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主席在中央苏区开展的调查研究是中央苏区统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指导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本文概述了毛主席在中央苏区时期开展调查的基本情况，总结其开展调查分析的方法，探究这些调查研究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
一、毛主席在中央苏区时期的调查概述
毛泽东是我党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和践行者，他一直坚持认为，调查研究是了解社会、制定政策、指导中国革命的前提和基础。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开展的调查研究是中央苏区统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指导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央苏区过程中，毛泽东进行了多次社会调查。留下的系统资料有10份，分别是：《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分青和出租问题》《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田后的富农问题》《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的影响最为显著。“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发生在土地革命初期，旨在了解根据地土地革命斗争情况；“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发生在土地革命深入开展时期，旨在了解苏维埃政权建设情况。
（一）寻乌调查
1.调查背景。
1930年4月，毛泽东所在的红四军打下信丰城后，像对待农村的地主一样，把城里资本家的商号全部没收，老百姓无处买东西，引起不满。这让毛泽东开始反思城市策略的正确性，他在《寻乌调查》中说：“这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个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毛泽东发现自己尚未对城市做过调查，对争取城市的策略问题还没有真切的了解。
这一时期，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刚刚开展，在实际的土地分配中，出现了“左”的思想，即贫下中农分好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个别地方存在烧杀现象，使党在根据地的工作开展受阻。在同年5月，红四军从会昌到达寻乌。毛泽东发现寻乌县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寻乌位于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地，是商品流通的集散地，也是通往白区的商品集散地。了解寻乌一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也可以有个大概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找到了做调查的好帮手——时任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因此，趁着红军做群众工作、敌人尚未进攻的间隙，毛泽东做了寻乌调查。寻乌调查是毛泽东为了解城市商业情况和土地革命进展情况所做的调查，也是毛泽东首次对城市进行调查。
2.调查过程。
寻乌调查历时30余天。主要以召开座谈会开展访谈为主，在座谈会之前及之后毛泽东还实地走访商铺、农村，同店主、手工业者、农民等各阶级交谈，更广泛地收集资料。
会前准备阶段，毛泽东亲自设计访谈提纲，列明具体访谈内容和问题，并同古柏一起商定访谈对象，选定郭友梅、范大明、赵镜清、刘亮凡、李大顺、刘茂哉、刘星五、钟步嬴、陈倬云、郭清如等10人参加访谈，他们对寻乌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这些人有的是商业店主，有的是教书先生，有的是苏维埃工作人员，有的是手工业者。古柏既是毛泽东助手，负责联络到会人员兼翻译，又是被访谈对象，他是土生土长的寻乌人，经历丰富，是破产的小地主，曾做过小学教师，现在是政府工作人员。
座谈会上，毛泽东亲自提出问题，并详细记录。有的人多次参加座谈，如郭友梅、范大明等，有的人到会一两次，如刘星五、钟步嬴等，针对不同题目，邀请不同的人到场座谈。毛泽东把这些人当做最敬爱的先生，向他们请教寻乌的商业和土地革命情况。通过座谈，毛泽东掌握了丰富的资料。
座谈会用时十余天，后来的二十几天里，毛泽东则主要开展实地访谈，为了解商业情况，曾多次到郭友梅和范大明的店铺交谈。他也曾数次走到街头巷尾、田间和农户家里，尽可能地接触最广泛的群众搜集资料。毛泽东在总结、整理资料过程中发现仍有不完善、不具体的地方，于是在最后阶段又召开了约50人参加的更大规模的座谈会，使调查资料更完整、详实。
1931年2月，毛泽东在古柏的协助下，将访谈资料整理成8万余字的《寻乌调查》。
3.主要调查内容。
寻乌调查的重点是了解商业情况，但是毛泽东对寻乌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详细了解，重点记述了寻乌的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进展情况及问题。调查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人口结构和旧有土地关系。
从寻乌调查中毛泽东了解了旧中国农村人口阶级构成，地主和富农占总人口7.5%，中农和贫农分别占18%和70%。
从土地所有关系来看，地主占总人口的3.5%左右，拥有30%的土地；公田占比高达40%；占比近90%的农民（中农和贫农）拥有的土地不足20%。
（2）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有地租剥削、高利剥削、捐税剥削。
其一，地租剥削。地租即为农民向地主租种土地所需支付的租金。其金额大约为一年收成的一半，由于土地产量低，支付地租后，约有40%的贫农到收获粮食的时候就是没有饭吃的时候。
