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森然学术研究(五十七):王森然先生思想提纲(一)


王森然学术研究(五十七):王森然先生思想提纲(一)

王森然先生与李苦禅先生


王森然先生思想提纲(一)


(王森然,原名王樾,字森然,号杏岩,曾用哑公、子燕、杏楠、黑衣、菊子、涤楼、养吾等70个笔名。定州市东旺村人。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革命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史学家、美术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王森然一生追求革命和进步,研究的学科甚多,在社会活动,教育、史学、文学、艺术等五个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长期以来,薛永年、郎绍君、王宏建、杜哲森等诸多教授先后撰写过有关“后文人画”理论和王森然绘画作品文人画地位的论文,刘海粟、张仃、史树青、孙美兰等教授也有过相关的文章与相关王森然美术史的谈话,张志民博士近年完成以1928年王森然为《大公报》主办《艺术周刊》及与赵望云关系为考的学位论文,这些权威性学术依据和学术成果已经形成研究王森然绘画思想轨迹十分系统和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提纲。

王森然与后文人画

薛永年:成熟于北宋中叶时的封建士大夫的文人画,发展到鸦片战争之际已经名存实亡,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文人画面貌出现并赋予了新意蕴的后文人画。可以视为后文人画家的并不是个别的,自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至社会主义共和国建成初期这百年间,不但前有吴昌硕(1842-1927)、陈师曾(1876-1923),而且后有齐白石(1863-1957)、黄宾虹(1865-1955),还有近年才为更多人所熟知的王森然(1895-1984)。这些后文人画家,或生当祖国疾弱不强、外患频仍、“欧风恣人口”而亟需振兴中华奋民族精神的年代,或者有幸经历甚至参予了仁人志士改造旧社会、建立新中华的斗争,在桑榆晚年成为新中国受人爱戴的画家。

在回顾这一段近现代中国画历史的时候,人们会毫无疑问地注意到创作成就卓著的吴昌硕、齐白石与黄宾虹,也会注意到在五四时期便反思文人画价值的陈师曾。然而,另一位也颇重要的后文人画家被忽略了,这便是最早提出“现代文人画”,研究倡导后文人画并身体力行的王森然先生。

王森然学术研究(五十七):王森然先生思想提纲(一)


在众多的后文人画画家中,王森然之获得社会承认与尊重,在于“他首先是个思想家、革命家”,在他“传播新文化,对教育、文学、历史、艺术理论研究、国画创作等广泛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中,变革社会、振兴民族的进步思想是贯穿他一切活动的红线”。这也是他不同于其他后文人画家之处。如众所知,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与黄宾虹诸家,虽然是令人钦敬的爱国知识分子,但在思想上并未——走在时代前列,而王森然则是一位“我国最早传播民主进步思想的优秀知识分子之一”,年轻时即拥护辛亥革命,后又投入五四运动。

郎绍君: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王森然是一位重要但被长期忽视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学者、教育家声名掩过了他的美术家之名,还因为他在50年代以后长期受压抑,一般美术界人士都不知道他在美术上的贡献。

研究王森然的艺术活动、艺术评论和绘画作品,不仅是王森然硏究不可或缺的,也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

杜哲森:王森然先生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在其前半生,为了拯救苦难的民族,他同革命先驱者们一道向各种腐朽的、黑暗的社会势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为此曾被学校开除,屡遭通缉迫害,但他却始终坚定地站在社会进步力量一边,为夺取光明的未来竭尽精诚,最后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看到了民族的新生。但同整个民族一样,他没有想到,祖国新生之后,在前进的道路上竟会是如此坎坷,竟会遇上这样多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十年动乱,更使民族陷入巨大的劫难之中。在那失去了理性的岁月里,王森然先生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蒙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念,失去对生活的爱恋和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王森然先生在这一个时期的作品,就是调着泪水创作出来的。欣赏他的作品,会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作为一名学者,王森然先生是如何继承了中国士阶层身上最可宝贵的品格。

