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毛主席在中央蘇區開展的調查研究是中央蘇區統計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地指導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本文概述了毛主席在中央蘇區時期開展調查的基本情況，總結其開展調查分析的方法，探究這些調查研究對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影響。
一、毛主席在中央蘇區時期的調查概述
毛澤東是我黨調查研究之風的開創者和踐行者，他一直堅持認為，調查研究是瞭解社會、制定政策、指導中國革命的前提和基礎。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開展的調查研究是中央蘇區統計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地指導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
在中國共產黨建立中央蘇區過程中，毛澤東進行了多次社會調查。留下的系統資料有10份，分別是：《尋烏調查》《興國調查》《東塘等處調查》《木口村調查》《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分青和出租問題》《江西土地鬥爭中的錯誤》《分田後的富農問題》《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的影響最為顯著。“尋烏調查”“興國調查”發生在土地革命初期，旨在瞭解根據地土地革命鬥爭情況；“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發生在土地革命深入開展時期，旨在瞭解蘇維埃政權建設情況。
（一）尋烏調查
1.調查背景。
1930年4月，毛澤東所在的紅四軍打下信豐城後，像對待農村的地主一樣，把城裡資本家的商號全部沒收，老百姓無處買東西，引起不滿。這讓毛澤東開始反思城市策略的正確性，他在《尋烏調查》中說：“這是由於不瞭解城市是個什麼東西才弄成這種現象。”毛澤東發現自己尚未對城市做過調查，對爭取城市的策略問題還沒有真切的瞭解。
這一時期，土地革命在根據地剛剛開展，在實際的土地分配中，出現了“左”的思想，即貧下中農分好田，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個別地方存在燒殺現象，使黨在根據地的工作開展受阻。在同年5月，紅四軍從會昌到達尋烏。毛澤東發現尋烏縣的情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尋烏位於江西、廣東、福建三省交界地，是商品流通的集散地，也是通往白區的商品集散地。瞭解尋烏一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也可以有個大概的瞭解。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找到了做調查的好幫手——時任尋烏縣委書記古柏，因此，趁著紅軍做群眾工作、敵人尚未進攻的間隙，毛澤東做了尋烏調查。尋烏調查是毛澤東為了解城市商業情況和土地革命進展情況所做的調查，也是毛澤東首次對城市進行調查。
2.調查過程。
尋烏調查歷時30余天。主要以召開座談會開展訪談為主，在座談會之前及之後毛澤東還實地走訪商鋪、農村，同店主、手工業者、農民等各階級交談，更廣泛地收集資料。
會前準備階段，毛澤東親自設計訪談提綱，列明具體訪談內容和問題，並同古柏一起商定訪談對象，選定郭友梅、範大明、趙鏡清、劉亮凡、李大順、劉茂哉、劉星五、鍾步嬴、陳倬雲、郭清如等10人參加訪談，他們對尋烏的歷史和現狀瞭如指掌。這些人有的是商業店主，有的是教書先生，有的是蘇維埃工作人員，有的是手工業者。古柏既是毛澤東助手，負責聯絡到會人員兼翻譯，又是被訪談對象，他是土生土長的尋烏人，經歷豐富，是破產的小地主，曾做過小學教師，現在是政府工作人員。
座談會上，毛澤東親自提出問題，並詳細記錄。有的人多次參加座談，如郭友梅、範大明等，有的人到會一兩次，如劉星五、鍾步嬴等，針對不同題目，邀請不同的人到場座談。毛澤東把這些人當做最敬愛的先生，向他們請教尋烏的商業和土地革命情況。通過座談，毛澤東掌握了豐富的資料。
座談會用時十餘天，後來的二十幾天裡，毛澤東則主要開展實地訪談，為了解商業情況，曾多次到郭友梅和範大明的店鋪交談。他也曾數次走到街頭巷尾、田間和農戶家裡，儘可能地接觸最廣泛的群眾蒐集資料。毛澤東在總結、整理資料過程中發現仍有不完善、不具體的地方，於是在最後階段又召開了約50人參加的更大規模的座談會，使調查資料更完整、詳實。
1931年2月，毛澤東在古柏的協助下，將訪談資料整理成8萬餘字的《尋烏調查》。
3.主要調查內容。
尋烏調查的重點是瞭解商業情況，但是毛澤東對尋烏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詳細瞭解，重點記述了尋烏的商業、舊有土地關係、土地鬥爭進展情況及問題。調查內容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人口結構和舊有土地關係。
從尋烏調查中毛澤東瞭解了舊中國農村人口階級構成，地主和富農佔總人口7.5%，中農和貧農分別佔18%和70%。
從土地所有關係來看，地主佔總人口的3.5%左右，擁有30%的土地；公田佔比高達40%；佔比近90%的農民（中農和貧農）擁有的土地不足20%。