其二，高利剥削。包括钱利、谷利、油利等，其中以油利剥削程度最甚，被称为“对加油”，即借一斤还两斤。因此，当穷人们向地主和富农借钱或粮食时，他们更愿意出借油，因为利息更高。由于受到地租和高利剥削，农民们不但劳碌一年仍然填不饱肚子，甚至还要卖妻鬻子来吃饭、还债。因此，毛泽东称旧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
其三，税捐剥削。有钱粮、烟酒印花税、屠宰税、护商捐、牛捐、赌博捐、派款借款等。这些捐税不但增加百姓消费支出，还妨碍市场公平竞争，如屠宰税、牛捐等存在垄断，给百姓的生活和经营造成沉重的负担。
（3）寻乌的商业发展情况。
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的最初目的就是了解商业情况，在《寻乌调查》中，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描述寻乌商业的发展情况。
其一，寻乌是周边县镇的货物集散地，但交通不便。每年有大宗商品从门岭、安远经寻乌卖到梅县，从门岭运来的商品有米、大豆、茶油，每年市值有几十万元，从安远运来的要数鸡、牛、猪三类家畜最多，每年市值高达144万元，其中鸡一项就有108万元，原因在于鸡从安远到梅县发卖的差价较大，利润较高，因此交易量较大；同时又从梅县购进洋货、海味、盐、布匹等商品经寻乌发往门岭、安远、信丰等地区。从毛泽东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寻乌的贸易往来频繁，但这些地区的交通非常落后，除水路用船运外，其他的货物走陆路都是原始的人扛马拉。
其二，寻乌县城的商品经济远超过自然经济。毛泽东通过市场上的各种货物去解剖寻乌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分别调查了盐、杂货、油、豆、屠坊、酒、水货、豆腐、黄烟等商品的种类、品质、销量，其中杂货多达131种，调查种类之多，调查类别之细，工作量之大，调查态度之严谨，令人敬佩。同时，毛泽东还调查了木材、理发、裁缝、打铁、打手饰、修钟表等各行业手工匠人的生意规模、店铺经营情况。毛泽东了解到，寻乌城是个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并行的城市，店铺生意占70%，圩场生意占30%。若店铺代表商品经济，圩场代表自然经济，毛泽东认为寻乌的“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很远了”。
其三，寻乌县城失业严重，商业繁茂程度今不胜昔。在商业调查的过程中，毛泽东对寻乌县城人口构成进行了统计。调查发现，县城中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占比与游民和娼妓的比重相当，由此可见，寻乌城的失业情况严重。同时，毛泽东从历史维度考察了寻乌县城商业的发展历程，民国以来，新政代替了封建制度，致使绸缎需求骤减，洋货生意冲击了土制货色。因此，寻乌是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商业发展大不如从前。
（4）文化统计。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期间特别对全县的文化程度进行了摸底。全县人口约10万人，识字人口占比为40%。其中，识200字的占20%，能写信的占3.5%，小学生占13%，出洋学生6人，秀才400人，举人1人；从性别看，女子识字程度较低，人数不足300人，男子的识字程度比女子好一些；从地域看，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文化统计结果为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列宁小学、夜校提供了重要信息。
寻乌调查虽然用时相对较长，但仍然有许多未尽的工作，如对于农村中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未做调查，对教育和妇女儿童的情况了解得也不够详细。
4.调查发挥的作用。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针对城市商业和土地革命初期的进展情况进行的一次详细调查。这次调查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商业政策和土地政策寻找到依据。鉴于调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纠正党内出现教条主义思想，写作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
（1）在土地政策中提出抽多补少与抽肥补瘦并举的办法。
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弄清楚了地主与富农的区别，提出了土地分配的原则不但要抽多补少，还要抽肥补瘦，使各阶级都能分到土地，利于土地革命的发展，该项原则在1930年6月的汀州会议上确定下来，并开始实施。
（2）对商业和手工业提出保护政策。
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了解到了城市商人与农村地主的差别，认为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是党的同盟者，于是提出了保护商业、保护公买公卖的政策，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项政策也使得根据地的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解决了军民的生活补给问题。
（3）纠正了党内教条主义思想，树立了调查研究风尚。
当时红军中存在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潮，且影响较深。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深刻意识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为纠正党内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想，在寻乌调查后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书中阐述了调查的必要性、调查的意义，并强调调查需要注意的事项，在党和军队中树立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风尚。