王森然学术研究(五十七):王森然先生思想提纲(一)


当然,王森然先生与历史上文人有着本质区别,我们的社会现实也绝不能同封建社会相提并论,讲中国士阶层的人生价值观及其人生行举,目的是想说明王森然先生作为一名学者,一名思想家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上是如何体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人生操守,如何以难能可贵的隐忍精神与祖国共同承受着劫难的摧折,又是如何在那凄风冷雨的岁月里,默默地耕耘,默默地播种,将真、善、美的种子撒向人间,撒向社会。

吴小昌:王森然先生曾站在一个个划时代的壮丽事业的最前列,同一代社会精英、领袖一道,武装着各个时代思想、智慧精华,把握着历史脉搏。曾叱咤风云的王森然先生发之于笔端的情怀,是一般艺术家无法与之比拟的,就是在先生蒙受不白之冤,堪受艰难困苦中,他仍矢志不渝,信念不变,从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地位,反以“老夫自有安闲法,八苦交煎总淡然”处之。这是艺术家中最难能可贵的人格画品,其怎不能解衣磐礴畅神写意?惟有先生最拥有无法则法的点石成金、物我两忘,升华为艺术智慧,最有根据地对艺术进行开拓和创造,并有建树。

薛永年:王森然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他对中国绘画的历史与理论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在他关于近现代美术史的论著中,《吴昌硕评传》是一篇继陈师曾《文人画的价值》之后,又一阐发民族绘画传统幽微,研究并提倡后文人画的重要理论文章。这篇著述与写于1928年的《群众画家赵望云》分别展现了王森然早期绘画思想的不同侧面,对于反思后文人画的前期发展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献。

他把后文人画家吴昌硕与陈师曾联系起来评述,并全文引用了陈氏的《文人画的价值》,并从发展他称为“现代文人画”的角度,发挥并深化了陈师曾的见解,建立了后文人画的雏形。王森然之推崇陈师曾,高度重视他的文人画理论,则说明这位亲自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在五四运动中结识了陈独秀的爱国知识分子,对民族绘画传统的深入而有分析的卓见。……更突出陈氏不曾言及的新文人画的时代性,即“合于时代之精神”,顺乎“时势之推移”,本乎“生活之反映”,应乎“生活之繁张”的欣赏者之心理,此其一。其二是王森然以吴昌硕艺术为例阐发了“现代文人画”在精神内涵上的特点:“有生命力,富创作欲”,在另一处王森然又称之为“精神饱满”,换言之,亦即创造精神饱满,有“蓬勃兴发”的生命力,而非因袭古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吐纳既往,胚胎将来”的时代“风云”,这是在陈师曾文人画论中不曾论列的。

王森然对陈师曾文人画理论的发展,还在于他在总结古代文人画历史经验方面更为深入,讨论了几个陈氏未曾论述或论而不足的问题。第一,是“画以人传”。他指出:“即名贤高士为之(作画)或不工,苟弄一笔,都成妙绩,觏之者弥艰,得之者弥贵,则又画以人传。”在这里,王森然通过研究中国赏画者传统的价值标准,把艺、文与人三个由浅到深的层次揭示出来了,从而指出文人画是否可取的关键,不仅技艺工否不是第一位的,而且邓椿说的“其为人也多文”也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人,是人品,是思想。这便是他总结出“文人之画,有人存焉”的深义。比之陈师曾并列“人品、学问、才情、思想”是更为深入了。第二,是“神情者惟其事物兼其变化。”像陈师曾一样,王森然之总结古代画史经验,也看到了文人画家超越客体形质的精神性追求以及为此而重“神似”的特点。他说“画家多求之形质,文人多肖其神情”,请不要以为此处的神情即对象的神情,王森然所谓的文人花鸟、山水画的神情与画家的思想感情实为一事。因此,他又说:“旷世之思,超凡之想,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此惟丹青所为役,蹄所为工也乎?”但是,他不仅指出了文人画家役使丹青写心传情而非为对象形质之似役使的道理,而且还从物我关系与形神关系上阐发了苏轼的“常情”、“常理”之说,揭示了文人画重变化、黜刻画、讲求天然之美来源于“大象无形”、“道法自然”的哲学基础。

