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子”是誰，其頻繁扣邊反映了什麼
弘治十八年，五月，“戊申，小王子犯宣府，總兵官張俊敗績。”
“冬十月丙辰，小王子犯甘肅。”
正德四年，“閏九月，小王子犯延綏，圍總兵官吳江於隴州城。冬十一月甲子，犯花馬池，總制尚書才寬戰死。”
正德六年，三月，“小王子入河套，犯沿邊諸堡。”
冬十月，“丁酉，甘州副總兵白琮敗小王子於柴溝。”
正德九年，“秋七月乙丑，小王子犯宣府、大同。太監張永提督軍務，都督白玉充總兵官，帥京營兵御之。”
“辛丑，小王子犯白羊口。”
“己未，小王子入寧武關，掠忻州、定襄、寧化。九月壬戌，犯宣府、蔚州。”
正德十年，“秋八月丙寅，小王子犯固原。”
朱厚照
正德十一年，“秋七月乙未，小王子犯薊州白羊口，太監張忠監督軍務，左都督劉暉充總兵官，帥東西官廳軍御之。”
正德十二年，冬十月，“甲辰，小王子犯陽和，掠應州。丁未，親督諸軍御之，戰五日。辛亥，寇引去，駐蹕大同。”
正德十五年，“秋七月，小王子犯大同、宣府。”
初看《明史·武宗本紀》，一個奇怪的名詞很快就吸引了我，那就是“小王子”。通過“小王子”侵犯的地點“宣府”、“大同”等來判斷，這是明朝北方的邊患。而弘治、正德年間北方韃靼的首領是“達延汗”巴圖蒙克。因此“小王子”即是巴圖蒙克。但值得注意的是，巴圖蒙克在正德十二年的“應州之戰”後離奇死亡，故正德十五年的“小王子”應是正德十四年一度佔據汗位的達延汗三子巴爾斯博羅特或正德十五年被立為汗的卜赤，卜赤的可能性更大。
瓦剌自也先崛起，也先去世之後，便日益衰弱，韃靼在達延汗的統治下，達成了短暫統一，而正德朝的對蒙古政策也是以抵禦為主，並未有北伐草原的傾向，故韃靼在達延汗時期有中興之勢，其侵犯明朝的頻率明顯增高。
二、明武宗的權術與集權
明武宗與其父迥異，孝宗遠離佞臣，宦官所掌權力更是受到限制。而武宗卻“親小人，遠賢臣”，重用宦官，寵幸“八虎”。
明武宗劇照
但明武宗重用宦官僅僅是因為少年天子對周遭近臣的偏愛嗎？恐怕沒那麼簡單。這位天資聰穎的少年天子或許會意氣用事，但他仍是皇帝，他重用宦官肯定有其用意，或是為了牽制朝中大臣。
“冬十月丁巳，戶部尚書韓文帥廷臣請誅亂政內臣馬永成等八人，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主之。戊午，韓文等再請，不聽。以劉瑾掌司禮監，丘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張永督十二團營兼神機營，魏彬督三千營，各據要地。劉健、李東陽、謝遷乞去，健、遷是日致仕。己未，東陽復乞去，不允。壬戌，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正德元年的這場朝臣與內臣的交鋒以劉瑾掌司禮監，劉健、謝遷的致仕，以及為劉瑾等人通風報信的焦芳等人的入閣告終。武宗登基之初，內閣大臣與司禮監的太監王嶽等就想聯手誅殺“八虎”，這嚴重打破了司禮監與內閣互相牽制的平衡局面。而劉瑾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武宗無法忍受的事情：“嶽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鷹犬何損萬幾。若司禮監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武宗大怒，予以回擊，同時武宗越發不信任朝臣。很快，他就將行政辦公的場所由朝廷轉移到了“豹房”。
此次的朝臣與宦官之爭，雙方都以爭取得明武宗的支持為根本目的，希望藉助明武宗之力來徹底打倒對方，而武宗在此次朝宦鬥爭之中，亦是藉助宦官之力來打擊對他有威脅的朝臣，同時也對宦官起了威懾作用，以此來鞏固和擴大其皇帝權威，增加朝臣和宦官對皇帝乃至皇權的敬畏思想，使其甘心為皇帝所驅使。
大明皇宮
那麼何以見得這位荒唐天子真有如此思慮？
首先，三位閣臣去其二，卻留下李東陽，李東陽再次請辭也被武宗所拒絕。
其次，
“八月甲午，劉瑾以謀反下獄。詔自正德二年後所更政令悉如舊。戊戌，治劉瑾黨，吏部尚書張彩下獄。”
劉瑾黨勢大，或成宦官亂政之禍，故武宗聽取太監張永的勸說（實際上是楊一清利用張永與劉瑾的矛盾，借張永除掉劉瑾），誅劉瑾以安朝臣。
三、從“豹房”到“鎮國府”
“豹房”裡除武宗，掌權最大者就是佞臣錢寧與邊將集團。邊將江彬為奪取武宗的寵信以取代錢寧，勸說武宗調邊軍入京，後更利用武宗渴望建功立業的少年心氣和對塞外的好奇，說動武宗前往宣府。武宗到達宣府後，立刻著手營造“鎮國府”。
武宗出關北巡，雖然主要是處理軍務，但是仍對專制權力牢牢掌握。一方面，他將居守大權和便宜處理國事之權交付到楊廷和等內閣大臣手中，保障了政府日常的正常運行和京師秩序穩定；另一方面，他又要求閣臣們將每日的政務運到“鎮國府”，以達到流動控權，處理國家重大政治事務的目的。
四、正德五年裡陷江津的“賊”究竟是哪波“賊”
