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湖南军阀系列我们要聊的是海军将领出身的汤芗铭。说到这位仁兄，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恰同学少年》中王劲松老师扮演的那个“汤屠夫”，要说王老师的演技真是精湛，把这个人身上同时具备的阴狠毒辣和儒雅温润两种气质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让当时观看的我对这个角色印象非常深刻。
汤芗铭（王劲松饰演）
求学生涯
汤芗铭，字铸新，湖北浠水人，清光绪九年（1883年）生人，幼年时家里家境不好，好在曾祖父重振了家业（看来生娃生得很早），他才有钱完成学业。1903年他中了举人，但是小伙子满腔热血地想用武力振兴中华，选择放弃去北京参加会试的机会，转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第二年因为成绩优异被保送去法国留学。
汤芗铭在法国留学时的照片
汤芗铭去的是法国海军学校，在此之前清政府外派留学生都是“重东洋而轻西洋”，派往日本的留学生最多而往西方国家的少。这是由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形成的政策，彼时张总督一心要将湖北建设成中国的海军人才基地，加之日本在连续击败俄国和中国后一跃成为亚洲的海上霸主，自然就成了他心中不二的海军人才留学地。
从1906年到1909年，清政府连续三年派遣一定数量的留学生到日本学习航海，张之洞之后的湖广总督端方则主张多向西洋学习，多向德、法、美等国派遣留学生。
法国当时很重视中国的军事留学教育，这其中的原因既包括和老对手德国的竞争也不乏增大在华影响力的考虑，总之当时的法国驻华使馆在中国各地鼓吹法国多么多么好，还向清政府提出希望合作培养军官的建议。汤芗铭就是这次派遣留学生中的一员。
说起这个法国海军学校，据研究者们的资料记载，创立于1830年，是当时法国唯一一所培养海军初级军官的正式学校，隶属法国海军部，一般是不招收外籍学生的，更别说是当时还很落后的中国来的学生。这所学校的地位，大致就相当于海军教育界的牛津、剑桥，招生标准也非常高，考试科目包括法语、数学以及科学常识，此外还有体育(跑步、游泳)、英语(可免试)，体检等。
当时国内新式学堂很少，法语教学就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样严苛的条件下能够通过这所学校的考核取得入学资格的学子可称得上是凤毛麟角。从这一点上我们至少能知道汤芗铭此人的头脑是非常聪明的。
法国海军学校早期是设在船上的，汤芗铭等中国学生都是三年学制，两年学习，一年实习，可以说，他在法国的求学生涯是完全与大海联系在一起的。学校的兵船教学设施齐全，教学计划周密，人文社科、工程技术、军事训练课程都有，各有侧重。另外，除了无线电报以外，船上还配备有无线电话这项当时的世界顶尖技术，可以和柏林、巴黎进行远距离通话，要知道那可是20世纪头一个十年，手机在我国全面普及也不过才20年的时间，在那时的法国就已经有这样技术了。
汤芗铭在法国海军学校的第三年是在大海上度过的，当时的法国海外军事基地几乎遍及全球，他与法国同学一起在“杜盖——特鲁安”（DuguayTrouin）号巡洋舰上实习了一年，造访了非洲、东南亚以及遥远的美洲大陆等地。
开国元勋
早在法国留学时汤芗铭便和孙中山相识，并加入了其所创立的兴中会，但是后来他认为这是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若是被发现自己会员的身份会给自己的留学生涯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跑到孙中山住处偷回了自己的入会凭证，并向当时的驻法大使馆举报，但当时的公使孙宝琦未予理睬。