（2）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方式。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方式有地租剝削、高利剝削、捐稅剝削。
其一，地租剝削。地租即為農民向地主租種土地所需支付的租金。其金額大約為一年收成的一半，由於土地產量低，支付地租後，約有40%的貧農到收穫糧食的時候就是沒有飯吃的時候。
其二，高利剝削。包括錢利、谷利、油利等，其中以油利剝削程度最甚，被稱為“對加油”，即借一斤還兩斤。因此，當窮人們向地主和富農借錢或糧食時，他們更願意出借油，因為利息更高。由於受到地租和高利剝削，農民們不但勞碌一年仍然填不飽肚子，甚至還要賣妻鬻子來吃飯、還債。因此，毛澤東稱舊社會是“人吃人的社會”。
其三，稅捐剝削。有錢糧、菸酒印花稅、屠宰稅、護商捐、牛捐、賭博捐、派款借款等。這些捐稅不但增加百姓消費支出，還妨礙市場公平競爭，如屠宰稅、牛捐等存在壟斷，給百姓的生活和經營造成沉重的負擔。
（3）尋烏的商業發展情況。
毛澤東開展尋烏調查的最初目的就是了解商業情況，在《尋烏調查》中，用了近一半的篇幅來描述尋烏商業的發展情況。
其一，尋烏是周邊縣鎮的貨物集散地，但交通不便。每年有大宗商品從門嶺、安遠經尋烏賣到梅縣，從門嶺運來的商品有米、大豆、茶油，每年市值有幾十萬元，從安遠運來的要數雞、牛、豬三類家畜最多，每年市值高達144萬元，其中雞一項就有108萬元，原因在於雞從安遠到梅縣發賣的差價較大，利潤較高，因此交易量較大；同時又從梅縣購進洋貨、海味、鹽、布匹等商品經尋烏髮往門嶺、安遠、信豐等地區。從毛澤東的調查中可以看出，尋烏的貿易往來頻繁，但這些地區的交通非常落後，除水路用船運外，其他的貨物走陸路都是原始的人扛馬拉。
其二，尋烏縣城的商品經濟遠超過自然經濟。毛澤東通過市場上的各種貨物去解剖尋烏城的生活情況和組織內容，分別調查了鹽、雜貨、油、豆、屠坊、酒、水貨、豆腐、黃煙等商品的種類、品質、銷量，其中雜貨多達131種，調查種類之多，調查類別之細，工作量之大，調查態度之嚴謹，令人敬佩。同時，毛澤東還調查了木材、理髮、裁縫、打鐵、打手飾、修鐘錶等各行業手工匠人的生意規模、店鋪經營情況。毛澤東瞭解到，尋烏城是個店鋪生意和圩場生意並行的城市，店鋪生意佔70%，圩場生意佔30%。若店鋪代表商品經濟，圩場代表自然經濟，毛澤東認為尋烏的“商品經濟勢力超過自然經濟很遠了”。
其三，尋烏縣城失業嚴重，商業繁茂程度今不勝昔。在商業調查的過程中，毛澤東對尋烏縣城人口構成進行了統計。調查發現，縣城中手工業者和商人的佔比與遊民和娼妓的比重相當，由此可見，尋烏城的失業情況嚴重。同時，毛澤東從歷史維度考察了尋烏縣城商業的發展歷程，民國以來，新政代替了封建制度，致使綢緞需求驟減，洋貨生意衝擊了土製貨色。因此，尋烏是一個手工業商品和資本主義商品交戰表演了劇烈的榮枯得失的地方，商業發展大不如從前。
（4）文化統計。
毛澤東在尋烏調查期間特別對全縣的文化程度進行了摸底。全縣人口約10萬人，識字人口占比為40%。其中，識200字的佔20%，能寫信的佔3.5%，小學生佔13%，出洋學生6人，秀才400人，舉人1人；從性別看，女子識字程度較低，人數不足300人，男子的識字程度比女子好一些；從地域看，南半縣文化因交通與廣東的影響比北半縣更加發達。文化統計結果為我黨在革命根據地建立列寧小學、夜校提供了重要信息。
尋烏調查雖然用時相對較長，但仍然有許多未盡的工作，如對於農村中各階級在土地鬥爭中的表現未做調查，對教育和婦女兒童的情況瞭解得也不夠詳細。
4.調查發揮的作用。
尋烏調查是毛澤東針對城市商業和土地革命初期的進展情況進行的一次詳細調查。這次調查為中國共產黨制定商業政策和土地政策尋找到依據。鑑於調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為糾正黨內出現教條主義思想，寫作了著名的《反對本本主義》。
（1）在土地政策中提出抽多補少與抽肥補瘦並舉的辦法。
通過尋烏調查，毛澤東弄清楚了地主與富農的區別，提出了土地分配的原則不但要抽多補少，還要抽肥補瘦，使各階級都能分到土地，利於土地革命的發展，該項原則在1930年6月的汀州會議上確定下來，並開始實施。
（2）對商業和手工業提出保護政策。
通過尋烏調查，毛澤東瞭解到了城市商人與農村地主的差別，認為小商人和小手工業者是黨的同盟者，於是提出了保護商業、保護公買公賣的政策，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這項政策也使得根據地的經濟得到了較大發展，解決了軍民的生活補給問題。
（3）糾正了黨內教條主義思想，樹立了調查研究風尚。
當時紅軍中存在嚴重的“左”傾教條主義思潮，且影響較深。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深刻意識到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重要性，為糾正黨內教條主義、本本主義思想，在尋烏調查後寫作了《反對本本主義》。書中闡述了調查的必要性、調查的意義，並強調調查需要注意的事項，在黨和軍隊中樹立起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風尚。
（二）興國調查
興國縣位於今江西省贛州市，興國調查的會議地址位於江西省新餘市的羅坊鎮，由於調查內容是興國永豐鄉的土地鬥爭情況，調查對象也是當時來自永豐鄉的新入伍紅軍，因此稱為興國調查。
1.調查背景。
