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元、明、清三朝素來以推行“皇權不下縣”的寬厚政策而聞名。但是，就像很多聽起來非常誘人的事情一樣，這個“寬厚”也是個打了折扣的存在。因為在當時的社會上有一個胥吏階層深深地紮在民間，成為了皇權沒有“名分”的代表。這些人對民間的控制和侵蝕完全的超越了皇權對民間的直接影響，從而成為了隱藏在這個古典帝國社會底層的無冕之王。
自元朝以來，理論上，一個縣衙門裡吃“財政飯”的人寥寥可數、即：知縣、縣丞、主薄、教諭、訓導、巡檢、典史，這些都是朝廷承認的“政府官員”。但是在宋元以後，一個縣即使人口再少，也會在萬人左右。這麼區區幾個人肯定是無法維持一個衙門的正常運轉，所以直接和士庶百姓們直接接觸的“胥吏”便成了一個衙門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從一開始，這些“胥吏”就大部分都是不吃皇糧的，而到了康熙朝以後就全部都是不吃皇糧的。
雖然自秦漢以來“官”就與“吏”捆綁在一起，但越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吏”的地位就越發的下降。到了元明清三朝，雖然都算做國家公職人員，但是作“官”的都是人上人，也就是現代所謂的“領導”；而作為具體工作人員的“吏”，不僅不在政府的“編制”之內，還被法律定位為“二等公民”——一日為吏終生為吏，永遠不允許“吏”逆襲為官。
古埃及書吏凱伊雕像。從四千六百年前開始，胥吏階層就開始侵蝕一個又一個的帝國。
東漢書吏的服飾復原。
由於當時的地方官員有嚴格的人事迴避制度，一位通過科舉考試的士大夫在受職之後不僅不得在家鄉為官，且不也能在某一地久任。但是這種意在防止官員貪汙的制度卻為胥吏的貪汙提供了便利。因為所有的胥吏都是本地土著，在地方上有盤根錯節的勢力，而且往往父子翁婿師徒相繼，故有當時有“無封建之官、有封建之吏”的說法。這些“吏”雖然社會地位極為低下，經常會被長官辱罵、虐待、毒打甚至遭到性侵，但由於他們掌管這地方上夏稅秋糧的徵收、丁差徭役雜課的派遣，訴訟縲紲的程序……所以，對於普通的百姓來說，這些不斷揮舞著手中那些小權力的小人物，才是真正領大家生活在恐懼之中的暴君。
到了明朝崇禎年間，胥吏階層已經成了挾持上司、魚肉下民的龐大利益集團。至於暗中和長官對抗那就更是屢見不鮮。所以，士大夫要想不被胥吏架空、不被這些“以啖民為生”的“天生賤人”所欺，就得變得十分腹黑心機。比如明朝天啟年間，學富五車的博雅君子祁彪佳在司理福建莆陽時，就預先僱了兩幹粗活的本地女僕，向她其學習莆陽的鄉談。後來祁彪佳發現這自己手下的胥吏不僅視他這位不到二十歲的“小鮮肉”為無物，而且每次升堂時，那些胥吏都在用莆陽方言辱罵自己。而祁彪佳也就很有城府的佯裝聽不懂。過了個把月以後，祁彪佳再把這些胥吏都招到堂上來，用莆陽土語歷數胥吏犯上之罪，把幾個帶頭的當場嚴懲，從而立下了威風，結果是眾胥吏“皆大畏服”。
但是，不會人人都是祁彪佳，大多數的士君子都沒有這麼高的手腕。所以其下場不是被裹挾為胥吏的傀儡，就是最終沆瀣一氣，淪為犯罪的同夥和保護傘。所以，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就感慨到：“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秉國者吏胥而已”。
中年的祁彪佳。後來做京官時，夫人生產。正在值班的祁彪佳在請假回家時又遭到了門子的刁難。
這種名實顛倒的大害，到了清朝中後期算是登峰造極，以至於郭嵩燾言道：“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這種驚人之語言足以說明了清朝的胥吏階層究竟有多強勢。而且，僅僅從財富一方面來看，清朝的胥吏階層確實已經到了“富可敵國”的地步。我們看看當時人們的記載。
清朝北京號稱首善之區，按理說應該充滿了“人文”氣質。但事實上北京大興、宛平兩縣的士大夫基本都是外地入籍；真正本地的“文化人”，則全都擠破腦袋去當胥吏——尤其是中央各部的書吏，而不去應科舉。因為科舉難度大、門坎高；而書吏不僅好入門，而且還極為有利可圖。清朝中央大小九卿衙門中，每一個衙門都有近千名書吏在裡面伏著，而每一個部門的書吏都是生財有道。
比如吏部、兵部的書吏們撈錢的方式主要是大小官員在補缺時塞來的紅包。因為官員要想補上實缺，從法律程序上講首先要遞交申請，之後再由有司審核。而書吏就根據候補職位的大小來索賄。不肯掏錢或是掏不出錢的，遞上去的申請就會泥牛入海，永遠也別想遞到長官的書案上去；工部有水利、營造等一系列工程，每年書吏們僅僅從中虛報冒領、鴨過拔毛就可以獲得很高的利益；禮部號稱是清水衙門，但是朝廷定期舉行的會試、外藩朝貢和不定期的大婚、國喪都可以藉機發一筆橫財——甚至，因為禮部掌管著各府道州縣鑄造印符關防的工作，各衙門要想拿到大印也得破費上一筆。
但是，所有的衙門都無法與戶部的“豐饒”相比。在當時，能夠有一個戶部書吏的“差使”，在經濟上遠比家裡有礦或者出將入相要實惠的多。
