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读书记

这么好的书,得有个好译者呀。谢天谢地,这一次,一流的书配上了一流的译文。

陈嘉映 | 疫情期间读书记

罗瑞·斯图尔特,《寻路阿富汗》,沈一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我不大会因一本书被圈粉——圈粉运动滥觞,我已经一把年纪了。但我被这本书的作者圈粉了。读着舍不得放下,又舍不得一气读完。这样的书很少。

2000年,斯图尔特徒步一条横穿亚洲的路线,走了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惟塔利班阿富汗禁止外国人入境。翌年圣诞节前,他在尼泊尔听到塔利班倒台,遂乘车返回阿富汗的赫拉特,从那里徒步走到喀布尔,补足了原计划的行程。这三十六天的路途上,冻饿交加,走上几个小时不见一个人影。他曾在没到胸口的积雪里挣扎前行,曾连日因痢疾一夜爬起来八九次,曾躺倒在冰湖上等死。路上偶然遇到人,每晚投宿见到人,形形色色的阿富汗人:友善的主人,傲慢的主人,领着他在暴雪中走上几个小时却不肯收任何酬劳的贫民向导。大多数村民手持武器,时不时,一言未发,枪口先对好了,或者,子弹从背后飞过来。在这样的环境里一路走下来,有一二过路车招呼他也断然拒绝,这个胸中贮书万卷的英国人够楞的。

他为的是什么呢?我想,就像所有最有意义的事情,就像生活本身那样,为的是行走所带来的一切,所带来的点点滴滴,为的是身体和灵魂得到了锻炼、考验、折磨,为的是见到了这个阿卜杜·哈克和那个穆赫辛汗,为的是看到雪山,为的是跟伟大的先人建立一种特殊的联系。

鲜有其匹的经历,这还不够似的,本书的写作超一流。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陌生人,寥寥几笔白描,几句对话,这个人物就跃然纸上。书不厚,内涵广而深。迥异于中国文艺的感人风俗,作者平易叙事,不发感叹,虽然每个事件、每个人物都让人感慨。这是一种罕见的写作能力,很难模仿这种平白的写法而不让人感到乏味。

作者的议论不多,这些议论是高品质的。在一个脚注里,作者对比当今的国际援助人士跟昔日殖民者:昔日殖民者为利而来,没啥可光彩的,但他们为了牟利,扎根当地社会,实事求是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往往建设起合乎当地情况的良治;现在的国际救援组织,清清白白,但所属官员轮换不定,很少认真了解当地情况,推行一套又一套理想的却无成效的方案。最近十年,斯图尔特本人已投身政治,据信前途无量。我当然希望政坛上多些这样有思想的人士,但也怀疑,这样丰厚的心智做得了政治吗——即使在英国?

旅行第九天,作者收留了一条大狗,他给它起名叫巴布尔,这个名字来自16世纪初从阿富汗出发建立了莫卧儿王朝的巴布尔大帝。大狗巴布尔不如这个英国佬擅走,给后面的旅行增添了困难。但谁知道呢?作者躺在冰冻的阿米尔湖上,“感到温暖、放松,闭上眼舒心一笑”,就此停下自己的脚步,总要生拉硬拽才肯跟上的巴布尔这一次自己起身前行。于是,斯图尔特“站起身,顺着它的脚印走起来”。作者从伊斯兰堡返回英国,为巴布尔买好了次日的机票。就在这一天时间里,它吞食的羊脊骨刺穿了它的胃,死了。全书就结束于作者对巴布尔的悼念,那是患难与共的情意。

这么好的书,得有个好译者呀。谢天谢地,这一次,一流的书配上了一流的译文。

陈嘉映 | 疫情期间读书记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在中国史学界,戊戌变法一直是研究热点。上世纪末起,茅海建在这个领域下了很多功夫,出了好几种专著,其中,我读过《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最近又读了这一本。这本书通过细读张之洞档案重新梳理戊戌变法前后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例如张之洞与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关系,张之洞与陈宝箴的来往,《时务报》的前因后果。在大结论方面,这本书与《戊戌变法史事考》没有很大差异,但我们读后会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很多人事有更加全面、具体的了解。如书名“戊戌变法的另面”所提示,变法者分为两大营垒,一营是康梁等激进派,另一营是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体制内大员。两个营垒之间固然有种种交通,但双方的隔阂乃至敌意或比人们从前所知更严重。张之洞等体制内改革派,若自己的温和改革路线被堵死,只好无奈退回到旧体制,绝不肯与激进派合流。

当时,国难交叠,凡稍有识见的,都知道不改革混不下去了,但怎么改、改多少,则千差万别。就连慈禧也有打算改革的一面,只不过,跟保住权力相比,这一面轻如鸿毛,说退回去就退回去。慈禧接受不了康梁,这倒也在情理之中,只可叹矛盾激化以后,渐进改革也成泡影。张之洞者流明白,倒行逆施只能自取灭亡,怎奈体制使然,满朝文武的政治分量加在一起也远不及独妇慈禧一人。等闹出庚子年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再做什么自上而下的改革都已经太晚了。

