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隨著中國第三產業的穩健發展以及兩性關係的日趨平等，農村將會出現一股“留守丈夫”家庭的亞文化潮流。性別經濟學表明，當代第三產業中的許多門類較之於以加工製造為主要特徵的第二產業顯然對農村女性就業更為友好，如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教育以及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也就是說，第三產業發展過程中不僅會出現職業性別隔離的現象，即男女因性別不同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職業和工作中，某些產業還會呈現特殊性別偏好。例如，隨著經濟發展以及中國“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和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大城市圈的家政服務產業用工需求量大增，這些職業對女性具有親和性，於是，鄰近農村女性外出容易找到工作機會。另外，隨著城市建築行業萎縮，農村沒有一技之長的男性體力勞動者已經很難找到滿意工作，而且伴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農民工身體漸衰已經不能夠承受較重的體力勞動，被迫返鄉。此時，地方政府適時重視農業產業發展，倡導農村土地規模經營，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家庭生計的權衡使得越來越多的已婚中青年男性謀生故土並照看老人和孩子，成為“留守丈夫”。
第二，當前學術界和社會公眾長期對中國農村“留守丈夫”的身影呈現話語缺場，“留守丈夫”群體迫切需要權利發聲。強勢面具下的農村“留守丈夫”現象不能簡單視為傳統兩性分工角色的互換，是現代女權主義者的“勝利”，也不能僅僅從新家庭經濟學或性別經濟學來看待這個問題。“留守丈夫”作為一個家庭的主要成員，所特有的社會角色決定了他如果長期獨守戶籍地極易產生生活困擾。倘若這一群體長期處於一種“不滿足”“不安全”“不被尊重”的環境下，容易引發心理自卑、性情扭曲、性壓抑等問題，進一步誘發異地婚姻關係的破裂和親子關係的失衡，這將對整個家庭和鄉村社會發展造成風險。
第三，對中國農村留守問題的學術關注應回到中國家庭的整體性研究視角，從中尋找中國社會活力的微觀基礎。中國的家庭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包括夫妻關係、親子關係等，不能只見家庭中的“部分”而忽視家庭整體。中國農民家庭一直是能動地適應現代化進程的，它會根據自身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新問題，對家庭成員和資源進行新的分工、整合，以應對家庭生計和家庭發展的需要，主動“掙得”自己的幸福。正是“祖蔭之下”綿延不息的農民家庭生計和家庭發展理想構成了中國社會發展活力的微觀基礎，同時，也形塑了當代農村林林總總的留守故事。因為無論是謀生在外“獨在異鄉為異客”，還是獨守故鄉僅能“憑君傳語報平安”，中國農民心目中的那個“家”一直是他們最深牽掛的地方，也是畢生奮鬥的動力之源。對於每一個留守身影而言，“家”是離別中的相聚，是相聚中的離別，是相濡以沫，也是風雨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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