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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洪秀全、康有為和孫中山，是中國近代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四大代表人物。在這幾個人中，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分別是太平天國、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和發起人，而只有嚴復比較特別。他曾任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但只當了不到一年；在百日維新中辦報發文鼓吹變法，卻沒有直接參與政務；一生譯介西學，傳播啟蒙思想，晚年卻名列籌安會，提倡尊孔讀經。他之所以躋身於中國近代向西方尋求真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中，是因為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鉅變時代，對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
嚴復，字又陵，自號天演哲學家，被康有為稱為中國“西學第一者”。出生於19世紀後半葉的嚴復，一生經歷了中國近代最重大的幾次變革：太平天國、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雖然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到歷史的大潮之中，但在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卻一直沒有隨波逐流，而是堅守自己的思想學說。嚴復與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同屬於“五四”前一代思想者。但與這些積極投身於變法和革命運動中的實踐者不同，他基本活動在思想學術、文化教育領域。從這一點上來說，他與後來的胡適是比較相似的。但我們並不能因此就說，他在那個時代中是個消極保守者。相反，他的思想是積極進取的，只是不那麼的激進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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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出生於傳統儒醫世家，自幼在私塾學習儒家經典，曾拜於宿儒黃少巖門下。這位老先生治儒學漢宋並重，為嚴復打下很好的國學基礎。少年時代的家道中落，促使嚴復進入西式學堂。應該說，正是“洋務運動”中的這一舉措，為嚴復提供了接觸西學的一次重要機會。
1866年，嚴復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福州船政學堂，開始比較系統的學習西方近代科學知識。五年之後畢業，又被幸運的被送往英國留學。由於嚴復進入的是海軍學院，學習的內容較之以前更加專業。但他並未就此滿足，而是在課餘時間接觸西方的各種思想學說和社會思潮。並且切身體會到了中英兩國社會的不同之處。正是在這段留學時期，他開始對中國社會近代落後的根源有了深刻的認識，並覺察到洋務運動只學習西方器物技術層面的不足之處。
1879年，嚴復學成歸國，次年開始在北洋水師學堂任總教習。在此後的數十年中，嚴復在仕途上一直不順，可能有他與李鴻章關係疏遠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在科舉考試中屢屢落第。留學歸國的嚴復，正是在這些苦悶的經歷和壓抑的環境中，對晚清中國思想文化之落後有了深刻的體會，並且將尋找救國圖強道路的目光投向了西方。
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民族危機進一步加劇。這促使一批有識之士，開始反思洋務運動只變器不變政的侷限性。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大力倡導變法圖強，掀起了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第二次浪潮。嚴復是洋務運動時期，國家培養出來的西學人才。他雖然在北洋水師學堂任職二十年，卻一直無法發揮所學之長。而維新變法運動的開展，給了嚴復一個可以施展才華，大展身手的機會。
1895年前上半年，他先後在天津的《直報》上，發表了四篇帶有思想啟蒙性質的文章《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和《救亡決論》，為維新變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同時期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志士，更多的從傳統儒家思想中尋找變法的根據和資源，以“託古改制”的方式，要求改革君主專制為議會立憲。這種變革要求，雖然比洋務運動的“變器不變政”有所進步，但仍然沒有走出“中體西用”的模式。而嚴復在批判君主專制和科舉取士的同時，更提出了要從改變中國的文化教育入手，進行國民性改造。這就突破了維新派和立憲派“變政不變道”的侷限，開啟了中國近代以“新文化”塑造“新國民”的思想啟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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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新變法時期的嚴復，在行動上是保守的，理論上卻是超前的。與康有為所倡導的“速變”相比，嚴復更強調“漸變”。應該說，正是嚴復所接受的進化論思想和對中西文化的透徹認識，讓他採取了這種態度。而“百日維新”的失敗，無疑證明了嚴復當時是有遠見卓識的。但戊戌變法之後，隨著國內外各種矛盾的激化，以孫中山、章炳麟為代表的革命派思想家，以更加激進的姿態提出了推翻君主專制，實行民主共和的主張。雖然遭到保皇黨的反對，但革命的風潮卻此起彼伏。晚清政府不得不以“預備立憲”來緩和日益緊張的局勢。而當時作為“碩學通儒”的嚴復，被徵為資政院議員。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嚴復似乎看到了中國振興的希望，又再次奔走起來。但沒過多久，他就開始對革命後的混亂局面感到失望。發出“往者不佞以革命為深憂，身未嘗一日與朝列為常參官，夫非有愛於覺羅氏，亦已明矣。所以嘵嘵者，即以億兆程度必不可以強為，即自謂有程度者，其程度乃真不足，目不見睫，常苦不自知耳”的感慨。正是1912年之後，半生仕途不順、科舉受挫的嚴復，開始平步青雲，先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海軍編譯處總纂，參政員參政。這是作為思想家的嚴復，在仕途上最得意的時期，而他此時的言論卻日趨保守起來。
19世紀末20世紀初，活躍於晚清社會的中國近代思想家，儘管有很多曾經參與過變法或革命運動。激烈地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倡導向西方學習。但晚年卻幾乎都不約而同地由“西”轉“中”，厚“古”薄“今”。梁啟超如此，章太炎如此，嚴幾道也概莫能外。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從時代的發展變化來看，是歷經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共和革命等幾次巨大的變革之後，中國社會的危機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日益加深，讓他們對自己曾經的主張產生了一定的困惑。而一戰之後，西方文明破產論的出現，更讓他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中西文化問題。而從個人方面來說，隨著他們的思想學說在晚年的日臻成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也更加深入。