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地山

短篇小說《春桃》，是現代作家許地山的作品，創作於1934年。

故事講的是財主女兒春桃，遵父命嫁給能保護莊裡人的神槍手李茂，新婚之日遇到兵匪劫亂，逃難時夫妻離散。春桃流落到北京，為了生存開始找活幹，可她既不願給騷味刺鼻的洋人當傭人，又不能忍受為平常人家當差所挨的辱罵，於是就自己創業，以撿廢紙謀生。後來租房時又遇到逃難途中結識的難友劉向高，春桃就留下他幫工，過起了各用所長、平等互助的同居生活，日子辛苦平淡且有序。一天，春桃出去撿紙，卻不料在市場路口碰到失散多年的丈夫李茂。而此時李茂卻因當兵時的戰傷鋸掉了雙腿，沿街乞討。雖然他們沒有什麼夫妻感情，但俠義的春桃馬上把李茂接回家同住。由此，春桃、劉向高和李茂三人同居一室，同睡一炕。

一個是曾經的名義丈夫，一個是愛藏於心的合夥同居人，春桃該如何應對今後的“三人行”呢？

春桃從來就不是一個逆來順受、屈服於命運的女人。當時的中國，在“西風漸東”的大勢下，早已受到了西方現代文明的浸染，女性“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封建禮教日趨分崩離析。中國社會正發生著歷史鉅變，社會風潮改變了舊中國的精神面貌，這一切無不都在這篇小說裡打下了深深烙印。

《春桃》電影劇照

一、春桃獨立、自強、堅忍，追求平等的“自我”意識覺醒，生存抗爭路上開始創業。

小說中有一條分散在人物對話裡的隱蔽線索，就是春桃的婚姻歷史。作為財主家的女兒，春桃和當時中國廣大農村的婦女一樣，必須得遵從封建舊禮教規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然是她婚嫁不可違背的原則。出於看家護院的目的，財主父親安排她嫁給了家裡扛活的下人的兒子李茂。

可以推測，沒有愛情的婚姻，春桃心下定然是不願意的，但春桃是個俠義的女子，對父親的威壓，肯定會忍痛承受。對於不能自主的婚姻，春桃雖然沒有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一樣去尋死覓活，但她頭腦裡有比“祥林嫂”強百倍的理性，在強“敵”面前不作無謂的犧牲，既不自憐也不需要廉價的同情，而是要堅忍地生活下去。

與新婚丈夫李茂離散後，她首先想到的是活下去，並且儘可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活。離開家，沒有了封建禮教的約束，反而為她的自我意願實施提供了可能性，估計這也是她不願再回到鄉間生活的最隱秘的理由。這個理由，小說雖然沒有作出任何暗示，但也完全符合人物性格特徵，推測應該是合理的。春桃辭了洋人的工，僅僅是因為受不了洋人的體味；不幹“平常人家”的活，更是因為忍受不了當差捱罵。窮途末路，她給自己選擇了當時最自由的職業——“撿爛紙換取燈兒”，

開始給自己當老闆。

《春桃》電影劇照

春桃天生具備管理才能，在“身先士卒”主外幹辛苦活的同時，她又合理安排了同居者劉向高的工作。因為向高識字，能從廢紙裡挑選些值錢的東西，因此春桃就讓他處理內務，於是“兩人合作，事業更有進步。”李茂來後，春桃更是雄心勃勃，進一步規劃未來：

“近來我常想著得多找一個人來幫忙，可巧茂哥來了。他不能走動，正好在家管管事，撿撿紙。你（劉向高）當跑外賣貨。我還是當撿貨底。咱們三人開公司。”

人盡其才，求發展，開公司，這就是春桃對未來的規劃。如果把春桃挪到現在這個時代，憑她的吃苦耐勞，憑她的聰明才智，說不定真能成就了一個女強人當“破爛王”的大事業呢。

獨立、自強、堅忍，生活的磨礪給了春桃生存的本領。基本能夠不看人眼色、自食其力的生存下去，平等的觀念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她心上開花結果了。所以，她一直拒絕劉向高叫她媳婦，即便心裡有劉向高她也拒絕。李茂來後她更是強調：

（李茂問春桃）

“你和那姓劉底同住在這屋裡？”

“是，我們同住在這炕上睡。”春桃一點也不遲疑，她好象早已有了成見。

“那麼，你已經嫁給他？”

“不嘖，同住就是。”

“那麼，你現在還算是我底媳婦？”

“不，誰底媳婦，我都不是。”

