里重病不能跑的几个孩子，也给烧死了。
望海楼的大火，就像节日的焰火，整整烧了一天。
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7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军舰开进了大沽口，准备开战。清廷大惊，下旨让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查清楚“挖眼剖心”到底是怎么回事。
曾国藩行事老练，是后世诸多大人物的偶像，接到圣旨，居然胆战心惊，写下了遗书：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年老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曾国藩不怕死，却遭遇了比死更可怕的痛苦。
作为儒家文化的传人，曾国藩对基督教并没有好感，来到天津明查暗访，又反复讯问育婴堂里逃出来的孩子，得出结论，信耶稣的洋人，并非居心叵测的恶魔，所谓“挖眼剖心”，纯属子虚乌有。
混迹官场多年，曾国藩很清楚，有些谣言，谁都知道是谣言，但谁都不说穿，人们宁愿沉浸在或美好或险恶的谣言里，假装快乐或假装郁闷，戳穿谣言的人，必然触犯众怒。但昧着良心哄人哄鬼哄自己，又有违他做人的基本原则，掂量两个月，曾国藩最终选择上奏朝廷，说出真相：“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各省皆然，以理决之，必无是事。”
此时，法国人正开打普法战争，无意也无力和中国翻脸开战，只想尽快把天津教案了结。他们要求天津知府张光藻和静海知县刘杰抵命，曾国藩坚持不同意，仅用十多个死囚充当凶手杀给他们看，他们也没有认真追究；他们要求中国政府赔49万两银子，曾国藩讨价还价，只赔了40万两，他们也算了；其余细节，无足轻重，崇厚作为使臣去法国“谢罪”，在法国玩了一年多，才得到新任总统梯也尔的接见，此时，法国人都快忘记天津教案了。
现在看来，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似无不妥，但全国人民很愤怒，事因丰大业开枪伤人而起，所有来中国横行霸道的洋鬼子都该死，我们为什么要道歉，要赔款，要点头哈腰？为什么不能和洋鬼子大干一场，把他们通通赶出中国？
人们有许多理由愤怒，却忽略了真正的理由。曾国藩说出了真相，打了中国人的脸。但这一点，不会有人承认，一百多年以后，更加不会有人认账了。
曾国藩为长沙会馆写的牌匾被砸烂，湖南人为曾国藩是湖南人而觉得羞耻。
一个湖南举子写了一幅对联，挖苦曾国藩：“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曾国藩羞惭不已，不断地摇头叹息：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为表示赎罪，曾国藩自掏7000两银子，又募集13000两银子，给流放黑龙江的张光藻和刘杰两家各5000两，剩下的银子，分给其他被流放的暴民家属，以暴民的名义被处死的死囚，每家也给了100两，连3个趁乱抢劫杀人的真正暴徒，也各给了100两。
一年以后，61岁的曾国藩抑郁而死，至死都背负着卖国贼的恶名。
被曾国藩戳穿的谣言，在他死后继续理直气壮地流传，越传越来劲。至1900年，终于酿成庚子之祸，引来八国联军，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
閱讀更多 羅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