尋烏調查後，毛澤東深刻體會到詳細科學的實際調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說，“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絕不是具體的情況”。為了解整個贛南土地鬥爭的情況，也為彌補尋烏調查未盡的工作，毛澤東趁著敵人尚未進攻的間隙做了興國調查。
毛澤東之前對興國的情況有一定的瞭解。1929年4月，毛澤東曾親自幫助興國縣土地革命委員會制定頒佈了《興國土地法》，還親自主持舉辦過興國縣土地革命幹部訓練班。興國縣永豐區位於興國、贛縣、萬安三縣的交界，毛澤東認為，該地區是贛南土地鬥爭情況的一個縮影，明白了這一區的情況，贛縣、萬安二縣情況相似，整個贛南土地鬥爭的情況可基本掌握。
恰好一年半後的1930年10月，興國送了許多農民到毛澤東所在的部隊當紅軍，毛澤東隨即讓古柏找來永豐藉的戰士做了興國永豐區的調查。
2.調查經過。
興國調查用時一個星期，同樣以開調查會的形式進行，毛澤東闡述調查會的目的，與古柏共同商定參加調查會的被訪問人員名單，最終選擇8個家庭的代表參加座談會。這些代表有的做過黨的工作，有的是僱農，有的做過教師，還有的從學徒做到先生。在諸多調查中，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以家庭為單位開展的調查，他說“沒有這種調查，就沒有農村的基礎概念”。因此，毛澤東十分重視這次調查。
調查會剛開始進行得並不順利，毛澤東在《關於農村調查》中寫到，“開始時，他們很疑懼，不知我究竟要把他們怎麼樣”。但是毛澤東豐富的調查經歷和嫻熟的調查技巧，使得調查會進行下去，並且取得成功。毛澤東認為，要使被調查者講真話最主要的一點是要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毛澤東像對待“敬愛的先生”一樣尊敬對方，又像朋友一樣，坦誠地跟受訪者說明自己的意圖，需要得到對方的幫助，逐漸打消了受訪者的疑慮，調查會逐步轉入正軌。在後幾天訪談中，氣氛活潑有趣，毛澤東按照提綱內容提問，受訪者逐一回答，有時對問題加以討論，所得結論在得到8位同志同意後再寫下來，有些問題沒有結論，只是記錄8位同志的原話。座談會每天開兩次甚至三次，有時還開到深夜。
調查會進行了一個星期，由於敵人進攻羅坊，調查被迫終止。通過對8個家庭的訪談，毛澤東收集了大量關於土地革命中百姓生活、生產、土地鬥爭的一手資料，後於1931年1月在寧都整理成《八個家庭的典型調查》，又稱《興國調查》。
3.主要調查內容。
興國調查旨在瞭解土地革命初期，贛南地區土地鬥爭開展情況。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1）對舊有土地關係和剝削情況作了調查。
一是對永豐區的人口成分做了統計。二是調查了不同階級對田地的擁有情況，將地主、公堂、富農、中農、貧農等各階級土地擁有情況分別作了統計，彌補了尋烏調查的缺憾。通過不同階級的人口占比與土地擁有情況對比分析發現，佔總人口6%的地主和富農，佔有全區80%的土地，而占人口60%的貧農僅佔有5%的土地，土地分配極不公平。三是對永豐區的剝削情況作了深入瞭解，剝削種類基本與尋烏相同，只有高利剝削中，除錢利、谷利、油利外，還有牛利和當利。
（2）深入分析了土地革命中的各階級。
毛澤東分別調查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農、手工工人、商人、遊民等8類人，瞭解各階級及其中每個具體個體對土地革命的態度，據此制定在土地鬥爭中的階級政策。
比如，調查發現，人口占比20%的中農在土地革命前後擁有的土地佔比從15%上升為20%，並且獲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根據地實行婚姻自由政策，娶妻更容易。因此，毛澤東認為中農支持土地革命。
又如在分析富農時說：“本區4個鄉，第一鄉共12家富農7家反革命，第二鄉9家富農7家反革命，第三鄉9家富農6家反革命，第四鄉兩家富農均反革命。”通過這種詳細具體針對每個個體的剖析，黨在革命根據地就能最大程度地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發展革命，進行根據地建設。
此外，調查中，毛澤東還了解到僱農是農村中最苦的一個階級，除吃飯睡覺外，其餘時間都在工作。從娶妻方面看，僱農99%沒有妻子，貧農30%沒有妻子，中農10%沒有妻子，遊民90%沒有妻子，手工工人30%沒有妻子，且手工工人有80%欠債度日。因此，毛澤東認為工人和農民必然成為革命的主力軍。
（3）調查了土地革命後的土地分配狀況。
毛澤東還調查了土地、山林、池塘、房屋等分配情況，重點了解了各類資產的分配辦法和執行情況。永豐鄉的土地分配均以村為單位，將全村土地按人口進行均分；山林則複雜得多，經當地幹部實地考察，採用按山上的樹木數量進行均分的辦法取代了按面積分配。池塘和房屋的分配相對容易，且相對而言，土地和山林與百姓是否填飽肚子關係更密切，也是百姓關注的重點。
（4）其他方面。
毛澤東還調查了各鄉徵收土地稅、地方蘇維埃建設以及農村赤衛隊的組建情況。雖然興國調查彌補了尋烏調查的不足，但是也還存在一些缺憾，比如沒有調查兒童和婦女狀況，沒有調查交易狀況和物價，沒有調查土地分配後的農業生產狀況、文化狀況等。毛澤東對這次調查的評價是“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較之我歷次調查要深入些”。