汤回国后进入海军供职，1910年出任“南琛”舰舰长。次年武昌起义爆发，他奉命前往镇压起义，当时北洋军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员素质都远超革命军，由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冯巩老师的曾祖父）率领的清军很快便攻陷了汉口与汉阳两地，革命军只剩下武昌这座战略意义极其重要的孤城了。
一开始汤芗铭接到的命令是攻打武昌，后来改成了攻打九江，途中接到兄长汤化龙（后来的北洋政府教育司长）的信，劝他率部起义。汤芗铭随即联络军中的革命党人及同情革命的中立军官，开始谋划起义，当时舰队的最高长官萨镇冰见军心已经动摇，便以年老体衰为由离开舰队去上海了。众人推举汤芗铭为海军司令，随后向武汉进发，在汉口截断清军退路，重创其岸边驻防部队，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形势，间接促成了之后南北和谈、清帝退位，有些学者把汤芗铭的部队称作武昌起义取得胜利的最大功臣。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念及汤之功劳，任命其为海军部次长兼北伐海军总司令，汤芗铭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恰同学少年》中纪督学恭维其为“中华民国海军的创始人”就是这么来的。
多年以后，汤芗铭在自己撰写的回忆录《辛亥海军起义的前前后后》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我同楚有舰上一个轮机士兵刘伦发交谈了几次，知道他的家眷住在武昌城内，熟悉武昌情形，并且同情革命。我就向萨先生建议，派他去武昌调查革命军的情况，萨应允了，我便写好一封给我的哥哥汤化龙的信交刘带去(我的哥哥当时任武昌革命政府的政事部长)。过了两天，刘伦发带回我哥哥的一封信，用很小的一张信纸写了几句话，大意说：武昌举义，各地响应，革命必成，望策动海军早日反正，以立殊勋云云。刘伦发向萨先生报告说，武昌革命军秩序良好，人民亦同心协力要推倒清朝，建立共和，青年学生纷纷投入军队，准备作战，都督黎元洪的司令部设在阅马厂咨议局里面，革命政府的职员都能吃苦耐劳，每月只支二十元的生活费；他从汉阳门进城住了两天，仍从汉阳门出城，出进都有人搜查。萨先生听了未发一言．只是听到革命政府每人每月支二十元的生活费时连连点头。
可以看到汤芗铭自己并没有说自己当时为何会迅速接受兄长的建议，即刻起义，也许是他很听哥哥的话，也许是他审时度势以后觉得继续为清廷卖命没什么前途，总之我是不相信他是“怀着崇高的理想为了中国光明的未来”而做出的这个决定。这是因为在这之后面对袁世凯的拉拢，他的表现实在是让人无法相信以他的人品会有这样的觉悟。
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又命汤芗铭率舰队北伐，到烟台帮助革命军光复登州及沿海等地，在这期间汤芗铭所做的事情基本还是符合一个“开国元勋”的伟岸形象的。
鲜血治湘
辛亥革命最终以南北议和，袁世凯威逼清帝退位并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而宣告结束，为了拉拢在此次战斗中表现出卓越军事才能的汤芗铭，袁世凯于民国元年（1912年）11月任命其为海军中将，汤从此开始为袁世凯效命。
1913年国民党主席宋教仁遭到暗杀，二次革命爆发，湖南宣布独立，但之后革命就失败了，湖南督军谭延闿又宣布取消湖南独立，这时他已经知道自己被撤职只是时间问题。袁世凯调当时在江西镇压革命有功的汤芗铭前往湖南任都督兼民政长，掌握湖南军政大权，汤芗铭开始了自己对湖南长达两年零九个月的统治。
1.