（二）兴国调查
兴国县位于今江西省赣州市，兴国调查的会议地址位于江西省新余市的罗坊镇，由于调查内容是兴国永丰乡的土地斗争情况，调查对象也是当时来自永丰乡的新入伍红军，因此称为兴国调查。
1.调查背景。
寻乌调查后，毛泽东深刻体会到详细科学的实际调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为了解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为弥补寻乌调查未尽的工作，毛泽东趁着敌人尚未进攻的间隙做了兴国调查。
毛泽东之前对兴国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1929年4月，毛泽东曾亲自帮助兴国县土地革命委员会制定颁布了《兴国土地法》，还亲自主持举办过兴国县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兴国县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的交界，毛泽东认为，该地区是赣南土地斗争情况的一个缩影，明白了这一区的情况，赣县、万安二县情况相似，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可基本掌握。
恰好一年半后的1930年10月，兴国送了许多农民到毛泽东所在的部队当红军，毛泽东随即让古柏找来永丰藉的战士做了兴国永丰区的调查。
2.调查经过。
兴国调查用时一个星期，同样以开调查会的形式进行，毛泽东阐述调查会的目的，与古柏共同商定参加调查会的被访问人员名单，最终选择8个家庭的代表参加座谈会。这些代表有的做过党的工作，有的是雇农，有的做过教师，还有的从学徒做到先生。在诸多调查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的调查，他说“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调查。
调查会刚开始进行得并不顺利，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写到，“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但是毛泽东丰富的调查经历和娴熟的调查技巧，使得调查会进行下去，并且取得成功。毛泽东认为，要使被调查者讲真话最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毛泽东像对待“敬爱的先生”一样尊敬对方，又像朋友一样，坦诚地跟受访者说明自己的意图，需要得到对方的帮助，逐渐打消了受访者的疑虑，调查会逐步转入正轨。在后几天访谈中，气氛活泼有趣，毛泽东按照提纲内容提问，受访者逐一回答，有时对问题加以讨论，所得结论在得到8位同志同意后再写下来，有些问题没有结论，只是记录8位同志的原话。座谈会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还开到深夜。
调查会进行了一个星期，由于敌人进攻罗坊，调查被迫终止。通过对8个家庭的访谈，毛泽东收集了大量关于土地革命中百姓生活、生产、土地斗争的一手资料，后于1931年1月在宁都整理成《八个家庭的典型调查》，又称《兴国调查》。
3.主要调查内容。
兴国调查旨在了解土地革命初期，赣南地区土地斗争开展情况。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1）对旧有土地关系和剥削情况作了调查。
一是对永丰区的人口成分做了统计。二是调查了不同阶级对田地的拥有情况，将地主、公堂、富农、中农、贫农等各阶级土地拥有情况分别作了统计，弥补了寻乌调查的缺憾。通过不同阶级的人口占比与土地拥有情况对比分析发现，占总人口6%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区80%的土地，而占人口60%的贫农仅占有5%的土地，土地分配极不公平。三是对永丰区的剥削情况作了深入了解，剥削种类基本与寻乌相同，只有高利剥削中，除钱利、谷利、油利外，还有牛利和当利。
（2）深入分析了土地革命中的各阶级。
毛泽东分别调查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商人、游民等8类人，了解各阶级及其中每个具体个体对土地革命的态度，据此制定在土地斗争中的阶级政策。
比如，调查发现，人口占比20%的中农在土地革命前后拥有的土地占比从15%上升为20%，并且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根据地实行婚姻自由政策，娶妻更容易。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农支持土地革命。
又如在分析富农时说：“本区4个乡，第一乡共12家富农7家反革命，第二乡9家富农7家反革命，第三乡9家富农6家反革命，第四乡两家富农均反革命。”通过这种详细具体针对每个个体的剖析，党在革命根据地就能最大程度地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发展革命，进行根据地建设。
此外，调查中，毛泽东还了解到雇农是农村中最苦的一个阶级，除吃饭睡觉外，其余时间都在工作。从娶妻方面看，雇农99%没有妻子，贫农30%没有妻子，中农10%没有妻子，游民90%没有妻子，手工工人30%没有妻子，且手工工人有80%欠债度日。因此，毛泽东认为工人和农民必然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3）调查了土地革命后的土地分配状况。
毛泽东还调查了土地、山林、池塘、房屋等分配情况，重点了解了各类资产的分配办法和执行情况。永丰乡的土地分配均以村为单位，将全村土地按人口进行均分；山林则复杂得多，经当地干部实地考察，采用按山上的树木数量进行均分的办法取代了按面积分配。池塘和房屋的分配相对容易，且相对而言，土地和山林与百姓是否填饱肚子关系更密切，也是百姓关注的重点。
（4）其他方面。
毛泽东还调查了各乡征收土地税、地方苏维埃建设以及农村赤卫队的组建情况。虽然兴国调查弥补了寻乌调查的不足，但是也还存在一些缺憾，比如没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没有调查交易状况和物价，没有调查土地分配后的农业生产状况、文化状况等。毛泽东对这次调查的评价是“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
