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在《一江春水向東流》的結尾時說，“死亡是會到來的，這是歷史規律，我們的責任是應不斷延長我們的生命。”
眾所周知，我國中小企業的壽命只有3年左右，就是大企業能撐過30年的也不多，三四十年來，不知有多少聞名一時的企業折戟沉沙了。
為什麼是這樣呢？
有人分析是老闆瞎折騰，有人說是經營管理或其他意外等問題，這些都有道理，但在根源是人性和歷史的規律。
每個人都想要活得時間長，每個企業都想要做百年企業。而人最多百年壽命，企業卻可以二三百年不倒。
死亡終究會來，可壽命卻是可以延長。這個延長的方法就是反熵增。
1850年，德國物理學家魯道夫·克勞修斯首次提出了“熵”的概念，他在研究中發現，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熱量總是從高溫物體傳遞到低溫物體，從有序到無序，最終沒有溫差，不再做功。這個過程叫熵增，結果是熱寂，也叫熵死——這也被稱為熱力學第二定律。
這個理論用在企業經營中就是千方百計防止組織的“熵死”，這也是任正非一直在推動華為變革的重要原因。
人要健康長壽需要嚴格自律，比如節制慾望，適當運動，身心都要不斷建設、優化，其實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也是一樣的道理。不管人還是企業都需要反熵增。
“我們一定要加強中、高級幹部和專家的實踐循環，在循環中擴大視野、增加見識，提高能力。這就是熵減。萬物生長是熵減，戰略預備隊循環流動是熵減，幹部增加實踐知識是熵減，破格提拔幹部也是熵減，合理的年齡退休也是熵減……”
任正非表示，華為不能讓惰怠在公司生長。華為還要建立系統的耗散結構——大家說，我們非常忠誠這個公司，其實就是公司付的錢太多了，不一定能持續。因此，我們把這種對企業的熱愛耗散掉，用奮鬥者，用流程優化來鞏固。奮鬥者是先付出後得到，與先得到再忠誠，有一定的區別，這樣就進步了一點。我們要通過把我們潛在的能量耗散掉，從而形成新的勢能。
華為提出以奮鬥者為本、長期堅持艱苦奮鬥的企業文化是非常有內涵的，這個文化不是說光華為能用，任何一個企業和組織都可以採用。
華為的反熵增大體是從三個方面用功，一個是對企業利潤的分配，一個是對奮鬥者的激勵，一個是組織的持續變革。
昨天我們說過了華為公司“過年殺豬”的邏輯，意思就是反熵增，把賺來的錢投入到研發和員工分紅中，然後第二年繼續奮鬥。
而對奮鬥者的激勵的包括兩部分，一個是對價值貢獻值的獎勵，一個是末位淘汰制，在隊伍中強制推行優勝劣汰。
至於組織的持續變革，華為先後引進了西方公司的治理思想和方法，然後在僵化的基礎不斷改進和優化，讓組織體保持與時俱進。
除了上面這三個方面，任正非提出的“一杯咖啡吸收宇宙的能量”、灰度、開放和妥協等思想，其實也是在反熵增。
比如開放的內涵就是打開封閉系統，也是“炸開金字塔頂”，促進能量的交流和循環。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日日新苟日新……這些都是在避免熵增。愛因斯坦認為，在這個宇宙中，牛頓力學和相對論都可能被顛覆，而熵定律是永恆。
1943年，奧地利物理學家薛定諤指出，“萬物都趨向從有序到無序，即熵值增加。而生命需要通過不斷抵消其生活中產生的正熵，使自己維持在一個穩定而低的熵水平。生命以負熵為生”。
人的自我鍛鍊，企業的不斷變革，其實都是在努力讓自身維持在一個穩定而低的熵水平。
所以，企業要想建立長久的競爭力，那必須是遵從“負熵”的定律，做時間的朋友，讓物理定律站在自己這邊。
這個過程不會順利，創業就是在逆境前進，它整體是美好光明的，但過程是痛苦。不管是管理變革還是組織調整，那種利益格局打破重分配的過程，是非常痛苦的。可不如此，組織的怠惰就會拖著所有人走向失敗，讓企業更快的死亡。
成功、安逸、自大、貪婪、自私等等是熵增，創新、奮鬥、謙卑、分享、利他等等是熵減，我們要做的就是克服人性的弱點和歷史的規律，不斷新陳代謝，脫胎換骨，那自然可以延續更長的組織生命力。
生命的活力在於“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句話對“熵”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定義。
任正非說，我把“熱力學第二定理”從自然科學引入到社會科學中來，意思就是要拉開差距……華為要不斷激活我們的隊伍，防止“熵死”。我們決不允許出現組織“黑洞”，這個黑洞就是惰怠，不能讓它吞噬了我們的光和熱，吞噬了活力。
任何一個企業都是應該以此自勵，只要我們堅持艱苦奮鬥，那事業就能生生不息。
生命以負熵為生，企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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