汤芗铭之所以在后世口碑如此之差，很大一部分源于其在任期间对革命党人以及无辜群众所造成的无数杀孽。只因湖南人民在“二次革命”中异常活跃，汤芗铭认为此地是革命党人汇聚的地方，只有用雷霆手腕才能“正本清源”，提出“抄、押、杀”三个要点，大开杀戒。仅长沙一地直接或间接死在他手上的无辜受害者就有17000多人，人送外号“汤屠夫”。
数字有时是很苍白的，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邵阳有一个叫匡互生的学生写了两篇文章，其中有两段对政府的批评之辞，并说“否则，推翻之，改革之”，批改教师在文中多处画圈，表示赞许。汤芗铭将该中学校长刘武与文章批改教师李洞天叫到署衙质问，随后更将两人关押。虽然长沙教育界造成的舆论压力迫使汤芗铭释放了刘武，但却没有释放李洞天，原因是汤芗铭决心杀一儆百以震慑革命党人，对其严刑拷打以后，安上一个“施教不端”的罪名后便予以处决。
汤芗铭养了一众爪牙帮他四处抓捕革命党人，他给这支四千多人的队伍起了个名字叫侦探处，还分成天、地、玄、黄四个部分，根据抓获革命党人数量给予不同等级的奖励，从两百元到一万元不等。这群人看谁不顺眼就给他扣上一个革命党人的帽子，抓回去屈打成招，草菅人命。比如恶探黎明洁等人见湘潭革命党人谭志和的遗孀貌美，就对其施以强暴，事后又将谭家洗劫一空，谭母因愤怒而自尽，谭父在被押解途中投江自尽，其弟被判刑入狱。如此种种弄得别人家破人亡之事不在少数。
汤芗铭及其党羽在抓人时极尽胡搅蛮缠之能事，有时甚至还闹出抓错人或是把一人当成两个人的笑话。比如汤芗铭有一次上报给袁世凯一份有四十三个人的“乱党”名单，其中有一个名字叫“田丹凤”，这是当时的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的别号，
这位老兄当时还给汤写了一封信问是怎么回事，汤芗铭尴尬地回答是“写错了，应该是王丹凤”，但实际上湖南根本没有叫王丹凤的革命党人。又比如政府通缉邵阳革命党人杨杰，侦探硬说欧阳乾就是杨杰，对其严刑拷打以后硬是判了人家九年徒刑；刘钦实和刘季和明明是一个人，这回却硬说是两个人，目的当然是为了看谁不顺眼就把这个名字安插上去好抓人。
汤芗铭甚至连已逝之人都不放过，岳麓山作为湖南的名胜，其中葬有革命党人，汤芗铭就以他们破坏名胜作为理由，将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的棺木都给掘了出来，甚至连“鉴湖女侠”秋瑾的纪念祠都遭到他的破坏。
至于被抓进监牢里的人，汤芗铭的手段只有更狠没有最狠，他任用人称“活阎王”的华世羲为军法课长，此人阴险歹毒，惯用酷刑。使用的刑具简直可以出一本百科全书，比如“钳指”（就是把竹签钉进指甲）、“煨烙”（让人赤脚在烧红的炭上走）、“针刺”（用铁针刺入人的下体）以及“双龙拱手”（用钉子把两手手指钉在木桩上）。比起日后抗战时期令人闻之色变的“76号”魔窟也是毫不逊色。
如果说以上的行动还需要找个理由的话，那么汤芗铭在湖南境内的乱捕滥杀更是连理由都懒得找了。光是在长沙浏阳门外就一次枪杀了几十个人，受刑者临刑时连自己犯了什么罪都不知道就送掉了性命，他还经常组织“清乡”行动，每次都成了军警们趁乱抢劫财物、强奸妇女的“集会”。
2.
