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这首崔蒐、钢鸣作词，吕骥作曲的《新编“九一八”小调》，上世纪30年代曾在全国流行一时，讲述了那段中华民族在近代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九一八”被视为近代中国“空前的国耻”，是因为此前虽说一再割地赔款毕竟还是战败而失地。此时当政者有重兵在手，却坚持“不抵抗政策”不战而失东北，当时面积达130万平方公里！东北沦亡后，四万万同胞被这惨祸惊醒，从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斗争。
恐日媚外是根源
近代中国澶遇外来入侵时腰战屡数，除经济科技水平落后外，许多人认为军民体力衰是重要原因，西方人也以“东亚病夫“相讥。事实上，中国人出现精神麻木才是最致命的灾难，医治麻木不仁或恐洋闻外的心理疾病，与科教和工业强国一样同为振兴中华的重要任务。
上世记30年代初，从综合国力看，中国无疑比日本落后，但在东北局部地区的兵力却比派驻那里的日本关东军远占优势。事变爆发时，日军兵力不过一个不满编的第二师团加上少数守备队共1.7万人，再加日警和“在乡军人”亦不足3万。东三省则是当时中国工业集中和财政收人最富庶的地区虽然张学良率部分东北军入关打内战，但留守部队仍有25万，其中正规军14万人，武器装备的数量质量均不逊于日军。关东军此时没有配备作战飞机，东北军却有260架新购置的战机，面且仅沈阳便有火炮600门。正是看到这一点东京的日本军部对石原、板、土肥原策划的袭击能否成功都感心中无数，只是看到关东军轻易得手才追认了行动。
事变发生前，关东军以“中村震太郎遇害事件”为借口，公开在沈阳街头列队示威并到东北军营房前演习寻衅甚至公然闻进北大营为炮击测定射击诸元。令人叹息的是，南京政府明知关东军想发动攻击，竟以“衅不自我开”为由，要求不许备战。东北当局也害怕刺激日本人，事先密令沈阳等地的驻军如遇日军攻击“便任其缴械”。9月18日深夜，日军突然以240毫米要塞炮轰击北大营，接着以步兵冲入，由于联系不上张学良，值班军官向坐镇沈阳的参谋长荣螓报告。这位代理东北最高指挥职务的人竟含沿下达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日军一夜间攻下沈阳城，仅遇流弹死2人，得手之易连自己也感意外。
九一八”这一国耻的出现，百先要从当权者的精神上寻找原因。轻易丢失东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固然要负首要责任，东北军不敢迎战，也是精神上患软骨症的突出表现。20世纪的中国军阔大都以日本为师，往往“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奉系军阀看到日俄战争中“小鼻子”竟打败了“大鼻子”，精神上盲目媚日，经济任由“金票（即正金银行发行的老头票“）控制市场，办讲武堂练兵都要依赖日本顾问教官。一遇到日军进攻，东北军许多人便如鼠见猫，精神上首先成为日本人的俘虏，再加上高层的退让命令，在全身战栗发抖时焉能进行抵抗？随后大批东北军政官员投敌附逆，为伪“满洲国”充当愧儡，也就决非偶然。
争取外援须自强
“九一八事变”时南京政府下令不抵抗，口号便是“彼有强权，我有公理”，所期盼的是国际干预。事变第二天即9月19日，中国政府便向国际联盟报告日本进攻东北，请求其出面制止，并说明已采取不抵抗政策。这种想以“受害悲情”引来外国仁慈相救的愿望，在崇尚强权蔑视软弱的国际社会中只会受到嘲弄。
当时在国联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英法等国，美国也对远东事务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不过，此时他们正被世界经济危机搞得焦头烂额。接到中国代表哭秦廷”式的一再哀求，国联在1个月内曾3次要求“双方”都从满洲“撤兵”。
对这一本身并不公正（因为要中国撤兵实属荒谬）的要求，日本口头敷衍实则加紧进兵，国联和美国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连经济制我都没有。此时西洋人看重日本而蔑视中国，关东军又打着“反苏防共”旗帜，中国想得到外援几乎不可能。
