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出自《红楼梦》第四回，叙述初到应天府任职的贾雨村徇私枉法，胡乱判案。贾雨村胡乱判案这一情节，一方面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官场的腐败，另一方面则突显出封建官僚体制对读书人灵魂的戕害——因为这一情节标志着贾雨村的彻底堕落与良知的最终泯灭。
贾雨村的蜕变，在封建社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剖析贾雨村蜕变的原因、过程，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封建社会一些读书人如何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灵魂一步步蜕化，最终成为一个无益于国、于民的“禄蠹”，这也是《红楼梦》的认识价值之一。
贾雨村初次登场在《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中，曹雪芹通过甄士隐的视角这样描写：
“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
“一个穷儒”，即标出贾雨村的身份、地位。此时的贾雨村虽贫窘、落魄，却豁达、爽快；当甄士隐于中秋节邀他“到敝斋一饮”时，“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厚爱，何敢拂此盛情。’”了解曹雪芹身世及《红楼梦》创作情况的脂砚斋评道：“写雨村豁达，气象不俗。”
而当甄士隐告诉他“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时，雨村留下这样的话：“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 “以事理为要”，反映出此时的贾雨村虽身处贫贱，却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读书人，没有忘记凡事要讲事理。
但是，进入官场，尤其是历经革职后，贾雨村的性格、品行发生了逆转：由一个豁达、洒脱、讲究“以事理为要”的读书人，最终蜕化、堕落成一个攀附权贵、忘恩负义、虚伪狡诈、欺凌百姓的“奸雄”和“禄蠹”。
考察贾雨村的蜕变，其导火线当是被参、革职一事。关于贾雨村被参、革职的原因，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这样叙述：“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而弹劾文书说他“生情狡猾，擅纂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
应注意的是，《红楼梦》中的一些叙述，亦真亦假，真假混杂，需仔细分辨，才可洞察真相。那么，贾雨村被参的真正原因何在？——似不在“贪酷”问题，因为弹劾文书既说他“沽清正之名”，也就从侧面洗刷了所谓“贪酷”的问题；况且，封建社会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谁人不爱钱，哪个算清廉？所以，贾雨村的被参，乃在“恃才侮上”。
有才干而被革职，这对贾雨村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小说如此叙述：“那雨村心中虽十分惭恨，却面上全无一点怨色，仍是嘻笑自若。”表面愈是不在乎，愈说明革职对其内心深处的打击之大、之痛。
被参、革职，必然促使贾雨村对此前奉行的处事原则、为官之道进行检讨、反思，事实已证明，徒有才干而不依附权要，非但不能升进，纱帽亦难保住。
而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仕宦是读书人唯一的正途；久处贫贱是一般读书人不堪忍受的，李斯就曾慨叹“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飞黄腾达是封建时代读书人共同的梦，贾雨村自然也不例外。而要实现飞黄腾达的美梦，就必须重新回到官场；于是，贾雨村朝着这个方向行动了。他的蜕变，也由此开始。
贾雨村的蜕变，首先有个人的思想原因。
他本是一个渴求飞黄腾达的人。栖身葫芦庙时，贾雨村就发出“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的慨叹，渴望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对月寓怀口占一绝则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诗句，其不甘“久居人下”，欲高踞于“人间万姓”之上的野心昭然若揭。
正因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一旦官场受挫，贾雨村便调整、改变自己；现在，只要能使自己爬进官场，使自己声威显赫，他再也不讲什么“以事理为要”的话了！于是，贾雨村学会了投机、钻营，变得虚伪、狡诈。
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叙贾雨村急于攀附贾政以重新进入官场，却在林如海面前装模作样说：“不知令亲大人现居何职？”脂砚斋于此评道：“奸险小人欺人语！”贾雨村依靠女学生林黛玉的关系攀附上贾家，对此，脂砚斋不无调侃地批道：“老师依附门生，怪道今时以收纳门生为幸。”而贾雨村投贾政时，“拿着宗侄的名帖，至荣府的门前投了”；脂砚斋评道：“此帖妙极，可知雨村的品行矣。”
一个读书人如果不把品行放在心上，那么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面对昔日恩人甄士隐被拐卖的女儿英莲，贾雨村不是知恩图报，而是将英莲作为他讨好贾、王两家的一件礼物呈给了薛蟠。
对此，曹雪芹在小说中特意安排门子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人算来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脂砚斋批道：“当心一脚。”可是，利欲熏心的贾雨村并未被这一脚警醒，他终置英莲悲惨命运于不顾，可见贾雨村的阴险、奸诈、狠毒。
当然，促使贾雨村蜕变的，更有社会因素。
封建官僚体制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决定了臣绝对听命于君，下级官员听命于上司。这样的体制，必然使法律陷入尴尬的境地：当执法官员面对的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时，法律是有效力的，但当案件涉及权贵豪强时，法律就变得苍白无力了。
冯家人为什么“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做主”？就是因为地方官员不敢、不愿得罪薛家。法律既无力约束权贵豪强，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则社会的不公、官场的腐败也就出现。薛蟠唆使手下人打死冯渊扬长而去，门子则称“也并非为此些些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脂砚斋评：“妙极！人命视为些些小事，总是刻画阿呆耳。”
小说写贾雨村问门子何为“护官符”，“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脂砚斋慨叹批道：“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仕途。”——“仕途”既如此，则贾雨村一人哪能抗衡？何况过去他就因“侮上”而被参、被革职呢！因而贾雨村最终“徇情枉法，胡乱断案”，也就如脂砚斋所说“也是一团道理”。
所以，当我们指责贾雨村忘恩负义、攀附权贵时，对导致贾雨村蜕变的社会诱因不能不作更深层的思考：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体制中，而如果一个社会体制不能提升人的道德、人格，那么这样的社会体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贾雨村的蜕变，换来了仕途上的飞黄腾达。《红楼梦》通过贾雨村这一形象，展现了封建社会一个读书人的发迹史、蜕变史，并在冷峻的叙述中对滋生贾雨村蜕变的社会体制予以批判，这也是《红楼梦》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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