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勇
嚴復曾經是梁啟超的朋友，與康有為也屬於“維新同志”，在戊戌政治變革中，他們南北相互呼應，推動變法，但在進入民國反省過去時，嚴復卻對康梁在戊戌年間的活動給出極為負面的評價。他說：“吾國自甲午、戊戌以來，變故為不少矣。而海內所奉為導師，以為趨向標準者，首屈康、梁師弟。顧眾人視之，則以為福首，而自僕視之，則以為禍魁。何則？政治變革之事，蕃變至多，往往見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謂善矣，而收果轉惡，是故深識遠覽之士，愀然恆以為難，不敢輕心掉之，而無予智之習，而彼康、梁則何如？於道徒見其一偏，而由言甚易。⋯⋯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無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釁，西太后天年易盡，俟其百年，政權獨攬，徐起更張，此不獨其祖宗之所式憑，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處之地位為何如，所當之沮力為何等，鹵莽滅裂，輕易猖狂，馴至於幽其君而殺其友，已則逍遙海外，立名目以斂人財，恬然不以為恥。夫曰保皇，試問其所報者今安在耶？必謂其有意誤君，故為太過，而狂謬妄發，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知非，則雖百儀、秦不能為南海作辯護也。”（《與熊純如書之三十》）嚴復的意思是，假如不是康、梁推動，政治變革不會這樣快發生，光緒帝也不會因此與慈禧太后衝突，母子未必生釁。慈禧太后天年易盡，待其百年後，光緒帝政權獨攬，徐起更張，中國的變革大致可以平穩進行。
然而，慈禧太后獲悉有一個謀圍頤和園劫制她的政變圖謀後，憤怒情形不可言表，可想而知。據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八月初六日，下詔訓政，懿旨拿康有為。是日太后御便殿，召慶王、端王，軍機、御前大臣跪於案右，皇上跪於案左，設竹杖於座前，疾聲厲色，詢問皇上，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為？諸臣者，皆我多年曆選，留以輔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聽信叛逆蠱惑，變亂典型。何物康有為，能勝於我選用之人？康有為之法，能勝於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聵，不肖乃爾！”
在訓斥了光緒帝之後，慈禧太后也沒有忘記訓斥諸王大臣：“皇帝無知，汝等何不力諫？以為我真不管，聽他亡國敗家乎？我早已知他不足以承大業，不過時事多艱，不易輕舉妄動，只得留心稽查管束；我雖人在頤和園，而心時時在朝中也。我惟恐有奸人蠱惑，所以常囑汝等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盡心國事；現幸我還康健，必不負汝等也。今春奕劻再四說，皇上既肯勵精圖治，謂我亦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詳，並有不學無術之人，反以為我把持，不許他放手辦事，今日可知其不行矣。他是我擁立者，他若亡國，其罪在我，我能不問乎？汝等不力諍，是汝等罪也。”
或許是慈禧太后的指責太過明顯，剛毅馬上出來辯解，稱“屢次苦諫，每加譴斥，其餘眾臣，亦有言諫過者，亦有不語者”。
憤怒的慈禧太后此時無心於剛毅的辯解，她繼續指責光緒帝：“變亂祖宗，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試問汝祖宗重，康有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聵至此？”
聽了太后的指責，光緒帝顫慄對曰：“是固自己糊塗，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國脈，通融試用西法，並不敢聽信康有為之法也。”
太后聞言厲聲怒斥：“難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於祖宗乎？康有為叛逆，圖謀於我，汝不知乎？尚敢迴護也！”
光緒帝早已嚇得魂飛齒震，面對太后的憤怒，根本不知如何應對。太后復厲聲問道：“汝知之乎，抑同謀乎？”
皇帝戰慄對曰知道。
太后曰：“既知道還不正法，反要放走？”
皇上即雲拿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卷一，347頁）
這段記載雖有不少“小說家言”，時間上似乎也比實際發生的時間提前了一天，但大體上反映了慈禧太后獲知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情報後的心態，由此也註定政變後兩宮之間的基本關係。
閱讀更多 國家人文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