南京政府一心依赖国联而不自强，冯玉样便通电全国谴责说：“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果然，日本侵占东北过了半年，英国李顿爵士为首的国联调查团才慢悠悠来远东调查。这些殖民者调查后只是建议国际共管东北，中日都从该地撒军。对如此屈辱的报告书，南京政府竟称可接受，日本却仍置之不理，国联最终也无可奈何。当时驻国联的中国代表颇维钧后来曾悲痛地回忆说，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最伤心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替你对付日本？
在强权和实力主导国际舞台的形势下，中国在反侵略时只有表现出意志和力量，才有可能争得外援，否则别国只会趁火打劫，从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失败，到南京政府乞求国联干预都证明了这一点。后来中国全国抗战长期拖住了日军，才得到国际上的较多援助。这正是，人必自侮而后他人侮之，人必强而后他人助之。
“九一八”全民惊醒
九一八”不抵抗丢失东北，使原先便属强势的日本更强，本属弱势的中国更弱。那些东洋的光头军阀们轻易得手，侵略气焰更是不可一世，急不可待地要实现“征服满蒙”“征服支那”“征服世界”这三级跳。不过他们没想到，欺侮一个腐败的政府容易，惊醒了几亿不可侮的中国人却会是引火烧身。侵华元凶之一近卫文唐临近战败前也哀叹，当初“愚钝”，未看到占领满洲等于“吞下一个炸弹。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正处于“一个党、两个政府（南京、广州）、三个中央党部”的四分五裂状态之中，南京政府把主要精力用于“围剿“红军。国内知识分子大都处于苦闷和彷徨之中。日本鲸吞东三省，宛如一声惊雷在头顶响起，使有识者感到只有停止内战团结抗战才是惟一出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半个月内，各大城市学生便云集南京要求立即抗日，并质问外长王正延“为何不抵抗”？王正廷辩解时当场被学生痛打一顿。南京政府只好请蔡元培出面，让学生“安心读书，静待政府处理”。然而学生出于极度义愤，竟然也把文位北大的老校长拉到门外殴打并拖行半里，直至警卫鸣枪才救回。经此一劫，蔡元培身心都异常痛苦，他并未责怪学生在给老友鲁迅的诗中只是讽刺政府说“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喑不声。
尽管当局下令不抵抗，部分中国军人仍在部分地区自发地开火还击。9月19日凌晨驻长春日军袭击南岭炮兵团炮兵团官兵遇敌突袭却未投降，而是用营房的窗户、通气孔猛烈还击，击毙了日军43人，击伤55人，长春南岭成为侵略者遇到的第一块难啃的骨头。同年11月上旬，日军北上黑龙江嫩江桥，代理省主席马占山指挥省防军三个旅反击，经三天两夜激战毙伤日军200余人。江桥抗战作为“九一八”后中国军队首次有组织的抗战，引起全国民众欢呼。
尽管日军制造了伪满、伪蒙政权，以显示“满蒙独立运动”是满族人和蒙古人的自身要求。但是伪政权就从来没有代表过满族、蒙古族人民。多数的前清皇族和蒙古王公都拒绝与这两个伪政权合作，满族、蒙古族人民更是和汉族群众一起参加抗日。当年的中国不仅没有降日的民族，连亲日的也没有一个。日本侵吞东三省并制造伪政权，激怒了全中国人民，也使关内十几万东北军无家可归。有了这一切肤之痛，自然会当打内战炮灰的命令怒不可遏。1936年12月，陕西临潼响起了捉蒋要求抗日的枪声。可以说，“九一八”是引发“西安事变”的导火索。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同时也成为停止中国内战的先声，全中国各党派、各军队走向团结一致抗日的步伐也从此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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