毛澤東通過“興國調查”，解剖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在土地鬥爭中的思想動向和現實表現，進一步明確了在這場鬥爭中依靠誰、團結誰、孤立誰、打倒誰的問題，為各級蘇維埃制定和執行階級政策找到了依據。興國調查後，毛澤東也更加堅定地認識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關鍵作用，充分印證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主張和科學論斷。
（三）長岡鄉調查
長岡鄉位於江西省興國縣，調查發生在1933年11月中旬，此時，土地革命在根據地深入推進，中央蘇區也進入鼎盛發展時期。這次調查是對蘇維埃政權建設的一次全面檢視，更為整個蘇區更好地發展以支援革命提供了模板。通過調查，毛澤東總結了密切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方面的經驗。
1.調查背景。
軍事背景：面對國民黨第五次“圍剿”，軍隊急需擴充兵員、補給物資，但擴紅和發行公債的號召在中央蘇區反響甚微，直接影響革命。
經濟背景：蘇區的一些幹部把經濟建設與反“圍剿”對立起來，有的認為戰爭環境裡不能搞經濟建設，甚至主張取消經濟建設，有的認為蘇區要專心搞經濟建設，不理戰爭。這些極端的做法讓毛澤東感到擔憂。
基於長岡鄉的“成績”。長岡鄉在擴紅和發行公債方面走在中央蘇區的前列，堪稱模範。同時，毛澤東負責籌備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即，調查長岡鄉好的做法以便在大會上做宣傳，號召全蘇區學習。
2.調查經過。
1933年11月，毛澤東率領臨時中央政府調查團從瑞金來到長岡鄉進行調查。調查團到達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就馬不停蹄地組織鄉蘇政府和村級幹部召開了小型調查會。8位當地的基層幹部參與座談，會場氣氛熱烈，毛澤東對長岡鄉政權建設、擴大紅軍、行政區劃、經濟建設、文教衛生和群眾生活等20項工作做了詳細調查。
在後續的幾天裡，毛澤東和調查組一行，白天深入農戶和田間地頭，與群眾同吃同勞動，瞭解百姓生活情況及對蘇維埃工作的看法，晚上跟幹部一起開調查會、研究問題。通過與群眾幹部面對面的大量交流，毛澤東掌握了大量一手資料。後整理成著名的《長岡鄉調查》，在“二蘇大”上作為會議材料發放給參會代表。
3.主要調查內容。
長岡鄉調查涉及社會、經濟、文化、軍隊建設等方方面面。著重調查了鄉蘇的工作制度、群眾生活，包括民生、物價等生活質量方面的調查，特別瞭解了文化教育及婦女兒童等情況。
（1）政治建設。
在政治建設方面，長岡鄉代表會議有許多好的創造，如常委會、值日代表、代表領導居民、檢查制度等，代表會議討論的問題也很實際，如開展宣傳工作發行經濟公債、修築河堤道路等，這些都是其他地方可學習的。
（2）擴紅和軍事建設。
長岡鄉政府廣泛深入的宣傳動員，並切實做好紅軍家屬的優待工作，及時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因此，長岡鄉湧現了許多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相爭去戰場的感人事蹟。據統計，長岡鄉青壯年男子大都參加了赤衛隊或者少先隊，一方面保衛地方，一方面準備上前線。其中80%的男子都參軍去了前線。
在軍事建設方面，長岡鄉建立了較完善組織制度，並制定了詳細的訓練和勤務制度，嚴格執行，保證了長岡鄉地方武裝的戰鬥力。
（3）文化教育統計。
隨著革命根據地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各地建起了列寧小學、夜校等教育機構，旨在掃除文盲，提升百姓受教育水平。
在長岡鄉，小學在校學生人數達到187人，佔全鄉學齡兒童比重為65%，年齡為7~13歲。夜學的學生人數約300人，其中女生佔70%，年齡為16~45歲。
（4）民生統計。
生產恢復百姓生活才能更好，毛澤東特別關注百姓生活質量問題。如群眾家中由於有了油茶樹，油有富餘，雞鴨過去多數出賣現在多數自己吃等。又如在吃肉方面，貧農增加1倍，工人增加2倍；在制新衣方面，過去貧農製衣費1元，現在製衣費2元，增加1倍，但中農改變不大。
此外，在調查中毛澤東明顯感受到婦女在革命戰爭中的偉大力量。無論是經濟生產、教育戰線，還是軍事動員、蘇維埃組織中，女性都做出了偉大成績。
4.調查發揮的作用。
（1）促進了群眾路線思想的形成。
長岡鄉政府堅持群眾路線，密切聯繫群眾，充分發動和依靠群眾的做法令毛澤東印象深刻。長岡鄉調查也使毛澤東深刻認識到群眾路線的重要性，並總結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工作經驗。毛澤東在“二蘇大”會議上指出，“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
（2）為反“圍剿”戰爭策略的轉變提供了重要依據。
此次調查也讓毛澤東認清了蘇區鄉村人口和經濟的真實狀況，群眾對戰爭的承受能力已經接近極限。調查後不久，他就提議中央紅軍的主力兵團應該打到富庶的江浙一帶去。
（四）才溪鄉調查
才溪鄉位於福建省上杭縣，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找到的另一個模範鄉。
1、調查原因及經過。
才溪鄉調查的背景與長岡鄉調查一樣，都是在面臨第五次反“圍剿”，迫切需要中央蘇區給予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但蘇區表現乏力之際，《紅色中華》多次刊登才溪鄉政府的擴紅成績，1933年11月下旬，繼長岡鄉調查後，毛澤東率領調查團又來到才溪鄉進行調查。此次調查一方面檢視基層蘇維埃政權建設情況，另一方面總結才溪鄉的經驗在全蘇區推廣。
