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是清朝第六代皇帝。他生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死於道光三十年（1850年）。他的一生恰好與大清帝國由盛轉衰，中國封建社會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程相始終。對這個處於轉型時期的衰世君主，史學界歷來批評較多。筆者經過對道光皇帝一生的綜合研究，認為應歷史地全面地看待這一歷史人物，既要看到他因循守舊。不思進取，致使社會問題越來越多的消極一面，也要看到他的局部興革，勉力守成，對清代社會發展確實起了一些作用的積極一面。因此，對道光帝其人，應給予公正的評價。

道光帝上承乾嘉，接手的已是衰世的基業，但他並未任其惡性發展，而是確保大清江山不敗其手。上任之後，勵精圖治，多所變革，力挽危局，從而保住了乾嘉以來的既成狀況。道光皇帝的局部興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整頓仁宗弊政，緩解統治危機。

嘉慶以來，清朝吏洽腐敗，大小官員沉湎聲色，昏聵無能，不務正事，清王朝面臨嚴重的政權危機。道光登基之後，就對仁宗時期的專橫跋扈之臣進行罷免，打擊。斥罷了嘉慶皇帝倚信的首席軍機大臣託津和班列第二的戴均元，盧蔭溥，文孚也降四級留用。同時，下令群臣切實言事。他說：“當今之弊，病玩二字，實堪憤恨，若不大加振作，焉有起色”（《清宣宗實錄》）對於“互相推諉，怠玩因循”的官吏，嚴加裁汰。並要求各地督撫舉報“貪酷不法，玩世不恭及衰老疾病”（《清宣宗實錄》）的官員，對“才不稱職，年力衰庸

第二，消除貪風陋規，澄清吏治。

清朝官員俸給微薄，為滿足奢靡生活，貪官汙吏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壓榨百姓，分享婪贓，州縣地方官為保位，求遷，還把貪汙的贓款以各種名義送給京官，巴結上司。禮節之多，令人瞠目。“參謁上司，則備見面禮；凡遇時節，則備節禮；生辰喜慶，則備賀禮；題授保薦，則備謝禮；升轉去日任，則備別禮。以州縣之大小，分禮物之多寡；以饋送之厚薄，定官之賢否”（林起龍《嚴貪吏以肅官方疏》）道光帝對這些情況深惡痛絕。他說，“地方之害，莫大於貪官蠢役之剝，強紳劣衿之欺凌。”《清宣宗實錄》為消除貪風，他要求“各大吏正巳率屬，獎廉黜貪，如有苛取病民之事，立加黜革釐正。”只有這樣，方能“吏治澄清，民生日臻饒裕矣

同時，道光帝還著力整治河吏之奢靡，河工之濫費的腐敗情況。道光帝即位之時，清廷每年撥款五六百萬用於治河，“然實用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悉以供官吏之揮霍。”當時，大小官吏皆視河道為利途，紛紛趨往，只要攜帶京官一紙便條，即可得千金，萬金不等。（蕭一山《清代通史》）以此陋習，道光帝十分厭惡，申令“嗣後查有持信往謁，意在於求者，著該河督即將其人暫行扣留，指名參奏。概不得意存見好，稍事姑容！”（蕭一山《清代通史》）為了懲貪興廉，樹立良好的社會風尚，道光帝還大肆宣揚減少宮廷浪費和重大消耗的節約開支活動。“宮中用款，歲不逾二十萬；內務府司各堂官，皆有臣朔欲死之嘆。”他的儉約率天下的做法，深得時人稱頌，“至謂為三代下第一人”（蕭一山《清代通史》）。

第三，不拘成法，改革鹽政，試行海運。

鹽務，漕運是清廷之要政。但經過將近二百年的發展後，鹽務，漕運弊端叢生。鹽利收入“居賦稅之半”，本是清廷的最重要財源。但由於鹽法主要循用前明舊制，實行專商世襲賣鹽法一”綱法”，這種商收商運，專商專賣的綱法，其弊與日俱增。結果鹽課不能足額，私鹽充斥市場，鹽商中飽私囊。為保證鹽課收入，道光帝令江蘇巡撫陶澍改革鹽政。從道光十年（1830年）起，陶澍在兩淮鹽業專賣區推行“票鹽法”，於各場設官收稅，無論何人只須照章繳納稅課，即可領票運鹽販賣。並且規定，取消各口岸文武衙門的私設陋規和種種需索。（《清史稿·食貨志》）票鹽制施行後，私鹽現象大為減少，鹽課收入也得到保證。它統一了市場，繁榮了經濟。