王森然学术研究(五十七):王森然先生思想提纲(一)


和陈师曾的文人画理论相比,王森然在《吴昌硕评传》中对文人画理论的发展首先在于把文人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既看到了古今文人画的一脉相传之处,又提出了别于古的“现代文人画”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突出了“新近文人画”的现代意义与其独创精神。王森然对现代文人画即后文人画的主张可以看出,他通过总结古代文人画创作经验与其审美特色得出的认识已经古为今用地贯彻于现代文人画思想中了。

吴小昌:先生藉乡土气、原始气韵的艺术原创力和时代精神的绘画,如齐白石评先生那样“泼辣”在雅趣之中,见风骨、走神韵、益诗理,把人们带到一种慷慨而高昂的境界。尤其在先生晚年凝铸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老辣又笔力万钧的画成册页或类似册页的诗画中,在似与不似之间,有意与无意之间,无为与无不为的精神中吐纳,是何等的痛快!画鱼,先生师白石,白石师八大。八大山人画鱼,是明遗老的冷眼、清高、隔世、空漠,笔墨清淡、野逸;齐白石画鱼,是把八大还回世俗,笔墨中透露出一个农民知识分子朴实无华的平和天真;而先生生涯虽然百折九曲,却磊落壮丽,所以笔墨苍劲磅礴,藴聚着旺盛的生机,完全是先生心性的坦吐。画虾,也不同于齐白石,一反白石老人的悠然而跃腾,如沙场拼搏。笔墨不是白石老人的先沾水墨、使人玩味它透明的虾壳,而是多用宿墨,笔笔雄苍,章法构图也是物大于画形成的一种张力。

杜哲森:作为一名视邪恶如仇雠,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奋斗了数十年的战士和学者,目睹民族处于突如其来的灾难之中,看到自己所珍爱的事物横遭毁灭,萦绕和淤积于心中的忧愤和悲怆,又不是仅靠这种亲情与信赖就能完全化解得了的。所以,在王森然先生的一些作品中又不时流露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忧患意识和悲苦情怀。成为老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那些有志难抒,甚至含冤辞世的仁人志士而发出的心灵深处的叹息,这是仁者之叹,智者之叹,亦是民族之叹,时代之叹!

郎绍君:其作品的主要魅力不在于造型的或笔墨的技巧,而在充盈于画中的那股气势,那种精神力量,那种随意、自由、不拘一格的挥写方式,那种有点笨拙、透着稚气、不大讲法度、出人意料却又自成体统的画法和风格。这些特色,在他80岁以后的作品中尤为突出。

他以自己的气质个性、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经验出之,他没有齐白石所有过的训练,从专业画家的角度说这或许是不足,从文人艺术家的角度看,这反而成了他在绘画中发挥天性、坦示本色、自由表现的有力条件。

他84岁(1978,戊午)画的石榴、枸杞、菜蔬、牡丹等,章法平朴而又奇突,用笔粗狂而浑厚,色彩单纯而明艳,一派大家气象。85岁所画灯笼、布老虎、泥鸡、泥鱼等,稚气的造型与浓丽的红、黄色结合为一,具有强烈的民间风味,但又是文人写意式的笔墨,十分耐人寻味。85岁以后的作品,愈加自由纵放,或粗或细,或浓或淡,或勾或染,或泼墨或点画……都进入完全自如、随意的状态,即或不讲笔法,野乱粗疏,也自有一种豪壮朴茂之气,即不同于一般专业画家的恪守理法,也不同于一般文人画家的文质彬彬,没有丝毫的俗气、酸气、媚气、凌人气、八股气、表演气、拘促气……等等。他的画,就是他这个人,燃烧着他的生命之火,跳荡着他的生命之光。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森然是一个比专业画家更像艺术家的画家。