《戊戌变法史事考》和《戊戌变法的另面》这两本书的基础都是档案检索和解读,史学家的看家本领,不过书并不是专门写给同行专家的,实际上,茅海建很会写书,我们外行读起来不怎么费力。(还记得90年代他那本《天朝的崩溃》曾令洛阳纸贵)我们街上人读史,多半当做故事书来读,最多不过想了解大事件的前因后果,不耐烦了解细密的考据。茅海建这本书引用了很多原始材料,但我们普通读者并不因此感到繁琐枯燥。细节并不只是大结论的论据,细节本身就是故事,会从意想不到之处让我们对历史有更多彩的更具体的理解。只举一例。在“清朝决策岳州自开通商口岸”一节,作者摘引了总理衙门、陈宝箴、张之洞之间的几封电报信函,讲解其中紧要之点。事情大致线索是:最初,英国强求在湖南开埠,提出的地点是湘潭,陈宝箴与湖南绅士商讨后,最后以岳州易湘潭。这件事情,作者当然可以直截了当讲给我们听,但我们读这些电报信函往还,不仅能了解事情始末,而且能体会陈宝箴、张之洞、总理衙门各自的语气,具体而微地了解各自的为难之处、担心之处、心机所在。这三方互相索求也互相理解。总理衙门并非发下一道命令要地方上如何如何,而是与地方大员商量,地方大员一方面互通消息和建议,另一方面要邀集当地士绅协商。中国第一个自开通商口岸的决议是在这些颠倒往复的折冲过程中产生。其他历史事体有何尝不是?

陈嘉映 | 疫情期间读书记

弗朗斯·德瓦尔,《万智有灵》,严青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万智有灵》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动物认知。通过大量的实例,作者尝试表明:动物并不只是通过条件反射来学习,很多动物(为避免行文累赘,我用“动物”代替 “非人动物”)像人一样,在恰如其分的意义上具有认知能力。

管子里的水面上飘着一只黄粉虫,乌鸦把喙伸进管子,仍然差一点儿才能够到;结果,它们像《伊索寓言》里的聪明乌鸦那样把小石子投进管子,水面上升,它们果然如愿以偿。野生黑猩猩在去采蜜之前就会准备好五件套的工具包。雌性倭黑猩猩莉萨拉捡起一块巨大的15磅重的石头,放到自己背上,它的宝宝则紧贴在它的下背部。路上它停下一次,放下石头,捡起一些棕榈果,然后重新背上石头继续前行。这样走了500米,来到一块平坦的大石头跟前。莉萨拉清理掉石面上的落叶碎石,放下石头和宝宝,把棕榈果放在石面上,用那块15磅重的石头砸开这些坚果。

我为此书写了一篇长书评,刊发在2020第三期《信睿周报》上,重述了更多案例。不过,我不是要把这本书当作趣味故事集锦推荐给诸位,而是希望渡鸦和倭黑猩猩带我们一道去思考什么是认知,从渡鸦一直思考到人工“智能”。我们要接着追问:真的只有人,由于上帝特加青睐,独独拥有意识和“自由意志”?莉萨不是在做着她自己要做的事情吗?还有道德——尽管每一天的新闻都在报道欺辱、诈骗、残杀,人类还是自豪地宣称只有自己拥有道德。然而,海豚会营救受伤的同伴;拥有水果的猴子会主动把食物分给两手空空的伙伴;猿类会跳进湖里营救同类,它们不会游泳,营救伙伴的行为有可能危及它们自身。如果人类的残暴和狡诈要追溯到“禽兽”那里,人类的仁慈和慷慨也该孕育在那里才是。如果你相信只有上帝才能恩赐美和高贵,你大概也会相信,造物把美和高贵同样赐给更广大的生灵。

陈嘉映 | 疫情期间读书记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20世纪思想史》,张凤、杨阳译,译林出版社,2019

这是重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曾出过朱进东等人的译本,我读过。后来又读了同一作者的《人类思想史》(姜倩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两本书都译成“思想史”,原文则有别,一本叫做Ideas: a history of thought and invention,另一本叫做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汉语与之相当的称法,最常见的大概是思想史,其次有观念史、心智史、知识史、智识史这些叫法。就我的感觉来说,观念史则比思想史更偏重历史-社会方面。再往这个方向偏,就是文化史了。若这么说,沃森这两本书差不多都落在思想史的范围之内。思想史不同于哲学史,后者偏重于思想家们的理论内容,前者偏重于各个时代理论思想与历史境况的联系。另一个区别是,科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18世纪以后的科学发展,不属于哲学史,却是思想史的内容。

这么漫长的时代这么繁多的观念,以一人之力缕述之,真个让人佩服。当然,所涉如此浩瀚,很难指望每一部分都写得精当。这两部书各洋洋千页,但分配到某一个人头,多半不过一两页两三页而已。不过,通史有通史的好处,虽不深入,浮光掠影,能让读者对大画面有个印象。当时读了这两本书,曾想推荐,惟遗憾译文不佳。去年,《20世纪思想史》这一本,出了新译本,翻了翻,译文好多了。不过,即使只翻了翻,就发现还是有好多小错误。随手举几例。“他(朋霍费尔)喜欢天主教忏悔的性质他深受海德格尔与存在主义的影响”(467页),“朋霍费尔接受了瑞典和瑞典等中立国家与盟军联络人举行秘密会议的任务”(469页),“尽管最近的发现很令人激动,但是世人并不指望它得到实际应用”(585页),“斯图尔特发表于1908年的著作《生命的另一个秘密》”(1066页)。这些地方或者翻译有误,或者编辑失察。此外,在两个方面,新译本的排版似乎不如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版本。其一,新版本右上角页眉上印的是卷名,旧版印的是章名,更方便读者查找。其二,旧版每一章里分几个小标题。这本书的一章中往往包括相当独立的几节,用小标题标识出来颇方便读者,虽然它们未见得是原版所有。

陈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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