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小說《水滸傳》“武松殺嫂”故事時，最解氣的是武松手刃潘金蓮，最精彩的是獅子樓鬥殺西門慶，最讓人稱快的是拉皮條的王婆被凌遲，最讓人鬆一口氣的是武松連傷兩條人命沒有問斬，只是流放兩千裡，刺配孟州。小說中宋江殺惜、楊志殺牛二……都沒有判死刑，給讀者感覺宋朝刑律很寬鬆，只要能講出動刀子的“道理”，殺人無罪。其實大家被誤導了，宋朝對通姦罪判的很輕，但殺人一定要償命。為什麼施耐庵要這麼寫呢？
宋朝通姦罪打十幾板子了事
根據《宋刑統》，“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通姦的男女將被判處一年半的徒刑；如果女方有丈夫，則增加半年刑期。
但實際執行中，還要更輕一些。因為宋朝刑律中增加了“折杖法”，除了死刑之外，流放、徒刑都可以折成遭受皮肉短痛的打板子，想長時間受罪，還是短時間忍受痛苦，犯人可以選擇。
如果毒殺武大郞的事沒有人證物證的話，西門慶與潘金蓮只能算是男女婚內通姦，二人會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到二年。不想坐牢，可根據“折杖法”的規定，將徒刑改為打板子，律條規定“折脊杖十七”，在脊背上打十七板子就可釋放了。當然這十七板子也會有危險，因為人體的很多穴位集中在背部，或者板子打傷脊柱，輕則癱瘓，重則就要了小命。
十七板子會不會將柔弱的潘金蓮打死呢？宋代的刑法很仁義，法律嚴格規定了板子的規格：“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重量不得超過十五兩……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刑具只有一米多長，七釐米寬，三釐米厚，總重現不足一斤，有能在上面加其他加重懲罰度的附件。而且要求衙役在行刑過程中不能停下來，必須一口氣打完。因此，如果不出意外，打十幾板子只是皮肉之苦，養上十天半月就沒事了，到西門慶的生藥鋪子裡抓兩副消炎解腫的中藥，好的更快。如果西門大官人花上幾十兩銀子，估計衙役打板子時做做樣子就過去了。法律對姦夫淫婦懲罰過輕，這也是武松為什麼要冒死殺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武松殺人是死刑
宋朝的法律很多條款是依照《唐律疏議》制定的，其中《鬥訟律》規定：
諸鬥毆殺人者，絞；以刃及故殺人者，斬；諸誤殺人者，減鬥殺一等；諸以力共戲殺人者，減鬥殺二等……
武松殺人屬於“以刃及故殺人”，按時法律規定是斬刑，不可能只判處流放2000裡，為什麼小說中卻判的如此輕呢？
施耐庵將元、明法律運用到宋朝
施耐庵是元末明初的人，他在寫《水滸傳》時沒有參照《宋刑統》量刑，而是參照了元朝的《大元通制》和明朝的《大明律》，這兩個朝代的律法較宋朝嚴苛了很多。我們來看看《元史·刑法志》記載：
“諸妻妾與人奸，夫於奸所殺其姦夫及其妻妾，不坐。若於奸所殺其姦夫，而妻妾獲免，殺其妻妾，而姦夫獲免者，杖一百七，徒三年。”
《大明律》的規定：“凡妻與人姦通，而於奸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若止殺死姦夫者，姦婦依律斷罪，從夫嫁賣其妻。妾因奸同謀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姦夫處斬。若姦夫自殺其夫者，姦婦雖不知情，絞。”
元、明兩朝的律條中都明確規定，丈夫捉姦在床，當場殺死姦夫淫婦無罪；如果通姦的一方沒有被當場殺死，官府捉到後將打一百七十板，判有期徒刑三年；姦婦若沒有被當場殺死，或嫁或賣丈夫可以隨意處置。
也就是說，如果潘金蓮和西門慶通姦一事晚幾十年發生在元朝或明朝的話，面臨的將是重刑，要挨比宋朝多10倍的板子，估計這頓板子後，只剩下著條命，還得服比宋朝多一倍的刑期。
武松則恰恰相反，雖然不是捉姦在床，也不是潘金蓮的丈夫，但武大郎已經被害死，弟弟替哥哥殺姦夫淫婦不會被重判，還有可能無罪釋放。
施耐庵寫《水滸傳》時，宋朝滅亡僅80年左右，施耐庵應該知道宋朝並沒有像元、明一樣的嚴重苛的法律，為何他要如此安排呢？
黑大宋還是為贏得讀者？
從元史可以看出，元朝寫史書的人戴著有色眼鏡看宋朝歷史，很多記載將宋朝朝廷寫的皇帝無能，官員腐敗，百姓生活暗無天日，有故意黑宋朝的嫌疑。施耐庵生活在元末明初，是不是被元朝的史書或風氣帶偏了呢？當然，在宋朝中後期，確實也存在皇帝貪圖享樂加之軟弱無能，一些擅長阿諛諂媚的奸臣把持朝政，權臣的親友家眷飛揚跋扈，貪官汙吏橫行地方，從而導致司法腐敗，在執行過程中刑律形同虛設，官員判決不是以法律為依據，而是要看犯人的背景，憑個人好惡和感情。
在判決武松一案時，知縣並沒有翻閱《宋刑統》，而是與手下人商量：“念武松那廝，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的招供從新做過。”於是在案卷中把武松殺人的情節改成了：“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床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鬥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鬥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鬥殺身死。”武松與縣官並無深厚的交情，縣官僅憑一個“武松講義氣”好的印象，便利用職權改動案卷的行為，將“故殺”更改成了“鬥殺”，量刑標準大大減輕。窺斑見豹，充分暴露出宋朝地方有律不行，按主觀喜好辦案，辦人情案。如果朝廷有人施加壓力，或犯人花大把銀子，黑白顛倒事情很可能發生。
《水滸傳》是文學作品，是演義，一般都會迎合讀者口味，為了讓深受統治階級壓迫的老百姓讀得痛快淋漓，釋放壓抑的心情，從心理上得到滿足，就需要順應百姓心理，抨擊時弊，但又要面對當朝統治者的高壓政策，於是作者只能借古諷今，把當朝的事用舊朝的故事講出來，藉以隱喻政府的腐敗。
理想主義也是小說寫作的重要手法，為了迎合讀者，作者都會演繹故事，用民間的道德觀來寫古代的事，超脫與法律之外，這種用道德綁架法律的演繹手法，在滿足讀者心理需求的同時，也導致“捉姦捉雙”“捉姦在床”可以動私刑，殺之無罪的錯誤觀點在民間廣為流傳，至今這種思想仍然殘留民間，極大的損害了法律的尊嚴。
閱讀更多 聾王異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