毛泽东通过“兴国调查”，解剖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土地斗争中的思想动向和现实表现，进一步明确了在这场斗争中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打倒谁的问题，为各级苏维埃制定和执行阶级政策找到了依据。兴国调查后，毛泽东也更加坚定地认识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关键作用，充分印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主张和科学论断。
（三）长冈乡调查
长冈乡位于江西省兴国县，调查发生在1933年11月中旬，此时，土地革命在根据地深入推进，中央苏区也进入鼎盛发展时期。这次调查是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一次全面检视，更为整个苏区更好地发展以支援革命提供了模板。通过调查，毛泽东总结了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方面的经验。
1.调查背景。
军事背景：面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军队急需扩充兵员、补给物资，但扩红和发行公债的号召在中央苏区反响甚微，直接影响革命。
经济背景：苏区的一些干部把经济建设与反“围剿”对立起来，有的认为战争环境里不能搞经济建设，甚至主张取消经济建设，有的认为苏区要专心搞经济建设，不理战争。这些极端的做法让毛泽东感到担忧。
基于长冈乡的“成绩”。长冈乡在扩红和发行公债方面走在中央苏区的前列，堪称模范。同时，毛泽东负责筹备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调查长冈乡好的做法以便在大会上做宣传，号召全苏区学习。
2.调查经过。
1933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临时中央政府调查团从瑞金来到长冈乡进行调查。调查团到达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马不停蹄地组织乡苏政府和村级干部召开了小型调查会。8位当地的基层干部参与座谈，会场气氛热烈，毛泽东对长冈乡政权建设、扩大红军、行政区划、经济建设、文教卫生和群众生活等20项工作做了详细调查。
在后续的几天里，毛泽东和调查组一行，白天深入农户和田间地头，与群众同吃同劳动，了解百姓生活情况及对苏维埃工作的看法，晚上跟干部一起开调查会、研究问题。通过与群众干部面对面的大量交流，毛泽东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后整理成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在“二苏大”上作为会议材料发放给参会代表。
3.主要调查内容。
长冈乡调查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军队建设等方方面面。着重调查了乡苏的工作制度、群众生活，包括民生、物价等生活质量方面的调查，特别了解了文化教育及妇女儿童等情况。
（1）政治建设。
在政治建设方面，长冈乡代表会议有许多好的创造，如常委会、值日代表、代表领导居民、检查制度等，代表会议讨论的问题也很实际，如开展宣传工作发行经济公债、修筑河堤道路等，这些都是其他地方可学习的。
（2）扩红和军事建设。
长冈乡政府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并切实做好红军家属的优待工作，及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因此，长冈乡涌现了许多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去战场的感人事迹。据统计，长冈乡青壮年男子大都参加了赤卫队或者少先队，一方面保卫地方，一方面准备上前线。其中80%的男子都参军去了前线。
在军事建设方面，长冈乡建立了较完善组织制度，并制定了详细的训练和勤务制度，严格执行，保证了长冈乡地方武装的战斗力。
（3）文化教育统计。
随着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各地建起了列宁小学、夜校等教育机构，旨在扫除文盲，提升百姓受教育水平。
在长冈乡，小学在校学生人数达到187人，占全乡学龄儿童比重为65%，年龄为7~13岁。夜学的学生人数约300人，其中女生占70%，年龄为16~45岁。
（4）民生统计。
生产恢复百姓生活才能更好，毛泽东特别关注百姓生活质量问题。如群众家中由于有了油茶树，油有富余，鸡鸭过去多数出卖现在多数自己吃等。又如在吃肉方面，贫农增加1倍，工人增加2倍；在制新衣方面，过去贫农制衣费1元，现在制衣费2元，增加1倍，但中农改变不大。
此外，在调查中毛泽东明显感受到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无论是经济生产、教育战线，还是军事动员、苏维埃组织中，女性都做出了伟大成绩。
4.调查发挥的作用。
（1）促进了群众路线思想的形成。
长冈乡政府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做法令毛泽东印象深刻。长冈乡调查也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总结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工作经验。毛泽东在“二苏大”会议上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2）为反“围剿”战争策略的转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次调查也让毛泽东认清了苏区乡村人口和经济的真实状况，群众对战争的承受能力已经接近极限。调查后不久，他就提议中央红军的主力兵团应该打到富庶的江浙一带去。
（四）才溪乡调查
才溪乡位于福建省上杭县，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找到的另一个模范乡。
1、调查原因及经过。