漕運也是清朝賦稅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代漕運的弊端為把持漕運的封建官吏肆意貪汙，盤剝勒索，“朝廷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南則歲出一千四百萬石。四百萬石未必盡歸朝廷，而一千萬石常供官旗及蠢役之腹”（《皇朝經世文編卷》）。與此同時，和漕運密切相關的大運河淤塞嚴重，河道不暢，行船經常受阻。道光帝決計試行海運，乃命江蘇巡撫陶澍具體籌辦。

道光六年春（1826年），“江蘇海運試辦，在上海之黃浦招集商船兌運江蘇省所屬四府一州漕米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由吳淞至崇明十三效候風放洋達天津”（《同治上海縣誌》），試運成功。海運收效甚大，既縮短了運期，又減少了損耗，做到了“國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於古未有”（《魏源集》）。

第四，平定叛亂，安防固邊。

道光接手時的清王朝仍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但國內並不穩定。乾隆年問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木的反清暴亂被鎮壓下去之後，竄逃在國外的和卓家族伺機蠢動，企圖恢復在南疆地區的封建統治。道光六年（1826年）7月，大和卓木的孫子張格爾糾集500名叛軍，竄至距喀什噶爾百餘里的阿爾圖什莊。清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慶祥聞訊後，立即派兵千餘進剿。張格爾匪徒突圍而去，夥同浩罕侵略者圍攻喀什噶爾。守城清軍盡力抵抗，終因勢窮力竭，喀什噶爾淪陷，慶祥自縊身亡。

​之後，張格爾在浩罕軍的支持下，又攻下了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等三城。道光帝急命伊犁將軍長齡為揚威將軍，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為參贊大臣，調集吉林，黑龍江，陝西，甘肅，四川五省清軍三萬餘人，圍剿張格爾。道光七年（1827年）3月，清軍大敗叛軍，俘獲張格爾，平定了叛亂。道光帝對張格爾叛亂的平定，不僅鞏固了西北邊疆，而且沉重打擊了英國侵略者的擴張野心，保衛了領土完整，維護了國家的統一。滿朝官員莫不稱頌，謂之為“聖朝聖事”。

由上可見，道光帝上任後的局部興革使清王朝的衰頹之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道光帝所處的已不是其先祖們的時代了，這就是西方資本主義正迅速發展，不斷東侵，在中國沿海扣關破門。如何處理這棘手的事情，無現成經驗可鑑，弄得不好，不僅守成無望，而且可能斷送祖宗留下的基業。具有整飭精神，守成意識很濃的道光帝是清楚這一點的。為了清朝的長治久安，道光帝對西方的東侵竭其所能地進行應付處理。 具體表現在以下兩點：

第一，嚴禁鴉片，重治吸食。有清以來，鴉片的輸入和鴉片吸食者逐年增多。至此時，煙毒貽害社會已經達到積重難返的地步。道光即位後，著手查禁鴉片。據清代檔案記載，從道光元年（1821年）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道光帝曾多次發佈上諭，命兩廣總督阮元等於通海各口岸查拿鴉片煙販；酌定失察鴉片煙條例；妥議嚴禁外商以貨易銀並禁鴉片入口章程；命內閣通諭嚴禁內地種賣鴉片煙；命內閣通諭各省嚴禁兵牟吸食鴉片等等。然而，由於鴉片煙毒已深，所以雖然不斷將令嚴禁，但鴉片輸入有增元減。

道光十八年（1838年），湖廣總督林則徐“鴉片流毒於天下，危害甚巨，法當從嚴。若猶洩洩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元可以充餉之銀”（《林文政公政書》）的奏議，對禁菸態度堅決的道光帝產生了較大影響。由於林則徐在湖廣禁菸的實績，道光帝任其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禁鴉片。林則徐在廣東雷厲風行，虎門銷煙將道光帝的禁菸運動推向高潮。道光帝禁菸目的是解決銀荒兵弱，維護自身統治，但其客觀影響是很大的，這就是禁菸運動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持久運動，並收到了實效，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就在除廣東省以外的各省區內，查禁鴉片八十多萬兩。道光帝的禁菸，順應了歷史潮流，有利於國計民生。

