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蘆僧亂判葫蘆案》出自《紅樓夢》第四回，敘述初到應天府任職的賈雨村徇私枉法，胡亂判案。賈雨村胡亂判案這一情節，一方面暴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與官場的腐敗，另一方面則突顯出封建官僚體制對讀書人靈魂的戕害——因為這一情節標誌著賈雨村的徹底墮落與良知的最終泯滅。
賈雨村的蛻變，在封建社會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剖析賈雨村蛻變的原因、過程，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封建社會一些讀書人如何在功名利祿的誘惑下，靈魂一步步蛻化，最終成為一個無益於國、於民的“祿蠹”，這也是《紅樓夢》的認識價值之一。
賈雨村初次登場在《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中，曹雪芹通過甄士隱的視角這樣描寫：
“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賈雨村原系胡州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
“一個窮儒”，即標出賈雨村的身份、地位。此時的賈雨村雖貧窘、落魄，卻豁達、爽快；當甄士隱於中秋節邀他“到敝齋一飲”時，“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厚愛，何敢拂此盛情。’”瞭解曹雪芹身世及《紅樓夢》創作情況的脂硯齋評道：“寫雨村豁達，氣象不俗。”
而當甄士隱告訴他“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時，雨村留下這樣的話：“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 “以事理為要”，反映出此時的賈雨村雖身處貧賤，卻沒有忘記自己是個讀書人，沒有忘記凡事要講事理。
但是，進入官場，尤其是歷經革職後，賈雨村的性格、品行發生了逆轉：由一個豁達、灑脫、講究“以事理為要”的讀書人，最終蛻化、墮落成一個攀附權貴、忘恩負義、虛偽狡詐、欺凌百姓的“奸雄”和“祿蠹”。
考察賈雨村的蛻變，其導火線當是被參、革職一事。關於賈雨村被參、革職的原因，第二回《賈夫人仙逝揚州城冷子興演說榮國府》這樣敘述：“雖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而彈劾文書說他“生情狡猾，擅纂禮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
應注意的是，《紅樓夢》中的一些敘述，亦真亦假，真假混雜，需仔細分辨，才可洞察真相。那麼，賈雨村被參的真正原因何在？——似不在“貪酷”問題，因為彈劾文書既說他“沽清正之名”，也就從側面洗刷了所謂“貪酷”的問題；況且，封建社會中“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誰人不愛錢，哪個算清廉？所以，賈雨村的被參，乃在“恃才侮上”。
有才幹而被革職，這對賈雨村來說，無疑是一種羞辱；小說如此敘述：“那雨村心中雖十分慚恨，卻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表面愈是不在乎，愈說明革職對其內心深處的打擊之大、之痛。
被參、革職，必然促使賈雨村對此前奉行的處事原則、為官之道進行檢討、反思，事實已證明，徒有才幹而不依附權要，非但不能升進，紗帽亦難保住。
而在封建社會，學而優則仕，仕宦是讀書人唯一的正途；久處貧賤是一般讀書人不堪忍受的，李斯就曾慨嘆“垢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飛黃騰達是封建時代讀書人共同的夢，賈雨村自然也不例外。而要實現飛黃騰達的美夢，就必須重新回到官場；於是，賈雨村朝著這個方向行動了。他的蛻變，也由此開始。
賈雨村的蛻變，首先有個人的思想原因。
他本是一個渴求飛黃騰達的人。棲身葫蘆廟時，賈雨村就發出“玉在櫝中求善價，釵於奩內待時飛”的慨嘆，渴望得到統治者的賞識；對月寓懷口占一絕則有“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詩句，其不甘“久居人下”，欲高踞於“人間萬姓”之上的野心昭然若揭。
正因有這樣的思想基礎，所以一旦官場受挫，賈雨村便調整、改變自己；現在，只要能使自己爬進官場，使自己聲威顯赫，他再也不講什麼“以事理為要”的話了！於是，賈雨村學會了投機、鑽營，變得虛偽、狡詐。
第三回《賈雨村夤緣復舊職林黛玉拋父進京都》敘賈雨村急於攀附賈政以重新進入官場，卻在林如海面前裝模作樣說：“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脂硯齋於此評道：“奸險小人欺人語！”賈雨村依靠女學生林黛玉的關係攀附上賈家，對此，脂硯齋不無調侃地批道：“老師依附門生，怪道今時以收納門生為幸。”而賈雨村投賈政時，“拿著宗侄的名帖，至榮府的門前投了”；脂硯齋評道：“此帖妙極，可知雨村的品行矣。”
一個讀書人如果不把品行放在心上，那麼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面對昔日恩人甄士隱被拐賣的女兒英蓮，賈雨村不是知恩圖報，而是將英蓮作為他討好賈、王兩家的一件禮物呈給了薛蟠。
對此，曹雪芹在小說中特意安排門子說了這樣一句話：“這人算來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脂硯齋批道：“當心一腳。”可是，利慾薰心的賈雨村並未被這一腳警醒，他終置英蓮悲慘命運於不顧，可見賈雨村的陰險、奸詐、狠毒。
當然，促使賈雨村蛻變的，更有社會因素。
封建官僚體制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決定了臣絕對聽命於君，下級官員聽命於上司。這樣的體制，必然使法律陷入尷尬的境地：當執法官員面對的是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時，法律是有效力的，但當案件涉及權貴豪強時，法律就變得蒼白無力了。
馮家人為什麼“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做主”？就是因為地方官員不敢、不願得罪薛家。法律既無力約束權貴豪強，就會變成一紙空文，則社會的不公、官場的腐敗也就出現。薛蟠唆使手下人打死馮淵揚長而去，門子則稱“也並非為此些些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脂硯齋評：“妙極！人命視為些些小事，總是刻畫阿呆耳。”
小說寫賈雨村問門子何為“護官符”，“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個不知，怎能作得長遠！’”脂硯齋慨嘆批道：“請君著眼護官符，把筆悲傷說仕途。”——“仕途”既如此，則賈雨村一人哪能抗衡？何況過去他就因“侮上”而被參、被革職呢！因而賈雨村最終“徇情枉法，胡亂斷案”，也就如脂硯齋所說“也是一團道理”。
所以，當我們指責賈雨村忘恩負義、攀附權貴時，對導致賈雨村蛻變的社會誘因不能不作更深層的思考：人總是生活在具體的社會體制中，而如果一個社會體制不能提升人的道德、人格，那麼這樣的社會體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賈雨村的蛻變，換來了仕途上的飛黃騰達。《紅樓夢》通過賈雨村這一形象，展現了封建社會一個讀書人的發跡史、蛻變史，並在冷峻的敘述中對滋生賈雨村蛻變的社會體制予以批判，這也是《紅樓夢》對於現代社會的啟示之一。
文化的理想國，讓每一個詩意的靈魂，都有棲身之地。感謝您的關注！
閱讀更多 文化的理想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