才溪乡调查的背景与长冈乡调查一样，都是在面临第五次反“围剿”，迫切需要中央苏区给予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但苏区表现乏力之际，《红色中华》多次刊登才溪乡政府的扩红成绩，1933年11月下旬，继长冈乡调查后，毛泽东率领调查团又来到才溪乡进行调查。此次调查一方面检视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情况，另一方面总结才溪乡的经验在全苏区推广。
才溪乡调查最主要的方法还是开调查会。毛泽东分别在才溪区苏维埃政府、区工会等地召开区乡工作人员、工人代表、贫农代表、耕田队长、妇女代表等参加的调查会，倾听干部群众关于才溪人民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政权建设、生产支前、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物价对比等情况汇报，并和与会者展开了热烈讨论。
毛泽东在进行才溪乡调查时，十分重视苏区群众的民生问题，广泛了解民情。经过10多天的调查，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
2.主要调查内容。
（1）民主建设情况。
这是毛泽东到才溪乡调查的重点之一，毛泽东特别调查了民主建设中选举政策的执行情况。
其一，由于才溪是泥木工人之乡，因此选举中增加工人代表的比例。
其二，女性代表的数量也显著增加。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多次指示增加女代表名额，以体现男女平等的民主权利（新的选举法有明确规定）；二是才溪乡大量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和外出工作，留守妇女大幅增长。
其三，在民主选举程序上，乡政府拟出候选人名单张贴到各村，群众在各人名字下标注意见，如“好”“不好”“同意”“消极”“官僚”等，通过这种方式广泛征集群众意见。
其四，选举前，在村民中广泛开会宣传，让大家了解选举的意义，因此到选举大会的时候，百姓都积极参会，有80%的选民到会。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制度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一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好制度。尤其女性代表名额的增加，体现了苏维埃民主政权之下妇女解放与参政热情的提升，打破了数千年中国农村妇女遭受歧视和奴役的历史，开启了苏维埃政权对妇女解放的民主进程。
（2）扩红情况。
《红色中华》多次报道了才溪乡扩红的成绩。据毛泽东统计，上才溪全部青壮年男子中88%的外出当红军或参加工作，下才溪全部青壮年男子中70%的外出当红军或参加工作。
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分析了才溪乡扩红取得突出成绩的原因：一是政治上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二是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三是健全的编制和训练地方武装。而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并且愿意留在红军部队的根本原因。
（3）农业生产情况。
土地革命初期，由于地权尚未确定，“生产低落约20%”，而在1931年创建劳动合作社以后，生产迅速恢复和攀升，“1932年恢复了10%，今年（1933年）比去年增加二成”，番薯、豆子等杂粮甚至比上一年增产50%，比暴动以前多10%，这都是劳动合作社的功劳，体现了劳动合作社的优越性。
（4）文化教育方面。
才溪乡的教育也是搞得丰富多彩。全乡6~15岁的儿童323人，大部分已入学读书；成年人参加夜学、识字班、读报团、俱乐部等也有四五百人，特别是到夜学读书的120多人全部为女子。女子入学比例如此之高，在旧中国非常不易，而在崭新的苏维埃政权治理下的农村却做到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3.调查发挥的作用。
（1）对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一次检阅。
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开展仅有的针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调查，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人对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的一次检阅，深入了解基层政权治理下，人民大众、特别是社会最基层的乡村干部和群众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面貌等各个层面的状况，总结经验，为苏维埃革命树立一个学习的样本，指明革命发展的方向，把革命推向前进。
（2）明确了扩红的关键在于做好发展生产和政治动员。
才溪乡开创性地建立各种社会组织，如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等，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积极性，这一方面解决了经济建设问题，另一方面又间接地推动了扩红工作，再配合政治动员，使得才溪乡成为苏区“一等”工作的模范乡。
（3）在调查中充分意识到共产党政权制度的优越性。
毛泽东从土地斗争初期到苏维埃政权建设鼎盛时期都做了大量调查，充分了解了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农阶级在共产党到来前后生活状态的变化，他更加意识到只有为人民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政权才能长久，也只有在共产党建立的政权下人民才能翻身做主人，不用再忍受剥削和压迫。尤其是女性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力量得到释放，女性在发展党的事业和革命斗争中获得了独立和解放。
与长冈乡一样，才溪乡苏维埃政府的建设经验在“二苏大”会议上作为模范向全苏区宣传，成为全苏区的榜样。
二、毛泽东调查分析的方法
毛泽东所开展的社会调查，是中央苏区时期统计调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遵循统计调查规律，制定完善的调查方案，使用科学的统计调查方法，获得完整、准确的统计数据，使调查结果服务于科学决策。
