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随着中国第三产业的稳健发展以及两性关系的日趋平等，农村将会出现一股“留守丈夫”家庭的亚文化潮流。性别经济学表明，当代第三产业中的许多门类较之于以加工制造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产业显然对农村女性就业更为友好，如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不仅会出现职业性别隔离的现象，即男女因性别不同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职业和工作中，某些产业还会呈现特殊性别偏好。例如，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大城市圈的家政服务产业用工需求量大增，这些职业对女性具有亲和性，于是，邻近农村女性外出容易找到工作机会。另外，随着城市建筑行业萎缩，农村没有一技之长的男性体力劳动者已经很难找到满意工作，而且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农民工身体渐衰已经不能够承受较重的体力劳动，被迫返乡。此时，地方政府适时重视农业产业发展，倡导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家庭生计的权衡使得越来越多的已婚中青年男性谋生故土并照看老人和孩子，成为“留守丈夫”。
第二，当前学术界和社会公众长期对中国农村“留守丈夫”的身影呈现话语缺场，“留守丈夫”群体迫切需要权利发声。强势面具下的农村“留守丈夫”现象不能简单视为传统两性分工角色的互换，是现代女权主义者的“胜利”，也不能仅仅从新家庭经济学或性别经济学来看待这个问题。“留守丈夫”作为一个家庭的主要成员，所特有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如果长期独守户籍地极易产生生活困扰。倘若这一群体长期处于一种“不满足”“不安全”“不被尊重”的环境下，容易引发心理自卑、性情扭曲、性压抑等问题，进一步诱发异地婚姻关系的破裂和亲子关系的失衡，这将对整个家庭和乡村社会发展造成风险。
第三，对中国农村留守问题的学术关注应回到中国家庭的整体性研究视角，从中寻找中国社会活力的微观基础。中国的家庭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不能只见家庭中的“部分”而忽视家庭整体。中国农民家庭一直是能动地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它会根据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对家庭成员和资源进行新的分工、整合，以应对家庭生计和家庭发展的需要，主动“挣得”自己的幸福。正是“祖荫之下”绵延不息的农民家庭生计和家庭发展理想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活力的微观基础，同时，也形塑了当代农村林林总总的留守故事。因为无论是谋生在外“独在异乡为异客”，还是独守故乡仅能“凭君传语报平安”，中国农民心目中的那个“家”一直是他们最深牵挂的地方，也是毕生奋斗的动力之源。对于每一个留守身影而言，“家”是离别中的相聚，是相聚中的离别，是相濡以沫，也是风雨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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