才溪鄉調查最主要的方法還是開調查會。毛澤東分別在才溪區蘇維埃政府、區工會等地召開區鄉工作人員、工人代表、貧農代表、耕田隊長、婦女代表等參加的調查會，傾聽幹部群眾關於才溪人民擴大紅軍、優待紅軍家屬、政權建設、生產支前、經濟建設、文化教育、物價對比等情況彙報，並和與會者展開了熱烈討論。
毛澤東在進行才溪鄉調查時，十分重視蘇區群眾的民生問題，廣泛瞭解民情。經過10多天的調查，寫下了著名的《才溪鄉調查》。
2.主要調查內容。
（1）民主建設情況。
這是毛澤東到才溪鄉調查的重點之一，毛澤東特別調查了民主建設中選舉政策的執行情況。
其一，由於才溪是泥木工人之鄉，因此選舉中增加工人代表的比例。
其二，女性代表的數量也顯著增加。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蘇維埃中央政府多次指示增加女代表名額，以體現男女平等的民主權利（新的選舉法有明確規定）；二是才溪鄉大量青壯年男子參加紅軍和外出工作，留守婦女大幅增長。
其三，在民主選舉程序上，鄉政府擬出候選人名單張貼到各村，群眾在各人名字下標註意見，如“好”“不好”“同意”“消極”“官僚”等，通過這種方式廣泛徵集群眾意見。
其四，選舉前，在村民中廣泛開會宣傳，讓大家瞭解選舉的意義，因此到選舉大會的時候，百姓都積極參會，有80%的選民到會。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制度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一心為人民謀幸福的好制度。尤其女性代表名額的增加，體現了蘇維埃民主政權之下婦女解放與參政熱情的提升，打破了數千年中國農村婦女遭受歧視和奴役的歷史，開啟了蘇維埃政權對婦女解放的民主進程。
（2）擴紅情況。
《紅色中華》多次報道了才溪鄉擴紅的成績。據毛澤東統計，上才溪全部青壯年男子中88%的外出當紅軍或參加工作，下才溪全部青壯年男子中70%的外出當紅軍或參加工作。
毛澤東在《才溪鄉調查》中分析了才溪鄉擴紅取得突出成績的原因：一是政治上充分的宣傳鼓動，廢棄一切強迫辦法；二是充分地優待紅軍家屬；三是健全的編制和訓練地方武裝。而優待紅軍家屬，是使群眾歡喜並且願意留在紅軍部隊的根本原因。
（3）農業生產情況。
土地革命初期，由於地權尚未確定，“生產低落約20%”，而在1931年創建勞動合作社以後，生產迅速恢復和攀升，“1932年恢復了10%，今年（1933年）比去年增加二成”，番薯、豆子等雜糧甚至比上一年增產50%，比暴動以前多10%，這都是勞動合作社的功勞，體現了勞動合作社的優越性。
（4）文化教育方面。
才溪鄉的教育也是搞得豐富多彩。全鄉6~15歲的兒童323人，大部分已入學讀書；成年人參加夜學、識字班、讀報團、俱樂部等也有四五百人，特別是到夜學讀書的120多人全部為女子。女子入學比例如此之高，在舊中國非常不易，而在嶄新的蘇維埃政權治理下的農村卻做到了，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3.調查發揮的作用。
（1）對中央蘇區政權建設的一次檢閱。
長岡鄉和才溪鄉調查是毛澤東開展僅有的針對蘇維埃政權建設的調查，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人對基層蘇維埃政權建設的一次檢閱，深入瞭解基層政權治理下，人民大眾、特別是社會最基層的鄉村幹部和群眾在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面貌等各個層面的狀況，總結經驗，為蘇維埃革命樹立一個學習的樣本，指明革命發展的方向，把革命推向前進。
（2）明確了擴紅的關鍵在於做好發展生產和政治動員。
才溪鄉開創性地建立各種社會組織，如勞動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等，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和生產積極性，這一方面解決了經濟建設問題，另一方面又間接地推動了擴紅工作，再配合政治動員，使得才溪鄉成為蘇區“一等”工作的模範鄉。
（3）在調查中充分意識到共產黨政權制度的優越性。
毛澤東從土地鬥爭初期到蘇維埃政權建設鼎盛時期都做了大量調查，充分了解了廣大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工農階級在共產黨到來前後生活狀態的變化，他更加意識到只有為人民謀解放、為人民謀幸福的政權才能長久，也只有在共產黨建立的政權下人民才能翻身做主人，不用再忍受剝削和壓迫。尤其是女性對社會發展的貢獻力量得到釋放，女性在發展黨的事業和革命鬥爭中獲得了獨立和解放。
與長岡鄉一樣，才溪鄉蘇維埃政府的建設經驗在“二蘇大”會議上作為模範向全蘇區宣傳，成為全蘇區的榜樣。
二、毛澤東調查分析的方法
毛澤東所開展的社會調查，是中央蘇區時期統計調查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遵循統計調查規律，制定完善的調查方案，使用科學的統計調查方法，獲得完整、準確的統計數據，使調查結果服務於科學決策。
（一）調查方案設計
1.確定具體、明確的調查目的。
