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
短篇小说《春桃》，是现代作家许地山的作品，创作于1934年。
故事讲的是财主女儿春桃，遵父命嫁给能保护庄里人的神枪手李茂，新婚之日遇到兵匪劫乱，逃难时夫妻离散。春桃流落到北京，为了生存开始找活干，可她既不愿给骚味刺鼻的洋人当佣人，又不能忍受为平常人家当差所挨的辱骂，于是就自己创业，以捡废纸谋生。后来租房时又遇到逃难途中结识的难友刘向高，春桃就留下他帮工，过起了各用所长、平等互助的同居生活，日子辛苦平淡且有序。一天，春桃出去捡纸，却不料在市场路口碰到失散多年的丈夫李茂。而此时李茂却因当兵时的战伤锯掉了双腿，沿街乞讨。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夫妻感情，但俠义的春桃马上把李茂接回家同住。由此，春桃、刘向高和李茂三人同居一室，同睡一炕。
一个是曾经的名义丈夫，一个是爱藏于心的合伙同居人，春桃该如何应对今后的“三人行”呢？
春桃从来就不是一个逆来顺受、屈服于命运的女人。当时的中国，在“西风渐东”的大势下，早已受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浸染，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封建礼教日趋分崩离析。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历史巨变，社会风潮改变了旧中国的精神面貌，这一切无不都在这篇小说里打下了深深烙印。
《春桃》电影剧照
一、春桃独立、自强、坚忍，追求平等的“自我”意识觉醒，生存抗争路上开始创业。
小说中有一条分散在人物对话里的隐蔽线索，就是春桃的婚姻历史。作为财主家的女儿，春桃和当时中国广大农村的妇女一样，必须得遵从封建旧礼教规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然是她婚嫁不可违背的原则。出于看家护院的目的，财主父亲安排她嫁给了家里扛活的下人的儿子李茂。
可以推测，没有爱情的婚姻，春桃心下定然是不愿意的，但春桃是个俠义的女子，对父亲的威压，肯定会忍痛承受。对于不能自主的婚姻，春桃虽然没有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去寻死觅活，但她头脑里有比“祥林嫂”强百倍的理性，在强“敌”面前不作无谓的牺牲，既不自怜也不需要廉价的同情，而是要坚忍地生活下去。
与新婚丈夫李茂离散后，她首先想到的是活下去，并且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离开家，没有了封建礼教的约束，反而为她的自我意愿实施提供了可能性，估计这也是她不愿再回到乡间生活的最隐秘的理由。这个理由，小说虽然没有作出任何暗示，但也完全符合人物性格特征，推测应该是合理的。春桃辞了洋人的工，仅仅是因为受不了洋人的体味；不干“平常人家”的活，更是因为忍受不了当差挨骂。穷途末路，她给自己选择了当时最自由的职业——“捡烂纸换取灯儿”，
开始给自己当老板。
《春桃》电影剧照
春桃天生具备管理才能，在“身先士卒”主外干辛苦活的同时，她又合理安排了同居者刘向高的工作。因为向高识字，能从废纸里挑选些值钱的东西，因此春桃就让他处理内务，于是“两人合作，事业更有进步。”李茂来后，春桃更是雄心勃勃，进一步规划未来：
“近来我常想着得多找一个人来帮忙，可巧茂哥来了。他不能走动，正好在家管管事，捡捡纸。你（刘向高）当跑外卖货。我还是当捡货底。咱们三人开公司。”
人尽其才，求发展，开公司，这就是春桃对未来的规划。如果把春桃挪到现在这个时代，凭她的吃苦耐劳，凭她的聪明才智，说不定真能成就了一个女强人当“破烂王”的大事业呢。
独立、自强、坚忍，生活的磨砺给了春桃生存的本领。基本能够不看人眼色、自食其力的生存下去，平等的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她心上开花结果了。所以，她一直拒绝刘向高叫她媳妇，即便心里有刘向高她也拒绝。李茂来后她更是强调：