（一）调查方案设计
1.确定具体、明确的调查目的。
调查目的即明确调查为了什么，是为了解某些情况亦或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调查研究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开展寻乌调查，毛泽东一方面是为了解城市商业发展情况，商业经营者和手工业者的生活状况及对革命的态度，进而制定对城市工商业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农村旧有土地关系以及土地政策执行情况。东塘、大桥等地的调查也是为了解土地革命中，土地政策的执行情况，而兴国永丰区的调查除了解土地革命进展情况外，更主要的是为分析农村各个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因此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专门调查了包括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商人和游民等8个阶级的态度和表现。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是为了解两乡政权建设的“好的创造”，因此在调查中侧重于对苏维埃政府工作方方面面的了解，更关注群众对苏维埃政府所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评价的调查。
2.精心选择调查对象。
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年轻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寻乌调查中，被调查者年龄，年轻的有23岁、27岁，中年的有39岁、46岁，老年的有59岁、62岁；兴国调查中，被调查者年龄涵盖20~50岁各个阶段。
以职业来说，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都需要，有时士兵、流氓也要。寻乌调查中，调查对象有破产的地主、教师、手工工人、杂货店主、县苏工作人员等。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是为了解基层苏维埃政府工作开展情况，因此调查对象都是基层的乡苏政府工作同志和耕田队长等群众代表。
毛泽东强调，调查会中，根据提问的问题不同，即每场座谈会的调查目的不同，找相关人员座谈，与问题无关的调查对象不需在场，如寻乌调查了解商业问题，教师、农民等不需要在场。
至于调查对象的人数，毛泽东认为，每类有两三个人即可了解一般的情形了。
此外，还需要依据调查目的，选择合适的调查地域，使调查效果最佳。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开展的大部分调查都是以地区命名，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调查、长冈乡调查等，调查发生的地点显而易见，而这些地点的选择也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确定。
3.精心设计调查提纲。
制定调查提纲是调查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环。每次农村调查，毛泽东都亲自制定调查提纲，列明调查需了解的某些方面情况，提问哪些方面问题。毛泽东认为调查提纲制定得越细越好，目的是把问题了解透彻。毛泽东在制定调查提纲过程中，善于按级别来制定，如主纲目下再分次级纲目，次级纲目下再细分三级纲目，三级纲目下再细分四级、五级纲目，直至把问题调查透彻。
寻乌调查中，主题目有“寻乌的政治区划”“寻乌的交通”“寻乌的商业”“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寻乌的土地斗争”等5个方面；在“寻乌的商业”中，有“寻乌的出口货”“寻乌的重要市场”“寻乌城”等为二级细目；在“寻乌城”下，又有“盐”“杂货”“油”“裁缝”等是三级细目；“杂货”又分“布匹”“洋货”“糕饼”等为四级细目；作为最大宗商品的“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呢绒”等五级细目；在五级细目下再研究每类商品的市场销售情况等。通过一级一级的细分，就把杂货店的生意调查清楚了，也清楚了百姓的消费需求和生活水平。
在兴国调查中，主题目有“本区旧有土地关系”“斗争中的各阶级”“现在土地分配状况”等7个方面；在“现在土地分配状况”中，“分田地”“分山林”“分池塘”“分房屋”“公田”“分田数量”为二级细目；在“分田地”中，“分田单位”和“分田方法”为三级细目；在“分田单位”中，又按照不同乡的情况，具体调查以“乡”或“村”为分田单位的执行情况和分田结果，这样，就把兴国永丰区各个乡的分田信息收集充分了。
在长冈乡调查中，主题目为“政治区划”“代表会议”“群众生活”“文化运动”等多个方面；“文化运动”下细分为“小学”“夜学”“识字班”“俱乐部”；“小学”下细分为“学校数量”“学生人数”“学生年龄”“教员待遇”等。
才溪乡调查中，“行政区划”“代表会议”“扩大红军”“群众生活”等为主题目；其中“群众生活”下又分“劳动力问题”“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日常生活”“物价”“经济公债”等二级细目；在“日常生活”下又分“米”“肉”“衣”“盐”“油”等三级细目；在“米”下又详细分析了暴动前、暴动后的百姓家里吃粮、余粮或缺粮数量对比情况。
4.采用多种形式相结合开展调查。
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以座谈会形式为主，辅之以实地访谈和发放调查表。他指出：“开座谈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
毛泽东认为实地访谈是“走马观花”，不细致，可作为初步了解信息或者补充信息的手段。他主要是以开座谈会的形式开展调查，毛泽东评价座谈会是“下马看花”“解剖麻雀”，主要的、细致深入的信息都由此而来。在寻乌调查中，除了小型座谈会，还特别召开了大型座谈会，以期获得更完整的信息。在兴国调查中，只采用了召开座谈会的形式，且每天开两三次，把各阶级的情况了解得很透彻。
为配合毛泽东的调查，更充分地收集资料，为毛泽东分析、决策提供参考，红军中还制定了大量各式调查表。如寻乌调查中，做调查的表有青年团员、少先队员调查统计表，土豪劣绅调查统计表，苏维埃调查表等。