調查目的即明確調查為了什麼，是為了解某些情況亦或是為了解決某些問題。堅持問題導向開展調查研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開展尋烏調查，毛澤東一方面是為了解城市商業發展情況，商業經營者和手工業者的生活狀況及對革命的態度，進而制定對城市工商業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解農村舊有土地關係以及土地政策執行情況。東塘、大橋等地的調查也是為了解土地革命中，土地政策的執行情況，而興國永豐區的調查除了解土地革命進展情況外，更主要的是為分析農村各個階級對待革命的態度，因此毛澤東在興國調查中專門調查了包括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農、手工工人、商人和遊民等8個階級的態度和表現。長岡鄉和才溪鄉調查是為了解兩鄉政權建設的“好的創造”，因此在調查中側重於對蘇維埃政府工作方方面面的瞭解，更關注群眾對蘇維埃政府所開展工作的方式方法以及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方式評價的調查。
2.精心選擇調查對象。
以年齡說，老年人最好，因為他們有豐富的經驗，不但懂得現狀，而且明白因果。年輕人也要，因為他們有進步的思想，有銳利的觀察。尋烏調查中，被調查者年齡，年輕的有23歲、27歲，中年的有39歲、46歲，老年的有59歲、62歲；興國調查中，被調查者年齡涵蓋20~50歲各個階段。
以職業來說，工人、農民、商人、知識分子都需要，有時士兵、流氓也要。尋烏調查中，調查對象有破產的地主、教師、手工工人、雜貨店主、縣蘇工作人員等。長岡鄉和才溪鄉的調查是為了解基層蘇維埃政府工作開展情況，因此調查對象都是基層的鄉蘇政府工作同志和耕田隊長等群眾代表。
毛澤東強調，調查會中，根據提問的問題不同，即每場座談會的調查目的不同，找相關人員座談，與問題無關的調查對象不需在場，如尋烏調查瞭解商業問題，教師、農民等不需要在場。
至於調查對象的人數，毛澤東認為，每類有兩三個人即可瞭解一般的情形了。
此外，還需要依據調查目的，選擇合適的調查地域，使調查效果最佳。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開展的大部分調查都是以地區命名，如尋烏調查、興國調查、東塘調查、長岡鄉調查等，調查發生的地點顯而易見，而這些地點的選擇也是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後確定。
3.精心設計調查提綱。
制定調查提綱是調查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環。每次農村調查，毛澤東都親自制定調查提綱，列明調查需瞭解的某些方面情況，提問哪些方面問題。毛澤東認為調查提綱制定得越細越好，目的是把問題了解透徹。毛澤東在制定調查提綱過程中，善於按級別來制定，如主綱目下再分次級綱目，次級綱目下再細分三級綱目，三級綱目下再細分四級、五級綱目，直至把問題調查透徹。
尋烏調查中，主題目有“尋烏的政治區劃”“尋烏的交通”“尋烏的商業”“尋烏的舊有土地關係”“尋烏的土地鬥爭”等5個方面；在“尋烏的商業”中，有“尋烏的出口貨”“尋烏的重要市場”“尋烏城”等為二級細目；在“尋烏城”下，又有“鹽”“雜貨”“油”“裁縫”等是三級細目；“雜貨”又分“布匹”“洋貨”“糕餅”等為四級細目；作為最大宗商品的“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綢緞”“呢絨”等五級細目；在五級細目下再研究每類商品的市場銷售情況等。通過一級一級的細分，就把雜貨店的生意調查清楚了，也清楚了百姓的消費需求和生活水平。
在興國調查中，主題目有“本區舊有土地關係”“鬥爭中的各階級”“現在土地分配狀況”等7個方面；在“現在土地分配狀況”中，“分田地”“分山林”“分池塘”“分房屋”“公田”“分田數量”為二級細目；在“分田地”中，“分田單位”和“分田方法”為三級細目；在“分田單位”中，又按照不同鄉的情況，具體調查以“鄉”或“村”為分田單位的執行情況和分田結果，這樣，就把興國永豐區各個鄉的分田信息收集充分了。
在長岡鄉調查中，主題目為“政治區劃”“代表會議”“群眾生活”“文化運動”等多個方面；“文化運動”下細分為“小學”“夜學”“識字班”“俱樂部”；“小學”下細分為“學校數量”“學生人數”“學生年齡”“教員待遇”等。
才溪鄉調查中，“行政區劃”“代表會議”“擴大紅軍”“群眾生活”等為主題目；其中“群眾生活”下又分“勞動力問題”“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日常生活”“物價”“經濟公債”等二級細目；在“日常生活”下又分“米”“肉”“衣”“鹽”“油”等三級細目；在“米”下又詳細分析了暴動前、暴動後的百姓家裡吃糧、餘糧或缺糧數量對比情況。
4.採用多種形式相結合開展調查。
毛澤東開展調查研究以座談會形式為主，輔之以實地訪談和發放調查表。他指出：“開座談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益處，這是比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
毛澤東認為實地訪談是“走馬觀花”，不細緻，可作為初步瞭解信息或者補充信息的手段。他主要是以開座談會的形式開展調查，毛澤東評價座談會是“下馬看花”“解剖麻雀”，主要的、細緻深入的信息都由此而來。在尋烏調查中，除了小型座談會，還特別召開了大型座談會，以期獲得更完整的信息。在興國調查中，只採用了召開座談會的形式，且每天開兩三次，把各階級的情況瞭解得很透徹。
為配合毛澤東的調查，更充分地收集資料，為毛澤東分析、決策提供參考，紅軍中還制定了大量各式調查表。如尋烏調查中，做調查的表有青年團員、少先隊員調查統計表，土豪劣紳調查統計表，蘇維埃調查表等。