（李茂问春桃）
“你和那姓刘底同住在这屋里？”
“是，我们同住在这炕上睡。”春桃一点也不迟疑，她好象早已有了成见。
“那么，你已经嫁给他？”
“不啧，同住就是。”
“那么，你现在还算是我底媳妇？”
“不，谁底媳妇，我都不是。”
《春桃》电影剧照
让李茂一同居住，形成“三人行”尴尬结果的情由，春桃也有自己清醒的答案。她态度鲜明地告诉李茂：
“百日恩不百日恩我不知道。”春桃截住他底话。“就算百日恩，也过了好十几个百日子。四五年间，彼此不知下落，我想你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我。我一个人在这里，得活，得人帮忙。我们（与刘向高）同住了这些年，要说恩爱，自然是对你薄得多。今天我领你回来，是因为我爹同你爹的交情，我们还是乡亲。你若认我做媳妇，我不认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赢。”
春桃的回答，有理有力有节。善良的背后，人权平等的自我意识彰显无遗。但两个男人内心，夫权意识仍然客观存在，在一番纠结权衡之后，两个好男人商量妥当，李茂写了张虚拟卖妻契约给刘向高。春桃知道后，立马没有了好脾气，她非常气愤，撕碎红帖子，将李茂和刘向高两人好一顿斥责，并用毋庸辩解的语气，给三人关系下了结论：
“以后不要再提这事罢。咱们三人就这样活下去，不好吗？”
曾经财主的女儿，美丽善良依旧，但觉醒的“自我意识”，让她向两个都是好人的男人发起挑战。平等，谁也不是谁的，这就是春桃重构家庭秩序的原则和底线。 到此，我不禁想起了西方世界的另一个同样美丽的女人“娜拉”。
《春桃》电影剧照
二、娜拉出走，是对社会旧秩序的决裂，是西方式的破坏；而春桃维护“三人行”，更是对社会旧秩序的蔑视，是东方式的重构。
19世纪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创作了话剧经典人物娜拉，这是他的著名社会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该剧写于1879年，
曾被西方人奉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作者在三幕剧情里，向观众展现了主人公娜拉，从爱护丈夫、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离家出走，摆脱玩偶地位的自我觉醒过程。
易卜生
出身中等家庭的娜拉，从小父亲就把她当作玩偶，出嫁以后，丈夫又继续把她当作玩偶，她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娜拉的丈夫，律师托伐.海尔茂，是极端男权思想的代表，他把妻子当成是自己养在温室里的花朵一样的私有财产。
美丽活泼的娜拉，对生活充满幻想，一次，为救患病丈夫的性命，她曾秘密向柯洛克斯泰借钱，并在借据上冒名签字。她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自豪骄傲，因为她根本不知道冒名签字触犯了法律，是违法的。为偿还借债，她一方面算计着节省家用，另一方面在夜里偷偷干一些抄写工作。剧情就是从病愈后海尔茂出任银行经理一职后开始，娜拉请丈夫帮老同学林丹太太找份工作，于是海尔茂辞退了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准备让林丹太太接替工作。
矛盾冲突由此展开，柯洛克斯泰用冒名签字的借据来要挟娜拉，让她设法保住自己在银行的岗位，否则就要把借据的事情告诉海尔茂。可求情无效，海尔茂不听娜拉的意见。于是，海尔茂接到了柯洛克斯泰的揭发信。海尔茂大发雷霆，恶毒地辱骂娜拉是“坏东西”、“罪犯”、“下贱女人”，说娜拉毁了自己的前程。可是，当林丹夫人说服自己的旧情人柯洛克斯泰，把借据还给娜拉后，海尔茂变色龙样的立刻改变面目，又对妻子甜腻温柔起来。
《玩偶之家》舞台剧照
但是，娜拉已经看清了丈夫卑鄙的灵魂，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搏斗，娜拉决定离开极端自私虚伪的丈夫，离开“玩偶之家”，毅然决然出走了。海尔茂先生将从此失去家庭生活的和谐与甜蜜，少了一个听话的“玩偶”。