第二，組織抗侵，維持“國體”。道光帝大規模禁菸運動的消息傳到英國，英國派出了“東方遠征軍”來到中國，封鎖廣東海面和海口。為維護“國體”，道光帝組織並領導了抗侵鬥爭，堅決執行了抵抗路線。

1840年7月，英軍攻陷定海，8月抵達天津大沽，投書清廷，提出割地，賠款的無理要求。道光斷然拒絕。這時，朝廷內流言誣告林則徐查禁鴉片措施失當。這些流言動搖了道光帝對林則徐的信任。從“護國體避邊釁”守成外交政策路線出發，道光帝重治了林則徐，但未放棄抵抗路線。以琦善代替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東，道光帝賦予他的並不是向侵略妥協投降的使命，而是諭令琦善”

1841年1月，英軍攻陷大角、沙角炮臺。道光帝於1月27日下達宣戰令，並責令琦善“趕緊團練兵勇，獎勵士卒，並儲備軍需糧餉槍炮火藥”（《東華錄》[道光朝]）。與此伺時，道光帝授奕山為靖逆將軍，徵調四州，湖北，貴州三省兵丁前往廣東。將力主投降的琦善革職拿問。道光的軍事部署，由於前線將領的怯懦無能，沒有收到實際成效，《廣州和約》的簽訂是不能完全歸咎於道光的。道光在鴉片戰爭中的抵抗一直延續到英軍破吳淞延長江進犯時。這中間雖有動搖，但抵抗是道光指導思想的主流。

在肯定道光帝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應清醒地看到，作為已走向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代表，道光皇帝做了不少阻礙社會發展和進步的事情，對清代走向衰亡，負有一定的責任。具體如下：

因循守舊，墨守成規

鴉片戰爭是道光皇帝同來自海外的新敵的較量，由於猝然臨之，沒有思想準備，軍事實力又十分乏，所以儘管進行了抵抗，還是以失敗告終。戰爭失敗的創傷是沉痛的。道光帝理應幡然有悟。可是，戰爭結束直至其去世（1842-1850年），道光帝仍只知守成不知變張，結果貽誤了變戰敗為動力的寶貴時機。

鴉片戰後，他下令練兵設防，整頓吏治財政，但其內容不出戰前政令藩籬。軍事方面，未曾向國外購置一艦一炮，也未曾仿造一槍一彈，刀矛弓箭仍是清軍的重要武器裝備。經濟方面，道光帝仍跳不出與自然經濟相適應統經濟政策的藩籬，未曾開辦家近代工礦企業，也未曾引進一臺近代機器設備，就連國內開礦，也常藉口“日久恐滋弊端”加以禁止。這些事實表明道光帝不願談振興朝政，不採取興利除弊的改革方針，而要維持嘉慶舊制，實行守舊的路線。

堅持海禁，阻礙對外貿易和交往

道光時期，我國人民自發的貿易活動有了一定的發展。但道光帝對這樣的活動採取查禁的方針。“本地商船不準偷越外洋，按照現議章程，一體遵辦”（《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在同外國商人長期交往的過程中，出現了一批熟悉對外貿易，並與外商有較密切聯繫的人才。如果通達時變的話，應該把這批人視作寶貴財富，依靠他們促進貿易的繁榮。可是道光帝把他們視為異己力量，千方百計予以打擊。他們被加上“私通外夷”的”奸民”等罪名，有的被“正法”，有的被藉故判重刑。外國商人來中國貿易，道光帝仍露出封閉態度，拒外商於門外。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七月，有一俄國商船駛到上海，載來狐皮，麵粉，要求出售。只因俄國“向在北地陸路通商”，硬是不準在上海貿易。皇帝還下令地方官應“告以中國向有貿易一定章程，礙難另創新例……一一飭令回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道光帝固守傳統的“定例”，力圖阻隔中國與日益發展的世界經濟的聯繫。

這些都是與商品市場不斷擴大，發展的歷史潮流背道而馳的，勢必阻滯中國向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現代化社會轉化。