（二）调查统计方法
1.典型调查法。
毛泽东大量采用典型调查法开展调查。无论是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亦或是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毛泽东针对不同调查题目分别找各领域的典型对象进行调查和访谈。如在寻乌调查商业发展情况时，找商会的会长、商铺店主和手工业者进行调查；在兴国调查中，为调查农村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对土地革命的态度，调查对象所来自的地区涵盖了永丰区的4个乡，这些人有雇农、教师、红军中政治委员、账房先生、屠夫，有的曾经为苏维埃政府工作；在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中，为了解乡苏政权建设情况，对基层工作的中级或下级乡苏政府干部开展访谈。
2.重点调查法。
土地革命初期的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中，毛泽东重点调查了大地主在革命前后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并调查了地主和富农对革命的态度，红军有关部门为配合毛泽东的调查专门制定了土劣调查表。又如，在寻乌的商业调查中，毛泽东在各行业中，特别选择了几家最大的店铺进行重点调查，如药铺，他选择了规模最大的“百和堂”进行重点调查。
3.随机调查法。
毛泽东走上街头巷尾，对过路的群众随机访问，或者到田间地头，对遇到的农户随机进行谈心、调查。毛泽东在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中都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在寻乌调查中走上街头了解寻乌商业发展情况，百姓对物价的承受能力、了解寻乌的圩场交易情况等，而长冈和才溪两乡走到群众中间，更多地是从群众的视角，了解苏维埃政府工作的成效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评价。
随机调查的方法可以帮助毛泽东佐证座谈会中得到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广泛地深入群众，补充未得到的信息。
（三）分析方法
1.对比分析的方法。
数量对比、历史对比的思想贯穿于毛泽东调查的始终。在众多调查报告中，毛泽东使用大量对比分析的方法，得出许多科学严谨有意义的结论。
（1）土地革命必然成功。
在土地革命初期的寻乌和兴国调查中，通过人口结构和土地所有结构的对比，看出旧中国农村土地关系严重失衡。占人口总数大约7%左右的地主和富农，却占有农村80%的土地，土地革命必然得到占人口90%以上的广大农民的拥护，革命必然成功。
在兴国调查中，通过对土地革命前后中农占有土地数量的对比，即中农占人口总数的20%，但旧有土地关系中，中农占有土地为15%，土地革命政策为按人口划分土地，因此土地革命发生后，中农整体拥有土地占比达到20%，毛泽东据此断定，中农是拥护土地革命的。毛泽东对各阶级对待革命态度的判断也是对统计数据的分析。
（2）对寻乌城商业发展情况的判断。
如在寻乌县城商业的调查中，毛泽东通过了解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分别占70%和30%，认为寻乌城的商品经济已经远超过了自然经济；同时，对寻乌县城的人口统计发现，手工业者与商人的数量之和同游民与娼妓的数量之和相当，由此认为寻乌县城的失业非常严重，商业繁荣程度不高。
（3）长冈乡宣传、动员群众的做法，使得乡苏工作成效显著。
以销售公债为例，长冈乡一方面抓紧经济生产，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另一方面积极宣传鼓动，耐心说服群众，结果用了15天的时间，人均认购3.7元公债，而有的乡耗时3个月其销售公债数量未及长冈乡1/5，“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4）劳动力少了，农业产出反而增加，劳动合作社起到“伟大的作用”。
在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大量的劳动力应召入伍离开农业生产一线，但这些地区的农业产量不减反增，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毛泽东感到劳动合作社是苏区很好的创造，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提高了生产效率，也使得前线的战士无家庭后顾之忧。
此外，毛泽东还通过对比的方法，分析了红军到达根据地前后的物价水平、群众生活质量、土地革命中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境况及社会地位的变化情况等，以此来判断党的工作效果。
2.坚持采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分析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遵循从实践到认识的重复循环和不断深化，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跨越。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就是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树立实事求是思想，再按照实际情况制定政策解决现实问题的认识论的过程。
毛泽东是在革命斗争的客观形势发展中提出调查研究的目的，他的调查研究不是片面的、随意的、主观的，而是广泛的、深入的、科学的，获取的资料是详实、全面而又准确的。如在寻乌调查中，调查清楚了地主和富农的问题后，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但要抽多补少，还要抽肥补瘦；在兴国调查中，弄清楚了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才知道贫农团在土地分配过程中的重要性。又如在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后，毛泽东更加意识到群众工作对党的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向全苏区提出“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苏维埃政府应注意的问题。而得到了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党组织就铸成了铜墙铁壁，事业必然成功”。