《玩偶之家》最有价值的地方除了妇女解放的主题之外，还有就是它给世人留下的疑问，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
娜拉破坏了这个《玩偶之家》，思想和精神算是解放了、独立了，但更重要的，也即是海尔茂借以控制娜拉的“镣铐”——经济，也因此能够得到解放和独立吗？
也许，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春桃的东方式重构家庭秩序的行动，应该可以部分解答这个疑问，作为娜拉出走之后的一个行动参考。
《玩偶之家》舞台剧照
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决定了春桃在“三人行”中的家庭地位。对春桃而言，自己的辛苦劳作是有价值的。她“捡纸生活渐次发达起来”后，就有能力“向老吴赁下这房子，也留向高住下，帮她底忙。”而且，她知人善用，合理地安排了两人的分工。李茂来后，她又重新调度，甚至想开办个三人的公司，颇具商人思维。当然，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重构自己心目中的平等新秩序。
《春桃》故事的背景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的前夜，这时的社会各种矛盾突显，主流社会暂时无暇把目光投到这个角落，客观上为春桃构建“乌托邦”留下了些许操作空间。
但即便这样，重构秩序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一个春桃喜欢的伙计，一个名义上的丈夫，相处起来肯定尴尬。二男一女，过了一段静默日子，世风流俗的道德观念就开始发酵，同行们笑话向高了。传统伦理观念和夫权思想就是两个男人迈不过去的一道坎，他们心中缠绕的疙瘩不断拧巴较劲，不得不采取世俗的方式解困。但春桃却敢于直面尴尴尬尬的现实，向两个男人一针见血地点明要害：
“说来说去，还是那话。你们都别想着咱们是丈夫和媳妇，成不成？”
春桃坚持，三人都是独立、平等的个体，并撕毁、否决了两个男人的契约。
《春桃》电影剧照
李茂也是仗义的，他要把代表婚约的龙凤贴还给春桃，春桃感动之余说了几句暖心话，门外的刘向高听见后就离家出走了。内心爱着向高的春桃四处寻觅无果，懊丧回家，又遇到李茂烧了龙凤帖后自杀的事，故事发展真是波诡云谲，此起彼伏。面对即将解体的“三人行”新秩序，春桃仿佛回天无力，只能用干活来冲淡自己道不明白的伤心感觉：
她慢慢地踱出门。作活是她底天性，虽在沉闷的心境中，她也要干。中国女人好象只理会生活，而不理会爱情，生活底发展是她所注意底，爱情底发展，只在盲闷的心境中沸动而已。自然，爱只是感觉，而生活是实质的，整天躺在锦帐里或坐在幽林里讲爱经，也是从皇后船或总统船运来底知识。春桃既不是弄潮儿底姊妹，也不是碧眼胡底学生，她不懂得，只会莫名其妙地纳闷。
春桃自然是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她只是凭本能努力做事而已，对奋斗的结果和意义也就不会太过憧憬和失望。直到向高在外徘徊两天后回到家中，两个男人商量好：在北京，向高是“户主”，李茂是“同居”；回到乡下，李茂是“户主”，向高是“同居”，春桃是他们的媳妇。“三人行”的新秩序这才又重新稳定下来，生活继续朴陋而和乐地前行了。
《春桃》拍摄现场
我们得承认，春桃与娜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样本，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生活背景不同，也就是说典型环境迥异。之所以把她们放在一起比较，完全是因为她们同属于作家为妇女解放塑造的艺术形象。勇敢冲破社会藩篱，这是她们的共同点；而一个义无反顾地破坏旧秩序，一个苦心孤诣地重构新秩序，是她们的不同之处。
三、“三人行”故事是现行的一妻二夫传奇演绎，还是将来的一妻二夫传奇预告？在春桃质朴、善良和仗义的底色映衬下，读者的分析和推理都显得毫无意义。