《春桃》電影劇照

讓李茂一同居住，形成“三人行”尷尬結果的情由，春桃也有自己清醒的答案。她態度鮮明地告訴李茂：

“百日恩不百日恩我不知道。”春桃截住他底話。“就算百日恩，也過了好十幾個百日子。四五年間，彼此不知下落，我想你也想不到會在這裡遇見我。我一個人在這裡，得活，得人幫忙。我們（與劉向高）同住了這些年，要說恩愛，自然是對你薄得多。今天我領你回來，是因為我爹同你爹的交情，我們還是鄉親。你若認我做媳婦，我不認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贏。”

春桃的回答，有理有力有節。善良的背後，人權平等的自我意識彰顯無遺。但兩個男人內心，夫權意識仍然客觀存在，在一番糾結權衡之後，兩個好男人商量妥當，李茂寫了張虛擬賣妻契約給劉向高。春桃知道後，立馬沒有了好脾氣，她非常氣憤，撕碎紅帖子，將李茂和劉向高兩人好一頓斥責，並用毋庸辯解的語氣，給三人關係下了結論：

“以後不要再提這事罷。咱們三人就這樣活下去，不好嗎？”

曾經財主的女兒，美麗善良依舊，但覺醒的“自我意識”，讓她向兩個都是好人的男人發起挑戰。平等，誰也不是誰的，這就是春桃重構家庭秩序的原則和底線。

到此，我不禁想起了西方世界的另一個同樣美麗的女人“娜拉”。

《春桃》電影劇照

二、娜拉出走，是對社會舊秩序的決裂，是西方式的破壞；而春桃維護“三人行”，更是對社會舊秩序的蔑視，是東方式的重構。

19世紀挪威最偉大的戲劇家亨利克.易卜生創作了話劇經典人物娜拉，這是他的著名社會劇《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該劇寫於1879年，

曾被西方人奉為婦女解放運動的宣言書。作者在三幕劇情裡，向觀眾展現了主人公娜拉，從愛護丈夫、信賴丈夫到與丈夫決裂，最後離家出走，擺脫玩偶地位的自我覺醒過程。

易卜生

出身中等家庭的娜拉，從小父親就把她當作玩偶，出嫁以後，丈夫又繼續把她當作玩偶，她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娜拉的丈夫，律師託伐.海爾茂，是極端男權思想的代表，他把妻子當成是自己養在溫室裡的花朵一樣的私有財產。

美麗活潑的娜拉，對生活充滿幻想，一次，為救患病丈夫的性命，她曾秘密向柯洛克斯泰借錢，並在借據上冒名簽字。她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自豪驕傲，因為她根本不知道冒名簽字觸犯了法律，是違法的。為償還借債，她一方面算計著節省家用，另一方面在夜裡偷偷幹一些抄寫工作。劇情就是從病癒後海爾茂出任銀行經理一職後開始，娜拉請丈夫幫老同學林丹太太找份工作，於是海爾茂辭退了銀行職員柯洛克斯泰，準備讓林丹太太接替工作。

矛盾衝突由此展開，柯洛克斯泰用冒名簽字的借據來要挾娜拉，讓她設法保住自己在銀行的崗位，否則就要把借據的事情告訴海爾茂。可求情無效，海爾茂不聽娜拉的意見。於是，海爾茂接到了柯洛克斯泰的揭發信。海爾茂大發雷霆，惡毒地辱罵娜拉是“壞東西”、“罪犯”、“下賤女人”，說娜拉毀了自己的前程。可是，當林丹夫人說服自己的舊情人柯洛克斯泰，把借據還給娜拉後，海爾茂變色龍樣的立刻改變面目，又對妻子甜膩溫柔起來。

《玩偶之家》舞臺劇照

但是，娜拉已經看清了丈夫卑鄙的靈魂，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搏鬥，娜拉決定離開極端自私虛偽的丈夫，離開“玩偶之家”，毅然決然出走了。海爾茂先生將從此失去家庭生活的和諧與甜蜜，少了一個聽話的“玩偶”。

《玩偶之家》最有價值的地方除了婦女解放的主題之外，還有就是它給世人留下的疑問，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