在清末民初的文豪陳恆慶是山東濰縣人，故而雖為衣冠士族，但卻頗有孟嘗君折節下交之風。他在光緒朝做巡城御史的時候就和一個叫史恩燾的書吏交情不淺。陳恆慶在自己的筆記《歸裡清譚》中記載,史恩燾為人奢靡無度,而且愛好聚餐招飲,可以說“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因為陳恆慶既是地方上的“大老爺”也是“風雅君子”，更是著名的美食家，在四九城的老饕們那裡是有頭有臉有自號的人物，所以經常被史恩燾邀請至家中，奉為座上賓。
陳恆慶以白描手法細緻入微的描寫了史恩燾那種幾乎是瘋狂的奢靡生活。
首先是史家的宅子,可謂盤盤囷囷，蜂房水渦，層層疊疊，庭院深深不知幾許。所有院落皆以遊廊環繞,畫棟雕樑擬於王者;家中呼奴喚婢多如過江之鯽,而且個個都是年輕漂亮。作為一個老饕，陳恆慶對史家印象最深之處是每次宴飲的酒菜——酒都是正宗紹興酒,以五十斤或一百斤裝一大罈子,必陳過十年之後,才開壇享用,口感品味“
醇如醪,甘如醴” 。喝下去喉潤如酥，只消十杯,人就會爛醉如泥。而且酒醒之後,人是神清氣爽,且不宿醉。這種佳釀即便京師四九城內最講究、最體面的大飯莊子，也都無處貨賣。而餐桌上所擺設的菜餚,也多為史家獨有的私房菜,如“白官燕” 、“南豆腐”之類。其用料之貴、做工之細，令人有“不忍下箸”之感。據說這些佳餚每一品都花費十兩紋銀。最能彰這群書吏們為富不仁的是，他們吃飯不用手，而要侍候左右的僕人們一勺一筷子的喂到嘴裡，那種小人得志之態可謂令人作嘔。據陳恆慶估算,這個史恩燾家資約有數十萬兩白銀。也就是說，如果按照糧價折算，此人在今日大概擁資十幾個億。
而這個史恩燾就是一個被辭退的戶部銀庫“承經”,即出納員。其生財有道之法就是在每月全國各地的稅銀通過票號匯到戶部銀庫時,史恩燾就利用制度上的漏洞,把這些銀子在錢莊裡存上一個月,取出利息歸為己有,之後再把本金交回銀庫。這種“借雞下蛋”的勾當僅僅幹了五年，他就便成了一方鉅富。後來東窗事發,但是《大清律》上卻沒有懲處此類犯罪的相關律令,所以只是把史恩燾關了一年並將其革職除籍了事。所以說，這樣的家資在當時的書吏中,也只算中等的水平而已。而那些世代相襲、父死子繼的書吏們又會有多少巧取豪奪而來的財富，就是隻有天知道了······
如果說史恩燾這種書吏是因為在戶部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那其他的衙門，即便如清水衙門如國子監，也照樣可以養肥無數的書吏。陳恆慶之後還記載了一個在國子監當差的書吏，李秋賓。此人痴肥醜陋，但卻因為晚清捐官大開，所有買官的財主們在買官之前，都得先買一個國子監生的“學歷”。而這李秋賓每年從中獲得的“照費”(賣文憑的錢)便可收數萬兩，可謂富貴逼人。，
清朝中後期廣州外銷畫中的官員夫婦再向一個胥吏問話。
那麼這些富可敵國的“無冕之王”們在當時究竟有多少人呢？答案是沒有確切的數目，只能說非常之多。
據光緒朝《大清會典事例》的記載，戶部是六部中書吏最多的一個部，在編制者為二百四十七人。京師所有衙門在編的書吏總計一千一百八十四人。在地方上，編制規定從總督衙門到州縣衙門，書吏的定額是八到十四人，而清朝有將近兩千個省、府、縣及直隸州、直隸廳。所以說全國的書吏加起來將近十萬。而這十萬人，還僅僅是書吏，不包括差人等其餘工種的胥吏。但是，不管是什麼崗位的胥吏，他們個個都是認為自己應該過上“車馬宮室衣服之奉擬於王侯”奢侈生活，所以對百姓敲骨吸髓的枉法斂財也就成了他們的共性。至於斂財方式就十分古老了，主要靠“內外結交，隱語郵書，往來旁午”這種被人用的爛熟的手段，以至於“輦金暮夜，蹤跡詭秘，莫能得其贓私都數”……
更可怕的是，早在明末，胥吏的人數就已經多達近百萬。也就是顧炎武所指出的“養百萬虎狼於民間 ”。而清初中央各部的書吏“多者以千計，少者不下數百”；在地方上，各種胥吏“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從法律上講，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不在編制的“民役”，也就是現在所謂的“臨時工”。而朝廷對他們是一分錢工資也不給發的，所以他們每天的收入來源就是靠著各種灰色收入。
至於這些數以十萬計，被顧炎武形容為“行己若狗彘，噬人若虎狼”的臨時工，之所以到了清朝，能夠爬到李慈銘所稱的“黑衣下賤之流，而操天下之大柄”和甚至是與朝廷“共天下”的地位，原因則就是由於有清一代，帝王權柄的不斷集中。比如清朝諸帝為了加強官方權力，打壓民間力量，規定：除了吏之外，一般人不準讀律條，否則算犯罪；而士大夫在未考取功名之前，也不得過問地方行政，否則就要“黜革治罪”。在如此環境之下產生出來的官員自然是“其通曉吏事者，十不一、二”，而“士人讀經書，誦疏文，不習政務 ”乃至於“及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最後淪為胥吏的傀儡也就是自然之理。所以，最終令天下民生倒懸塗炭，中外百官太阿倒持的胥吏之禍歸根結底，還是清朝歷代帝王那種“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的雄心豪邁所產生的必然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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