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便利店之所以在中國遭遇水土不服，恰恰在於各大主體都未弄清楚便利店的“真理標準”。
《一家“封城”中的武漢便利店》描述，“‘封城’了，大家也都‘封門’了，相當於是把自己‘軟禁’了。最開始的兩天，他們還在搶必需品，到第四、第五天，店裡受歡迎的東西變成了辣條、巧克力、酸奶、話梅、膨化食品……畢竟自己在家做飯也做膩了，吃泡麵、煮麵條也膩了，生活總需要一點調劑。”
“現在的武漢，24小時開門的地方只有三個：醫院、警察局、中百羅森”。
疫情期間，便利店成了大家的“諾亞方舟”，從米麵油、方便食品，到“買菜送菜服務”，便利店已遠超一家零售商店的範圍。
據中國連鎖經營協會發布的《2018中國便利店發展報告》，截止至2017年底，中國內地的便利店已經超過10萬家。從2019年1月開始，日系三大便利店7-11、全家、羅森的門店數量均達到了2000家以上。便利店行業融資事件超過70起，至少100億元資金湧入。
也就是說，中國的便利店數量已經突破十萬家，是日本的兩倍；在便利店發展的大潮中，超過70家公司運用人工智能和人臉識別技術的無人店鋪加入了便利店行業激戰。
與此同時，洗牌也正在加速，“最像7-11的本土便利店”的全時，在長達數月的“閉店”傳聞後，最終陷入賣身境地。
那麼，便利店在中國究竟如何發展？
01
便利店的發展邏輯
說起便利店就不得不提日本。
根據日本特許經營協會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日本共有便利店55,743家。日本平均每2311個人就有一家便利店，24小時便利店甚至被視為“自家的另一個冰箱”。
還有中國的臺灣地區對於便利店功能也有一個誇張的說法：“除了生孩子以外，其他的事情都能在便利店解決”。
人們對於便利店的依賴度可見一斑，而便利店的生存發展也自有一套邏輯：
1）人均GDP與便利店增長正相關。
根據美日發展經驗，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時，是便利店的發展期；當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時，則進入便利店的快速成長期；當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時，則進入激烈競爭期。
1973年日本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7-11、羅森紛紛進入日本，全家和迷你島也在日本開始成立。
如今再來看中國，截至2019年末，中國人均GDP接近7.1萬元人民幣，按美元算則略微超過1萬美元，如此看來似乎也到了便利店爆發式增長的拐點期。
2）與高度城市化率、密集的人口分佈有較大關聯度。
日本二戰時期城市化率為27%，1960年首次超過60%，2010年則增至91%。與之相對應，隨著日本戰後復甦、城鎮化率提高，20世紀70年代便利店從美國被引入後迅速在日本興起。
3）生活節奏加快。
就拿日本來說，整個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是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年代，也是日本民眾生活節奏最快的時期，由於工作繁忙，上班族逛街購物消費的時間被壓縮，對效率要求越來越高，愈發凸顯了便利服務成熟精細化的高附加值功能。
4）最核心的價值在於其極致便利性。
便利店顧名思義，就是以滿足顧客即時性消費、急需性消費、調劑性消費等便利性需求為主要目的，具有距離、購物、時間和服務上的便利性特徵，增值服務的多樣化和便利性是其區別於其它零售業態的核心競爭力。
比如，中國臺灣地區便利店增值服務達700多項。除了一日三餐的食品和飲料供應等常規服務，二十平米左右的小小便利店還可提供打印、買藥、收發快遞、水電費代繳、送貨上門、ATM機等全方位的便民延伸服務，滿足你的一切願望。
02
“風口過後遍地都是摔死的豬”
對於中國而言，除了吻合上述發展便利店的所有條件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產業由二產向三產轉型拐點，以及大消費、體驗經濟時代下發展“夜經濟”的迫切性，似乎都預示著便利店將在中國迎來一輪大爆發。
然而，中國國情的非典性又賦予了便利店以特殊性。從頂層設計來看，政策常常“好心辦壞事”，牽連無辜。
區別於其它國家和地區便利店形成是市場的自發行為，在中國政策導向是影響便利店發展的一大命門。
雖然政策支持便利店發展卻往往因“拍腦袋決定”而誤殺，提到發展“夜經濟”、消費型經濟，政府就制定了各種政策以鼓勵便利店發展；可是當“掃黑除惡”與“拆違”政策風一刮，又將沿街商業生態一刀切全部關停、拆除，打擊了便利服務。