娜拉破壞了這個《玩偶之家》，思想和精神算是解放了、獨立了，但更重要的，也即是海爾茂藉以控制娜拉的“鐐銬”——經濟，也因此能夠得到解放和獨立嗎？

也許，這根本就不是一個有價值的問題。春桃的東方式重構家庭秩序的行動，應該可以部分解答這個疑問，作為娜拉出走之後的一個行動參考。

《玩偶之家》舞臺劇照

經濟上的完全獨立，決定了春桃在“三人行”中的家庭地位。對春桃而言，自己的辛苦勞作是有價值的。她“撿紙生活漸次發達起來”後，就有能力“向老吳賃下這房子，也留向高住下，幫她底忙。”而且，她知人善用，合理地安排了兩人的分工。李茂來後，她又重新調度，甚至想開辦個三人的公司，頗具商人思維。當然，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重構自己心目中的平等新秩序。

《春桃》故事的背景是在中國全面抗戰的前夜，這時的社會各種矛盾突顯，主流社會暫時無暇把目光投到這個角落，客觀上為春桃構建“烏托邦”留下了些許操作空間。

但即便這樣，重構秩序的過程也是一波三折。

一個春桃喜歡的夥計，一個名義上的丈夫，相處起來肯定尷尬。二男一女，過了一段靜默日子，世風流俗的道德觀念就開始發酵，同行們笑話向高了。傳統倫理觀念和夫權思想就是兩個男人邁不過去的一道坎，他們心中纏繞的疙瘩不斷擰巴較勁，不得不採取世俗的方式解困。但春桃卻敢於直面尷尷尬尬的現實，向兩個男人一針見血地點明要害：

“說來說去，還是那話。你們都別想著咱們是丈夫和媳婦，成不成？”

春桃堅持，三人都是獨立、平等的個體，並撕毀、否決了兩個男人的契約。

《春桃》電影劇照

李茂也是仗義的，他要把代表婚約的龍鳳貼還給春桃，春桃感動之餘說了幾句暖心話，門外的劉向高聽見後就離家出走了。內心愛著向高的春桃四處尋覓無果，懊喪回家，又遇到李茂燒了龍鳳帖後自殺的事，故事發展真是波詭雲譎，此起彼伏。面對即將解體的“三人行”新秩序，春桃彷彿迴天無力，只能用幹活來沖淡自己道不明白的傷心感覺：

她慢慢地踱出門。作活是她底天性，雖在沉悶的心境中，她也要幹。中國女人好象只理會生活，而不理會愛情，生活底發展是她所注意底，愛情底發展，只在盲悶的心境中沸動而已。自然，愛只是感覺，而生活是實質的，整天躺在錦帳裡或坐在幽林裡講愛經，也是從皇后船或總統船運來底知識。春桃既不是弄潮兒底姊妹，也不是碧眼胡底學生，她不懂得，只會莫名其妙地納悶。

春桃自然是說不出什麼大道理來，她只是憑本能努力做事而已，對奮鬥的結果和意義也就不會太過憧憬和失望。直到向高在外徘徊兩天後回到家中，兩個男人商量好：在北京，向高是“戶主”，李茂是“同居”；回到鄉下，李茂是“戶主”，向高是“同居”，春桃是他們的媳婦。“三人行”的新秩序這才又重新穩定下來，生活繼續樸陋而和樂地前行了。

《春桃》拍攝現場

我們得承認，春桃與娜拉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物樣本，時代不同，國度不同，生活背景不同，也就是說典型環境迥異。之所以把她們放在一起比較，完全是因為她們同屬於作家為婦女解放塑造的藝術形象。勇敢衝破社會藩籬，這是她們的共同點；而一個義無反顧地破壞舊秩序，一個苦心孤詣地重構新秩序，是她們的不同之處。

三、“三人行”故事是現行的一妻二夫傳奇演繹，還是將來的一妻二夫傳奇預告？在春桃質樸、善良和仗義的底色映襯下，讀者的分析和推理都顯得毫無意義。

許地山先生是運用白描手法寫作的聖手，小說對人物的刻畫，是以語言和行為描寫為主，基本沒有深入的人物心理描寫。內容也以日常活動為主，沒有涉及任何夫妻生活。這樣處理的效果是，既可以避免因描寫隱私內容而妨害小說主題表達，又可以讓小說淡雅清新而不會落入傳統傳奇故事的俗套，再就是有寫意留白的好處——留出足夠空間讓讀者去想象。

作家塑造春桃的著力點，除了她的獨立、自強、堅忍和追求平等外，就是她的質樸、善良和仗義了。如果說她留向高同居還有相互幫襯的意圖的話，那她帶回流落街頭乞討的名義丈夫李茂，就完全是出自於她的本心了，

那就是質樸、善良和仗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