三、中央苏区时期的调查研究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
毛泽东认为，做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认识世界的过程，制定政策是解决问题、改造世界的过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桥梁和实现途径，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丰富的调查实践，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石，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和工作中一贯践行的行为准则。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毛泽东经过多次调查研究，深刻洞悉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反对本本主义》中鲜明地提出“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著名论断，并且提出，获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不仅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更是坚持“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意识到没有调查土地斗争中的各个阶级，后来在兴国调查中，重点调查了农村的8个阶级，据此才能更加明确阶级斗争的策略。也正是毛泽东力主调查研究之风，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走出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误区。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全党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过程中，始终秉承着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基本原理，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土地革命初期的寻乌、兴国，还是面对第五次军事“围剿”中的长冈、才溪，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发展革命根据地、进行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以及革命斗争，一切都是为了群众，一切又都要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才能成就革命。
群众路线思想还体现在毛泽东在调查时对待被访问群众的态度上，毛泽东自己甘当小学生，把群众当成最敬爱的先生，他在《的序言和跋》中谈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建设中，群众路线发展成为我党治国理政的制胜法宝。
（三）调查研究与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兴党兴国之本。早在土地革命初期，在寻乌调查后，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思想的重要论述。面对国民党对根据地长期的严密的经济和军事封锁，长冈乡和才溪乡的群众组织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等等，自发组织生产，不但解决了粮食问题，还解决了衣服、蔗糖、纸张等原料问题，在劳动力大量外出参军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成绩不降反升，这些做法对毛泽东触动较大。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调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中坚持从党情民情的实际出发，制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方针，在根据地大力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实现自给自足。
同时，调查研究和独立自主又相辅相成。调查研究中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独立自主，调查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毛泽东认为要了解中国发展的规律，有效且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全面而系统地掌握中国革命特点，才能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坚持独立自主，进而取得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开展的调查对于当今的统计事业来说是一块文化瑰宝，更是一种精神力量，值得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在后续的研究中，课题组将继续对毛泽东调查所蕴含的精神进行探索。
（作者：“中国统计史研究”课题组。课题组组长：闾海琪；副组长：许亦频；课题组成员：石庆焱、于洋、曹麦；执笔人：曹麦、石庆焱；来源：《调研世界》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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