看問題的立場自然由激進變為保守，實現了由“破”到“立”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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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維新變法時期，嚴復的思想就已經突破了中國19世紀末頗為流行的“中體西用”觀，指出中西文化各有體用。要改變中國落後於西方的現狀，必須從改變文化教育入手，進行“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國民性改造。在提高國民身體、思想、道德素質的基礎上，實行漸變的改革。按照進化的觀念，這種變革的順序應該是先文化，後製度，先教育，後改革。但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走的卻不是“漸進”，而是“變革”的道路。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動盪不安，民不聊生的景況，使嚴復更加肯定自己漸變道路的正確性，於是支持袁世凱稱帝，設想先以專制穩定社會秩序，然後再圖發展。可惜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隨著復辟帝制的失敗和北洋政府的建立，中國社會陷入更加混亂不堪的局面。
嚴復晚年的思想，無論是在當時的20世紀初，還是一百年後的今天看來，都是落後的。但從他的思想發展軌跡來看，卻是必然的。嚴復從早年接受並宣傳進化論開始，就一直以漸變演進的觀點來看問題。雖然他清楚地知道“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為力，蓋聖人亦運會中之一物。”的天下大勢，認為處於重大文明轉型時代的中國，必須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才能在列國的激烈競爭中不至於亡國滅種。
嚴復與同時代向西方學習的思想家，都認為只有通過變革，才能使中國擺脫落後捱打的被動局面。但與康有為、孫中山等人不同的是，他將變法和革命看做是實現救亡的手段，只是治標之法，並非治本之策。而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思想文化和國民素質，只有進行“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啟蒙和公民教育。其實他的變革主張，比康有為、孫中山更加的激進。他不但要變中國之“政”，還要變中國之“道”。以此為出發點，嚴復對急於求成的變法和革命之看法並不樂觀。而是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譯介西方思想學術方面。正是從嚴復的《天演論》、《原富》、《名學》、《法意》、《群學肆言》、《群己權界論》等西方進化論、邏輯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著作中，清末民初的知識文化界人士，才真正對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
嚴復對西方文化的傳播是有偏重的，大體是以19世紀英國較為流行的思想為主。《天演論》中宣揚的進化觀念，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思想界，產生了巨大的衝擊。無論是同時代的康有為、梁啟超，還是後輩的魯迅、胡適，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響。但無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的仁人志士，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都無法等待國民素質提高之後，再進行變革。而嚴復的態度卻是“制無美惡，期於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對於他來說，無論是專制，還是共和，並無優劣，只要適合於時代發展就好；不論是變法，還是革命，沒有緩急，只要能推動社會進步就行。而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在他看來，都是在歷史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並未達到預期的目標是必然的。曾經留學英國並深受其文化影響的嚴復，心中理想的中國變革方式，應當是英國近代那種較少社會動盪，平穩過渡的“光榮革命”。正是出於這種想法，他把這一理想寄託在了妄想稱帝的袁世凱身上。但是此時的中國民眾在共和革命之後，已經再難以接受帝制。社會變革本身，對民眾是有一定教育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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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嚴復和孫中山在倫敦會面，孫中山曾問嚴復：“為今之計，應當如何？”嚴復答曰：“為今之計，惟急以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孫中山雖然同意嚴復的觀點，但又覺得這種漸進教化的時間太長，必須啟蒙與革命同時進行。對嚴復說道：“君為思想家，我是實行家，異途同歸，致祖國於富強！”兩個人的出發點和目的是相同的，只是嚴復重理論，孫中山重實踐。其實孫先生何嘗不知道思想啟蒙和教育國民的重要性。十多年後，當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他評價道：“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準備。於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由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具有留學經歷，深受西方文化薰陶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所發起和參與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具有國民性改造性質的思想啟蒙和文藝革新運動。
自從1895年，嚴復首倡以改造國民性為目的思想啟蒙，經由梁啟超在20世紀初的接續，在1915年之後終於演變成一股巨大的文化潮流。作為中國傳統宗法社會文化根基的儒家禮教，在新文化運動中遭到巨大沖擊。孔家店的正統地位被動搖，全盤西化的浪潮迅速湧起。經過洋務的“變器”、維新的“變法”、革命的“變制”、中國兩千餘年來的儒家孔孟之“道”，終於被具有西學色彩的新文化所取代。或許，這就是二十年前的嚴復，在當時所預想的根本變革。但他對新文化並沒有過多的表態，深明天演之道的他，已經不再執著於中西古今文化的分殊。無論是早年大力宣傳近代西學，還是晚年極力倡導傳統國學。嚴復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通過思想啟蒙和文化教育，實現“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國民性改造。讓近代內憂外患的中華民族，在弱肉強食的世界格局中重新崛起。
自從近代“西學東漸”以來，中國在向西方的不斷學習中，進行著艱難的現代化探索。在一百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鉅變，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指日可待。但中國當代的文化教育仍然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國民素質更有待大幅提高。在當今國際競爭仍然激烈的全球化時代，有識之士應當承續嚴復等啟蒙思想家的愛國理想，將中國當代的思想啟蒙和文化教育事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實現先哲前賢們振興中華的百年夙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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