（二）調查統計方法
1.典型調查法。
毛澤東大量採用典型調查法開展調查。無論是尋烏調查、興國調查，亦或是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毛澤東針對不同調查題目分別找各領域的典型對象進行調查和訪談。如在尋烏調查商業發展情況時，找商會的會長、商鋪店主和手工業者進行調查；在興國調查中，為調查農村各階級的生活狀況和對土地革命的態度，調查對象所來自的地區涵蓋了永豐區的4個鄉，這些人有僱農、教師、紅軍中政治委員、賬房先生、屠夫，有的曾經為蘇維埃政府工作；在長岡鄉和才溪鄉調查中，為了解鄉蘇政權建設情況，對基層工作的中級或下級鄉蘇政府幹部開展訪談。
2.重點調查法。
土地革命初期的尋烏調查和興國調查中，毛澤東重點調查了大地主在革命前後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並調查了地主和富農對革命的態度，紅軍有關部門為配合毛澤東的調查專門制定了土劣調查表。又如，在尋烏的商業調查中，毛澤東在各行業中，特別選擇了幾家最大的店鋪進行重點調查，如藥鋪，他選擇了規模最大的“百和堂”進行重點調查。
3.隨機調查法。
毛澤東走上街頭巷尾，對過路的群眾隨機訪問，或者到田間地頭，對遇到的農戶隨機進行談心、調查。毛澤東在尋烏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中都採取了這樣的辦法，在尋烏調查中走上街頭瞭解尋烏商業發展情況，百姓對物價的承受能力、瞭解尋烏的圩場交易情況等，而長岡和才溪兩鄉走到群眾中間，更多地是從群眾的視角，瞭解蘇維埃政府工作的成效以及對工作人員的評價。
隨機調查的方法可以幫助毛澤東佐證座談會中得到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廣泛地深入群眾，補充未得到的信息。
（三）分析方法
1.對比分析的方法。
數量對比、歷史對比的思想貫穿於毛澤東調查的始終。在眾多調查報告中，毛澤東使用大量對比分析的方法，得出許多科學嚴謹有意義的結論。
（1）土地革命必然成功。
在土地革命初期的尋烏和興國調查中，通過人口結構和土地所有結構的對比，看出舊中國農村土地關係嚴重失衡。占人口總數大約7%左右的地主和富農，卻佔有農村80%的土地，土地革命必然得到占人口90%以上的廣大農民的擁護，革命必然成功。
在興國調查中，通過對土地革命前後中農佔有土地數量的對比，即中農占人口總數的20%，但舊有土地關係中，中農佔有土地為15%，土地革命政策為按人口劃分土地，因此土地革命發生後，中農整體擁有土地佔比達到20%，毛澤東據此斷定，中農是擁護土地革命的。毛澤東對各階級對待革命態度的判斷也是對統計數據的分析。
（2）對尋烏城商業發展情況的判斷。
如在尋烏縣城商業的調查中，毛澤東通過了解店鋪生意和圩場生意分別佔70%和30%，認為尋烏城的商品經濟已經遠超過了自然經濟；同時，對尋烏縣城的人口統計發現，手工業者與商人的數量之和同遊民與娼妓的數量之和相當，由此認為尋烏縣城的失業非常嚴重，商業繁榮程度不高。
（3）長岡鄉宣傳、動員群眾的做法，使得鄉蘇工作成效顯著。
以銷售公債為例，長岡鄉一方面抓緊經濟生產，解決群眾生活問題，另一方面積極宣傳鼓動，耐心說服群眾，結果用了15天的時間，人均認購3.7元公債，而有的鄉耗時3個月其銷售公債數量未及長岡鄉1/5，“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4）勞動力少了，農業產出反而增加，勞動合作社起到“偉大的作用”。
在長岡鄉、才溪鄉、石水鄉，大量的勞動力應召入伍離開農業生產一線，但這些地區的農業產量不減反增，這種強烈的對比，讓毛澤東感到勞動合作社是蘇區很好的創造，組織了全鄉群眾的經濟生活，提高了生產效率，也使得前線的戰士無家庭後顧之憂。
此外，毛澤東還通過對比的方法，分析了紅軍到達根據地前後的物價水平、群眾生活質量、土地革命中婦女和兒童的生活境況及社會地位的變化情況等，以此來判斷黨的工作效果。
2.堅持採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分析方法。
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遵循從實踐到認識的重複循環和不斷深化，實現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跨越。從實踐到認識再到實踐的過程，就是毛澤東開展調查研究，樹立實事求是思想，再按照實際情況制定政策解決現實問題的認識論的過程。
毛澤東是在革命鬥爭的客觀形勢發展中提出調查研究的目的，他的調查研究不是片面的、隨意的、主觀的，而是廣泛的、深入的、科學的，獲取的資料是詳實、全面而又準確的。如在尋烏調查中，調查清楚了地主和富農的問題後，提出瞭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但要抽多補少，還要抽肥補瘦；在興國調查中，弄清楚了貧農與僱農的問題，才知道貧農團在土地分配過程中的重要性。又如在長岡鄉和才溪鄉調查後，毛澤東更加意識到群眾工作對黨的工作的重要性，於是向全蘇區提出“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蘇維埃政府應注意的問題。而得到了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黨組織就鑄成了銅牆鐵壁，事業必然成功”。
三、中央蘇區時期的調查研究對毛澤東思想形成的影響