刘海粟:王老,王森然先生不是一个专业的画家,但他绘画的水平不比任何一位名家低,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他作画是在抒发感情,笔墨大气磅礴,在他的画中没有一点俗气。他的绘画以前我没有见过,看到之后,说句实话我是大为惊慌的,中国画的特征是有多少修养,多少品德,一点一划都会表现出来、中国画的气韵生动,是从思想、人品、修养中来的,多少人品,就表现多少画品,王森然先生的画品很高,笔墨中到处都表现着生命的力量,他画如其人,人品一致,他朴素、亲切之外,更突出的特征是有乡土气,有原始的气韵。明清以来,千篇一律的模仿,我们一直就提倡创新,我们所说的创新并不是因创新而创新,要有传统基础,而且要学识广博,王森然先生的作品就是创新。从他在其他领域中的研究成果中同样也能看出其人,仅从他的绘画而言,也是很值得研究的。

王老晚年的作品,不同于一般画家,也不同于齐白石,充满了他自己的品格,平淡中有回味。王老遗作少,要认真保存,请理论家深入研究。我们首先要端正王森然先生的地位,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画家。

吴小昌:先生的艺术只能用治繁举要、出神入化、博大精深、解衣磐礴、伸约闳美来概括,先生把文人画推至到一个震撼人心、惊天动地的高峰。

史树青:森然先生在“浩劫”中惨遭林彪、“四人帮”长期迫害后,于1979年8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的画展中,有留言曰:“满纸烟岚意不平,世态风云尽画中,哑公老人非聋哑,无声总是胜有声。”另有人就在本子上将同诗句勾改为:“郁郁烟岚纸上生,不平世态写襟灵,哑公岂是真聋哑,毕竟腕底有雷鸣。”很有意思,不同字句,可见共同之心声。

王森然学术研究(五十七):王森然先生思想提纲(一)


先生逝世几年后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遗作展上,就有了更多的观众留言,也就有了像:“王森然先生是学者,是中国的伟人,拜读遗世之作,内蕴浩然之气,是中华民族魂骨的显现,得中国文人画之真谛,启人开悟,慧光长明。”“对王老的作品亦应从精神上去慢慢理解,方能消化,此中乐趣,浅人无缘领悟,应反复‘读’,方能有所解。”“统一伟大与平凡与一身,王老不仅在艺术上,在他整个九十年中都能当之无愧。因无愧,得永年,万世应不朽,这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是中国人不可战胜的原因所在。”“先生的精神就是不屈”这样的深度。

孙美兰:对王老,知之者谓:“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宅心平实,举手切凿。”“十年浩劫”中,先生被屡加罪名,横遭迫害,辗转痛苦,惨情难以诉诸笔墨。然老人胸怀磊落,乐观慎独,潜心书画,意志不衰,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历史,无数可歌可泣、胜利失败、前进求索的篇页,其实都映照着恩格斯所写下的一行字:“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王森然先生漫长的一生,正是在数不尽的民族灾难中渡过的。然而他从不停步,从不失望,总是满怀信心,期待着,迎接着灾难之后的巨大的历史进步。他有时握紧拳头,向着空旷无尽的黑暗打去;有时伸出双臂,拥抱幻象中的未来。

张仃:我认为对我们今天的学者、作家和画家来说,真正难以企及的也许是他的英雄人格。从职业上来说,森然先生是一介书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一个知识分子,在军阀鬼头刀和汉阳造下,他不得不四处逃亡,从这一点来说,他是无力的,不仅他是无力的,整个知识界都是无力的。但曾几何时,那些当年通缉他的军阀,如曹琨、张宗昌辈,一个个灰飞烟灭,而王森然先生为之奔走呼号的民主进步事业,却深入人心,铭刻着他的名字的爱国学生运动,因为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车轮,而永载史册。作为一个学者,一个诗人,一个画家,生当中国历史承先启后的巨大变革时代,最重要的,最可贵的,首先是他的历史使命感和对社会人生的强烈关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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