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制的危机

19世纪上期，西欧国家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先后在这些国家掌握政权。但是，俄国仍旧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农奴制的国家。沙皇作为整个封建贵族阶级的代表，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在警察宪兵及贵族的淫威下，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中。

在封建农奴制下面，地主不但在经济上敲骨吸髓地榨取农奴，而且有权任意殴打、虐待农奴，甚至可以出卖农奴。农民在地主的百般剥削和压迫下，贫苦困顿，不堪言状。农民在地主的折磨下，死亡率极高，1836～1851年农民人口减少50万人。压迫和剥削必然引起反抗和斗争。俄国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农民起义几乎与俄国农奴制相终始。几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震撼了整个俄国大地，把地主阶级吓得丧魂失魄，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专制统治。但是，到19世纪中叶，俄国农奴制已经走向衰落了，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9世纪40年代，由于西欧特别是英国对粮食的需要大增，俄国粮食出口大大增加，这就推动地主加强对于农民的剥削：增加农民每个星期的劳动日数，并且缩小农民的份地，甚至完全剥夺了农民的份地，使他们每天都为地主服劳役。农民已经下降到近乎奴隶的地位。这种现象在黑土壤诸省特别触目。这是农奴制衰落的重要征兆之一。

在非黑土壤诸省，地主剥削农民的方式是收代役租。代役租在19世纪上期有增无已，以致农民劳动所得远远不敷缴纳代役租之数。因此，有许多人不得不到城市去出卖劳动力，把工资收入作为代役租之补充。这是俄国农奴制趋于衰落的第二个表现。农奴制衰落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

19世纪上半期，俄国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发展，工业企业的数目增多了，自由雇佣劳动的使用也增多了。

1804年俄国手工工场为1200家，1825～1828年为1800家，到50年代后半期则约为2800家。自由雇佣工人在全部工人中的比数，1804年为48％，1825年为54％，1860年为87％。在个别工业部门中雇佣劳动所占的比数更大，比如，1825年在棉织工业中有94.7％的工人是雇佣工人。

19世纪30～50年代，俄国也开始了工业革命，1858年只是在莫斯科一省就有158架蒸汽机。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在农业中也萌芽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农奴制下面，由于地主不断加强剥削，强迫性的农奴劳动的生产率越来越低，以致对于地主说来，剥削农奴已经无利可图了。这种情况使得一小部分地主得出雇佣的自由劳动优于农奴劳动的结论来。他们开始在40～50年代在自己的庄园上采用雇佣劳动。第二，在40～50年代，农奴内部的分化也日益显著，一小部分富农靠残酷地剥削贫农而致富，他们也在开始使用雇佣劳动。于是他们便成为在农奴关系掩盖下的农村资产阶级了。但是，任何一个致富的农奴也感觉不到自己是自己财产的完全所有主，因为地主随时可以侵占或霸占农奴的财产。但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大大低于西欧诸国，而且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也比西欧诸国缓慢得多。其原因只能从农奴制中去找。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这就严重地限制了工业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自由劳动力的供应。农民在地主的无情的榨取下，无力购买大量商品，这就有力地限制了工业品市场的扩大。事情很明显：到19世纪中叶，农奴制的存在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最大的绊脚石。因此，农奴制的废除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农奴制应该如何废除？在这个问题上，俄国农民及革命民主主义者坚持主张走“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具体言之，就是用革命手段消灭农奴制，无代价地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在1858～1860年间共爆发了近三百次农民暴动。农民运动在实质上体现农民“自下而上”地消灭农奴制的企图。

农民的反农奴制斗争，在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在思想方面表达了农民的利益和愿望。他们在1859～1861年挺身而出，成为社会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力量。这是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由低级官吏、低级僧侣、小商人、小市民、农民以及没落贵族出身的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战士。在平民知识分子中间最杰出的人物有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及杜勃罗留波夫等。

亚力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年）在1857年开始出版了《钟声报》，大胆提出消灭农奴制的主张。他呼吁把农民从农奴身份中解放出来，并且把土地分配给他们。赫尔岑虽然有时表现动摇，有时也幻想由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解放农奴，但是他认为如果这条路行不通的话，应该采取革命手段。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则更为坚决，他们充分表达了劳动农民的要求和热望，对农奴制怀着强烈的仇恨。

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政论家及文艺批评家，他积极传播农民革命的思想。他相信用和平手段解放劳动人民无异于缘木求鱼，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革命上面。他对统治阶级不抱任何幻想，他主张：为了废除农奴制度，必须消灭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俄国必须实行农民革命，推翻专制政体，把土地归还给农民。他在50年代末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强调用革命方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而坚决反对由农民赎买土地。

尼古拉·亚力山大洛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他也是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毫不容情地攻击农奴制及专制政体。

革命民主主义者在1859～1861年间曾建立了革命组织，企图通过革命组织去领导运动和准备公开的革命行动。当时有两个秘密的革命组织，一个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在彼得堡成立的组织，另一个是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在伦敦成立的组织。伦敦的组织在1857～1860年间曾制定了比较详细的纲领，纲领首先要求“立即废除地主和国家对人身和土地所享有的一切农奴制特权”，把土地无代价地授予农民，至于地主，则当“从国家的公共收入中”领取土地原价，“而不再从农民身上征收任何特别款项。纲领也要求废除等级制，实行全体公民的权利平等，以民选代表去代替国家官吏。纲领的制定者之一奥加略夫认为这些要求如果遭到沙皇的拒绝，就应该发动军队中的进步军官，以军队为核心发动农民革命。奥加略夫还为革命成功后的俄国制定了一个蓝图，主张建立由九个“联邦”组成的共和国联盟。从这个纲领来看，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对沙皇还存有幻想，他们的主张也不彻底。

彼得堡的组织所提出的纲领是比较彻底的，他们坚持“自下而上”的革命，要求通过农民革命消灭农奴制，使农民无代价地分到土地。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60年末至1861年初写了一篇标题为“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揭露了沙皇制度的真相，号召农民武装起义。

但是，1859～1861年间的农民运动的高涨及革命民主主义运动都没有发展为革命，这是因为一方面沙皇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力量，另一方面农民力量涣散，觉悟很低，要想把分散的农民运动汇合成全面革命，是很难的。这样，“自下而上”地消灭农奴制的企图终于以失败而终。

革命虽然没有发生，但是农民运动及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却迫使沙皇政府进行让步，它不得不走上改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