愚昧無知，缺乏學識

道光帝因不諳悉夷情而失敗，戰後又因不願意瞭解夷情而錯過了學習西方，進行改革的機會。直到戰後的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道光帝對英國的認識還處於“

鴉片戰後，中國思想界出現一批“開眼看世界”的人，他們識見超群，在對外認識方面不乏真知灼見。在健全的社會里，他們的學識應該有上達當路的途徑。但君主專制制度的本質和末世的腐敗，使道光帝無法兼收廣取。道光帝把林則徐，魏源等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當作少數書生的空談，更不用說將其中的創議變成國家的政策了。道光帝的愚昧無知，不僅挽救不了大清王朝的危機，而且延誤了後道光中國的改革，使中國錯過了第一次啟動現代化的機遇。道光帝對中華民族犯下的歷史罪過，莫大於此！

用人不當，姑息養奸

上面已經說過，道光時期也曾出現陶澍，林則徐，魏源等力圖匡救時局的優秀人物，但因循守舊的道光帝對他們的興革並未予以重視，這些改革家也未被道光帝引為左右手。道光當政三十年，前後侍信的兩位樞臣為大學士曹振鏞和穆彰阿。

曹振鏞在乾隆王朝已官居侍讀學士，歷嘉慶朝被重用，至道光時可謂三朝之老。道光即位後，曹振鏞以“小心謹慎，一守文法”（《清史稿·卷三六三》），而博得寵愛，並獲輔政殊榮。可曹振鏞做人“小心翼翼”，為官“但多磕頭，少說話耳”，處事圓滑玲瓏，墨守成規，不圖進取。曹振鏞輔政十五年，群臣不敢講真話，欺騙之風盛行，“道光以來，世風柔靡，實本於此。”（《清史稿·卷三六三》）道光帝倚信這樣的人輔政，只能使朝政陷入無法收拾的地步。繼曹振鏞之後的是權相穆彰阿。

穆彰阿結黨營私，飛揚跋扈，“門生故吏遍於中外，一時號為‘穆黨

總結

綜上所述，道光帝當政三十年，是勤於政事，有整飭精神的。促使道光帝局部興革，勉力守成並取得一定效果的原因，當時社會問題的壓力是一個方面，他個人的勤於政事，寬於御下和崇尚節儉的品性也是—個方面。道光帝自幼聰明好學，“曾先後受讀於秦承業，萬承風，又與禮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延業朝夕論講”（印鸞章《清鑑》）。他“仁孝聰睿，英武端醇，秉性謙沖，不衿不伐”（李潔萍《中國曆代帝王志》）。十八歲至三十九歲一直在宮中習政，為後來親政積累了豐富的統治經驗。

他耳聞目睹了嘉慶朝的諸多社會問題，特別是歷經十年的川楚自蓮教起義，給他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他繼位之後，又先後出現了雲南大姚起義，臺灣嘉義起義，湖南江華起義，四川越雋起義，山西趙城起義，湖南武岡起義以及各地的其他起義，同時，他還看到了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的對華凱覦。這些情況，使他深知穩固統治的重要。他為守住祖宗基業，勤懇努力，儘可能多地解決清王朝在其發展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道光帝不是一個不務正事的昏君。

但是，道光帝稱不上是一箇中興之君。他的整治中有許多不足甚至失敗之處。尤其是鴉片戰後仍守其常，不知變張，對迅速變化的世界缺乏瞭解和認識，做了一些落後於時代發展，違背社會進步的壞事，所以，道光帝不是英主。導致道光帝想有作為而作為不大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制度本身。封建制度經過幾千年的演變，早已腐敗不堪。在這個行將衰朽的制度下，任何傳統的改革都無濟於事。

唯一的出路是徹底剷除舊的制度，但道光帝走不到這一步。固然他的人品不壞，但其改革只能是“補封建社會之天，救封建專制之世”。加上早年長期的輔政生涯的影響，養就了他逆來順受，唯唯諾諾的性格，致使他後來執政辦事“猶豫不決，愚昧無知，氣度狹小”（[美]慕恆義《清代名人傳略·旻寧》）。這樣的懦弱性格，對個人影響事小，而對國家命運的影響就太大了，以致道光一朝的整頓毫無起色。

正因為道光帝既不是”英主”也不是”昏君”，所以給他打分，只能是五五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