许地山先生是运用白描手法写作的圣手，小说对人物的刻画，是以语言和行为描写为主，基本没有深入的人物心理描写。内容也以日常活动为主，没有涉及任何夫妻生活。这样处理的效果是，既可以避免因描写隐私内容而妨害小说主题表达，又可以让小说淡雅清新而不会落入传统传奇故事的俗套，再就是有写意留白的好处——留出足够空间让读者去想象。
作家塑造春桃的着力点，除了她的独立、自强、坚忍和追求平等外，就是她的质朴、善良和仗义了。如果说她留向高同居还有相互帮衬的意图的话，那她带回流落街头乞讨的名义丈夫李茂，就完全是出自于她的本心了，
那就是质朴、善良和仗义。
《春桃》电影广告
“我不能因为你残废就不要你，不过我也舍不得丢了他。大家住着，谁也别想谁是养活着谁，好不好？”
上面的话才真正是春桃的心里话。可当李茂把代表婚约的龙凤帖交还给她时，她居然因感动也说了违背自己意愿的话：
“茂哥，我不能要这个，你收回去罢。我还是你底媳妇。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不做缺德的事。今天看你走不动，不能干大活，我就不要你，我还能算人吗？”
即使没有爱情，也甘愿扛起责任——春桃是个俠义女子！当刘向高因舍不得离开她而回到家里时，春桃的真情终于掩饰不住：
她瞪着眼，只说：“你回来......”其余的话用眼泪连续下去。
独立、自强、坚忍的美丽女人，也需要爱情的滋润！春桃质朴、善良和仗义若此，我们还有必要去苛求其它吗？如果再过多地去添色敷彩，那就是画蛇添足，害了小说纯净的大义。
《春桃》的结尾，更是显出了含蓄而隽永的意味：
“方才我忘了拿给你。今天回家，见你还没回来，我特意到天桥去给你带一顶八成新的帽子回来。你瞧瞧！”他（向高）在暗里摸着那帽子，要递给她。
“现在那里瞧得见，明天我戴上就是。”
院子都静了，只剩下晚香玉底香还在空气中游荡。屋里微微地可以听见“媳妇”和“我不爱听，我不是你底媳妇”的对答。
难得的家庭生活温馨，终于从牵牵绊绊的纠葛里弥散出来。
《玩偶之家》舞台剧照
而同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主题，《玩偶之家》结尾的艺术效果与《春桃》完全不一样：
......
海尔茂： 娜拉，难道我永远只是个生人？
娜拉 ：（拿起手提包）托伐，那就要等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
海尔茂： 什么叫奇迹中的奇迹？
娜拉： 那就是说，咱们俩都得改变到——喔，托伐，我现在不信世界上有奇迹了。
海尔茂 ：可是我信。你说下去！咱们俩都得改变到什么样子——？
娜拉 ：改变到咱们在一块儿过日子真正象夫妻。再见。（她从门厅走出来）
海尔茂 ：（倒在靠门的一张椅子里，双手蒙着脸）娜拉！娜拉！
（四面望望，站起身来）屋子空了。她走了。（心里闪出一个新希望）啊！奇迹中的奇迹——
（楼下砰的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
娜拉西方式的破坏冰冷坚硬，激起了无数理智的诘问；而《春桃》的结尾，
温婉柔和，余味悠长。读者心目中，春桃东方式的秩序重构将走向何方的问题，已经显得没那么重要了。这也许就是中西方文化审美的差异吧，一个疾风暴雨，一个和风细雨。
《春桃》出版物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审美观固然没有好坏高下之别，但东方人的审美，来得更中庸、更从容，更细腻、更雅致！
在此，我想用一个听说的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
顾客吃了果农卖给他的不知名的水果，觉得果味特别，就好奇地打听：
这是什么树结的果子？
果农无法形容果树的样貌，就用调侃的口气说：
您只要觉得好吃就可以了，管它是什么样的树结下的果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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