毛澤東認為，做調查研究是瞭解情況、認識世界的過程，制定政策是解決問題、改造世界的過程。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橋樑和實現途徑，毛澤東在中央蘇區豐富的調查實踐，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產生了較大影響。
（一）調查研究與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是共產黨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基石，是毛澤東在調查研究和工作中一貫踐行的行為準則。調查研究本身就是實事求是的做法。
毛澤東經過多次調查研究，深刻洞悉中國的具體國情，在《反對本本主義》中鮮明地提出“將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著名論斷，並且提出，獲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必須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他不僅堅持“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更是堅持“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
在尋烏調查中，毛澤東意識到沒有調查土地鬥爭中的各個階級，後來在興國調查中，重點調查了農村的8個階級，據此才能更加明確階級鬥爭的策略。也正是毛澤東力主調查研究之風，帶領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革命走出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的誤區。通過調查研究，毛澤東在全黨樹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二）調查研究與群眾路線
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革命建設過程中，始終秉承著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一歷史唯物基本原理，並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形成了黨的群眾路線。無論是土地革命初期的尋烏、興國，還是面對第五次軍事“圍剿”中的長岡、才溪，毛澤東在調查中發現，發展革命根據地、進行中央蘇區的政權建設以及革命鬥爭，一切都是為了群眾，一切又都要緊緊依靠群眾，充分發動群眾積極參與，才能成就革命。
群眾路線思想還體現在毛澤東在調查時對待被訪問群眾的態度上，毛澤東自己甘當小學生，把群眾當成最敬愛的先生，他在《的序言和跋》中談到，“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瞭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在長期的革命和社會建設中，群眾路線發展成為我黨治國理政的制勝法寶。
（三）調查研究與獨立自主
獨立自主是興黨興國之本。早在土地革命初期，在尋烏調查後，毛澤東就提出了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這是毛澤東關於獨立自主思想的重要論述。面對國民黨對根據地長期的嚴密的經濟和軍事封鎖，長岡鄉和才溪鄉的群眾組織勞動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等等，自發組織生產，不但解決了糧食問題，還解決了衣服、蔗糖、紙張等原料問題，在勞動力大量外出參軍的情況下，農業生產成績不降反升，這些做法對毛澤東觸動較大。通過大量卓有成效的調研，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中堅持從黨情民情的實際出發，制定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髮展生產的方針，在根據地大力發展生產，進行經濟建設，實現自給自足。
同時，調查研究和獨立自主又相輔相成。調查研究中形成了獨立自主的思想，中國共產黨要實現獨立自主，調查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環。毛澤東認為要了解中國發展的規律，有效且唯一的途徑就是通過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才能全面而系統地掌握中國革命特點，才能把握中國社會發展規律，才能堅持獨立自主，進而取得革命的勝利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開展的調查對於當今的統計事業來說是一塊文化瑰寶，更是一種精神力量，值得深入挖掘其精神內涵。在後續的研究中，課題組將繼續對毛澤東調查所蘊含的精神進行探索。
（作者：“中國統計史研究”課題組。課題組組長：閭海琪；副組長：許亦頻；課題組成員：石慶焱、於洋、曹麥；執筆人：曹麥、石慶焱；來源：《調研世界》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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