從便利店的形式來看，在中國，不單有類似美日品牌化、連鎖式的“正規”便利店，還有眾多聚集於社區、學校、弄堂內等街頭巷尾，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小百貨、雜貨鋪、夫妻店等零售業態，早已深深地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從消費習慣來看，便利從線下轉至線上。流量和技術開始豐饒，從模仿到超越，中國的互聯網產業早已驚豔全球，前有阿里、京東等各色網購平臺提供琳琅滿目、無所不包的商品供你選購，還輔之以便捷的物流配送為你送貨到家；後有叮咚買菜、叮咚買藥、盒馬鮮生等30分鐘商品即時送達的便捷服務，動動手指就有人送吃送喝。
至於日本和臺灣地區便利店提供的手機充值、代繳電費、金融服務等均可在支付寶或微信支付等移動端完成，傳統的便利服務在中國都由線下轉向線上，如此便捷還要那麼多便利店幹嘛！
從發展模式來看，被資本綁架。根據相關數據顯示，美國3.2億人約有15.4萬家便利店，平均每2077人擁有一家便利店，以此推算，中國差不多應該可以達到70萬家左右，事實卻是中國13.8億人只有約12.2萬家（包括加油站型便利店），平均每11311人才有一家便利店。
以此推算，未來還有很大的潛在增長空間，再加上政策釋放的產業轉型信號，從股市、樓市、傳統產業等領域中撤出的過剩資本迅速流入便利店產業，馬雲甚至還開啟了首家淘寶無人便利店。
艾瑞諮詢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底，全國無人便利店累計200家，投資額超40億元，可被資本綁架的便利店卻在中國遭遇水土不服。
如廣州的繽果盒子門店一度多達15家，目前卻已變成0家；無人值守智能便利店門店也由高峰時的4、5家，變為0家；DD粉門店從數十家變成10多家。
在政策缺乏定性、互聯網科技、消費習慣、高昂店租等多重因素狙擊下，便利店“風口過後遍地都是摔死的豬”。
03
在便利和就業中的權衡取捨
事實上，正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便利店之所以在中國遭遇水土不服，恰恰在於各大主體都未弄清楚便利店的“真理標準”。
一方面，背離了便利店的“便利”初心。企業偏離便利。
要知道，中國很特殊，所有事情一到中國就變得“非典”，可企業偏偏忽視了中國本土的特殊性。
如上文所言，中國電商品牌本身已經足夠強大，削弱了用戶心理的便利預期，所有便利店所宣傳的那些延伸服務在中國一部手機就能解決，剩下的老百姓走兩步路就能在樓下的小雜貨鋪搞定。
而且，便利店本身只是一種補充形式，以早餐麵包消費為例，中國人消費的麵包量只是日本的三分之一，主要是中國人的飲食習慣，以及各種早餐攤、快餐店等太多、太便利，提供的食物也太豐富，這點是便利店加熱食品所替代不了的。
更重要的是，圍繞著居民區、弄堂內已有的小型便利商業生態已經成熟，按照“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便利超過一定的度，再面大量廣擴張必然會遭遇“過剩出清”。
有關部門“忽視”了真正的便利要義。
眾所周知，一來，小雜貨鋪、便利店等大多位於人流量大且交通便捷之處，然而滿城盡是黃實線並配備電子警察盯梢，這給每天需要補貨的超市、便利店也帶來了“停靠難、裝卸難”的客觀問題；
二則，拆違和掃黑除惡說拆就拆、說關就關，本是為了淨化社會治安，但卻忽視了百姓的生活便利性需求，街頭巷尾隨處可見大紅的“拆”字，夫妻店的雜貨鋪、小百貨也在整治中說拆就拆；
三是為了方便城市管理，“夜經濟”基本上是劃定某塊地方集中發展，然而行政化發展便利店卻是面大量廣連鎖化、品牌化，忽視需求的便利未必是真的便利。
就目前來看，由上至下有關方面顯然還無法平衡好政策與便利的關係。
另一方面，無論是便利服務由線下轉到線上，還是政策層面對於便利店的誤殺，其實都忽視了重要一點：便利店的“真理標準”已由單純的便民服務轉向複式解決就業。
據凱度零售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中國有將近700萬家包括夫妻店在內的小店，它們貢獻了整個零售渠道40%的出貨量。其中約30%的夫妻店盤踞在鄉鎮、農村，46%在三線城市、縣級市。
中國傳統便利店基本上是以家庭為主個體化經營，解決一家人的生計，無論是拆違錯殺還是便利由線下轉線上，首先衝擊的便是這部分人的就業，考慮到就業以及人口老齡化、單身人口增長等爆發的便民化需求，也意味著便利店存在有其必然性。
未來關鍵是能在便利發展與解決就業的服務半徑內找尋到二者的最大公約數。
總之，倘若放在一張表裡來看，縱軸是便利，橫軸是就業，所有便利店業態本質上都是在便利和就業中的權衡取捨：與人方便也與己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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