汤芗铭其实并不是袁世凯的嫡系，在南北和谈时汤芗铭所率领的北伐海军甚至还对袁造成了比较大的威胁。但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提拔他为海军中将，后来又升为海军上将，除了看重他的军事才能外，还因为他对自己的“命令”执行的力度之强。像上面列举的对革命党人的大肆捕杀，就是汤芗铭向袁世凯所展示的“忠心”，但真正让汤芗铭臭名昭著的，还是他在袁世凯“称帝”闹剧中表现出的比袁大总统还要高的积极性。
要说袁世凯称帝之意其实萌生已久，但他一开始表现得并不明显，当时冯国璋还专门问过他是否有称帝之意，他还斩钉截铁地予以了否定。但惦记久了袁世凯便忍不住了，开始鼓动文化界的人公开“劝进”，汤芗铭就是在这个时候创立了《民国新报》，大力鼓吹帝制以讨好袁世凯。
袁世凯专门成立了“筹安会”为自己称帝造势。汤芗铭马上在湖南成立了分会，并安排湖南国民代表集会投票，在几千条枪的“围观”下，湖南全体国民代表“一致拥护”君主立宪，“各界代表复以国民公意拥戴我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想象那情景，我真是想采访下当时投票的国民代表：“请问，你们敢动吗？”
袁世凯称帝以后论功行赏，封汤芗铭为“一等侯”，比他的嫡系曹锟的“一等伯”和东北王张作霖的“二等子爵”都要高，足以看出袁世凯对汤芗铭在拥戴自己称帝这件事情上的满意。
汤芗铭获封“一等侯”爵位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很快就破碎了，
上面说了汤芗铭这么多劣迹，为何又说他的口碑毁誉参半呢？实际上，对于他在湖南的统治，也是有人给予过高度的肯定的，而且这人咖位还很高，就是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
赶走汤芗铭的湖南护国军总司令曾罗列了前者的十大罪状，当代学者顾大全还在他的文章《汤芗铭在湘统治和湖南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列举了汤之五大罪恶，包括大兴党狱、摧残教育、拥兵自重、搅乱吏治、紊乱经济等五条大罪。但青年时的毛泽东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汤芗铭统治时期的湖南恰恰是发展速度最快也最为繁荣的时期。
毛泽东在1917年写给好友萧子升的两封信中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对于汤芗铭的“助袁为虐”，他为之辩解是“图远者必有所待，成大者必有所忍，护国之目的，不如此不足以达之，以此为罪，非知大计者也”，此外他也不认为汤芗铭故意讨好袁世凯，原因是袁世凯一直在派遣自己的心腹手下担任湖南省政府要职以制衡汤的权力；对于其设立侦探处大肆迫害革命党人，他的观点是“其杀人万数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认为这是为了得到袁世凯的信任所做的不得已之举。毛泽东甚至认为“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
“湘江三友”之一的萧子升（钱枫饰演）
汤芗铭离开湖南之后，湖南的局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朝着更为混乱的方向发展，军阀混战，秩序无存。汤芗铭统治时虽然时刻笼罩在巨大的白色恐怖之中，但至少社会秩序还是良好的。湖南人民尝试着推举出自己的督军，但都督人选几经变换，最后不得不在1916年的8月重新任命前任督军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毛泽东认为这种“湘人治湘”的方式会导致“倾侧、构陷、钻营”等不良风气的流行，但外省人来当湖南本地人又不乐意，所以毛泽东反而更加认同在他眼中既有才能、又有政绩的汤芗铭来担任湖南督军。
不过毛泽东在信的结尾还是嘱咐萧子升“阅后即焚”，因为这种观点即使在现在看来仍是惊世骇俗的，更别说当时因赶走了汤芗铭而欢欣雀跃的湖南人眼中了。
讽刺的是，汤芗铭后来因为兄长汤化龙在加拿大遇刺身亡而心灰意冷，开始信奉佛教。这恐怕就是佛家偈语所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
不过世间真佛也是要吃饭的，1922年黎元洪再次当选民国大总统，欲实现“鄂人治鄂”的局面，邀请自己的老乡汤芗铭出任湖北省省长。但这件事因为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的干涉而不了了之，汤芗铭改任相当于现在武汉市市长的武阳夏商场督办，结果却领不到经费。
汤芗铭生活的窘况一直延续到1923年，前面阻碍他当湖北省长的曹、吴两人这次帮了他的忙，让他出任汉口商埠建筑督办，这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汤芗铭一直活到建国以后，隐居在北京的胡同小巷中，潜心修佛，著书立说，算是干回了自己的文人老本行。1975年汤芗铭因病逝世，享年92岁，留给世人一部回忆录，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辛亥海军起义的前前后后》以及部分佛经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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