正德五年，“夏四月庚寅，安化王寘鐇反”。如果說是安化王叛軍的話，在夏四月辛亥“遊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鐇，寧夏平”的時候，應該就已經剿滅了。
劇照
同年，“秋七月壬申，洪鐘討沔陽賊，平之”。沔陽賊似乎也已經被平定了。
所以“十二月己丑，賊陷江津，僉事吳景死之”裡的“賊”究竟是誰呢？
江津和後文中的營山位於今天的重慶、四川地區，正德六年，也有“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擒斬賊首藍廷瑞、鄢本恕”的記載，故這裡的賊可能指的是正德四年裡“兩廣、江西、湖廣、陝西、四川並盜起”的四川“盜”。
五、正德六年的叛亂潮
正德六年的大明朝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年的安化王叛亂和沔陽賊剛平，四川、江西、直隸、河南、山東、淮安、山西的賊、盜就迫不及待地起來造反。屋漏偏逢連夜雨，先有小王子扣邊，後有京師地震。朝廷應接不暇。
討賊的過程亦非一帆風順，“冬十月癸未，賊陷長山，典史李暹戰死。甲申，賊焚糧艘於濟寧州。”十二月“辛丑，賊掠蒼溪，兵備副使馮傑敗死。”
結果是“自畿輔迄江、淮、楚、蜀，盜賊殺官吏，山東尤甚，至破九十餘城，道路梗絕”。
六、武宗之死
寧王朱宸濠的叛亂給了武宗很好的藉口南下平叛，但其真實目的應是南巡。所以在王守仁平定寧王叛亂後，“捷奏至，秘不發”。
劇照
正德十五年，“九月己巳，漁於積水池，舟覆，救免，遂不豫。”
“冬十月庚戌，次通州。十一月庚申，治交通宸濠者罪，執吏部尚書陸完赴行在。十二月己丑，宸濠伏誅。”武宗給寧王定罪的地點不是京師，而是通州，可能明武宗此時的身體狀況已經很不好了，故他要把後患儘早除去。
“甲午，還京師，告捷於郊廟社稷。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初獻疾作，不克成禮。”事實證明也確實如此，武宗一個北方人，冬天在南方落水，加上多年的放蕩生活對身體造成的損害，感染肺炎，進而不治，是完全有可能的。
十六年三月，“乙丑，大漸，諭司禮監曰：‘朕疾不可為矣。其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與閣臣審處之。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武宗臨終前終究懸崖勒馬，交代後事，令“興獻王長子嗣位”，使大明朝不至於陷入繼承人內鬥。當然，就筆者看來，這裡的遺照應不是武宗親自立下的，而是其授權楊廷和與太后商量選定繼承人。
七、武宗究竟是“明”是“昏”
諡號、廟號系統，是中國古代對君主、重臣的蓋棺定論。南北朝以前，諡號意義較為樸素，廟號的審核更是嚴格。自唐以後，諡號系統崩壞，故後世多以廟號稱呼唐朝以後的皇帝。當廟號的使用更加廣泛後，廟號的意義便產生了更多原義以外的含義。比如漢武帝之“武”和明武宗之“武”就不一樣，前者或許含有窮兵黷武之意，卻實實在在是個褒諡，意為“剛強理直，威彊敵德”。
那麼從明武宗之“武”，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大臣對武宗的普遍印象，在“武”諡的所有含義中，僅有“克定禍亂”、“折衝禦侮”勉強算是武宗的功績吧，但是我們需要明確的一點是，武宗一生平定的叛亂，兩場大的都是宗王叛亂，由武宗自身引起，“禦侮”倒確有其事，並且武宗還勝了，但是這裡面武宗的目的更多是在立威、在玩耍，如此看來，武宗之“武”就十分玩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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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在亂世、國戰、政權初建時期，君主以保障社會的穩定、生產的恢復、百姓休養生息為目的的集權，然後施展作為，這算是明君。那麼在治世，什麼樣的皇帝算是明君呢？無為、放權、明察、明斷的仁愛之君是士大夫及百姓所讚頌的明君，武宗的父親孝宗就是這麼一位明君。倘若欲“有為”之君碰上治世裡成熟的士大夫系統，那麼就會產生君臣嫌隙，互相爭權。往往奸佞就在這一時期產生，其意義在於為皇帝除去掣肘，若局勢超出皇帝的預期，使得皇帝手忙腳亂之後，亂世的亂因就種下了，王朝就此衰落。
所以，以此來看，武宗之“武”當為惡諡，包含著士大夫們的嘲諷、貶斥。其或許是個善於弄權、聰明的皇帝，但絕不是個好皇帝。
明武宗身在高位，卻看不透明朝社會政治的運轉機制與規律，即使貴為皇帝，死後依然承受下屬文臣們的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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