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赳赳：论道歉
今天，作家胡赳赳与我们论道歉。为什么如今说声对不起那么难？在胡赳赳看来，对个人而言，过分强大的自我阻碍了反省；而缄默反倒彰显了权力的强大。可道歉本是如此重要，及时、诚恳的道歉多多益善。于个人而言，这不是对人格的羞辱，而是个人修养的提升机会，长远地有助于人的成长；于更抽象的“主体”、“权力”来说，便是调和矛盾的良方。
论道歉
首先我要道歉，为了听我讲述而占用您的时间。如果说一个人一辈子没有道过歉，他要么是个完人，要么是风骨俱佳——那人人都渴望做这样的完人，以及拥有风骨俱佳的品性。
但事实并非如此，没道过歉不代表没犯过错误——人恒能无过——因此，一辈子没道过歉的人，有个俗语等着他：鸭子死了嘴巴子硬。
人们宁可下跪，也不愿低头。因此跪着的人，也都梗着脖子。说声对不起有那么难吗？这句话应该换个部位发问：说声对不起有那么容易吗？下跪是愿赌服输，可以；低头说对不起是承认我自己错了，不可以。谦逊的作风从来和个人的傲慢是水火不相容的。要想某个人放弃自己的傲慢，这等于说是撕破了他的面皮——你要知道，揭开表皮的疼痛感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而且暴露出的真皮组织又是那么缺少防护。
“不认错”是一个人的自我防御机制，“自省”是一个人的自我完善机制。不说道歉只能说明这个人的自我防御机制很强大，强大到受不得半点有损自己荣誉的事情发生——尽管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但他的防御机制认为，只要不承认这个错误，就相当于没有发生。也就是说，自我防御机制开始采取自我欺骗的方式，只要我自己不认为自己有错，那就不用道歉；既便我认为自己错了，如果道歉的话就是错上加错。总之，防御机制会给自己找各种理由，以便可以将道歉这个事糊弄过去。
“自我”是这样一个东西：你添加一份，它便走向傲慢；你减少一份，它便走向谦逊。只有谦逊的人才会道歉，因为谦逊的人拥有“自省”的能力。他不仅擅于承认错误，而且会因承认而改正。当他一次次改正时，最终能走向“不二过”——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这是孔子赞许学生颜回时的评价。
如果不承认错误，那骨子里是不会认为真的犯了错失的，因此也得不到改正的机会。他也会从傲慢走向傲慢，最终全世界都看着他栽跟头。他依然不会悔改，因为就算全世界看着他栽跟头，他也要让全世界陪他一起栽跟头。自我的防御机制往往是“一荣我荣，一损俱损”。
我们要正确看待“自我”，“自我”不能太大，亦不能太小。自我太大者自亢，傲慢，眼高手低；自我太小者自卑、谦恭、忘我。那种受人欺负的好人往往是“自我太小”的角色。所以他们易受伤害、善良得软弱、恨其不幸而怒其不争。
宗教教人放下，就是“放下自我”，完全臣服，与世无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作圣人状。如此以来，便给自我很大的人诸多机会：占便宜，多吃多占，为所欲为，不停地试探无我者的底线。教导别人向善的不能说都是坏人，但至少不乏别有用心者；自律向善的则是好人，自律向善且带动他人向善的是大好人。
为什么吃亏的总是好人？因为好人在不停地出让“自我”，乃至于奉献牺牲，皆是如此。作好人而无怨，必定会走向崇高，这个长期利益是巨大的。好人虽则短期会吃亏，但长期来看，结局比坏人好得多。坏人总是抢占胜利果实，于是就养成了骄纵、蛮横的习气。这个习气最终会害了他，不知何时何地，忽然就阴沟翻了船。恶人自有恶人治，不需要好人动一根手指。《周易》有言：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两条道路，咎由自取。
可以说，不道歉便是善之终和恶之始。这是一个交相转换的契机。如果做错了事而不承认错误，良心上没有内疚之情，或者说内疚小于其外在的颜面，良善就要在此终结了，另一条作恶的道路延伸出来，此人便不得不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掩盖这个错误，就像他用不道歉掩盖做错事一样。于是乎他便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玩越大，最终翻不了身。
道歉者有几种心态要克服：一是做错了而未觉得错；一是知道错了而不情愿认错；还有一种是私下里认错而不愿公开道歉。至于道歉是否诚恳，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要让某些人致歉，感觉像从他们身上挖一块肉走，这让他们舍不得，十分痛惜。还有些人好名，生怕自己的名望受到损失，要是他们在处理事情之前也这么想就好了。而更多的事例是来自于“权力的傲慢”：我就是不道歉，你能拿我怎样？
弱者向强者道歉是容易的，且经常会遭遇这样的状况。如果在餐厅观察你会发现，服务员向用餐者道歉比比皆是，无论是盘子凉了、或是上菜慢了，以及有什么不周到之处，服务员总是得俯身说对不起。这本应该是公民良好的修养，不管有错没错，自己先说对不起——但在我们的社会，认错的人仿佛低人一等，而不是受到鼓励。
只有让众人意识到道歉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修养时，这个局面才会发生改观。致歉最能获得同理心，博取一干众人的理解，而且是成本最低的示弱。越是真正的强者，越会俯身示弱，因为他已经强大到不在意别人对强弱的看法。而外强中干者，则往往示强，示强的人才说明内心真正的虚弱。这和没有本事的人老要拿学历和职位说事一样，真正有本事的人，是无需处处把这挂在嘴边的。
无论如何，道歉是一门艺术，也是绅士的行为。我们欣赏那些把对不起当口头禅的人：对不起，借过；对不起，打断一下；对不起，我先走一步。同时，我们也憎恶死不道歉的强权机构。尤其是，机构貌似庞大，实质上处在自行其是的危险路径上。因为机构毕竟不像驾驶一艘船那么责任明晰，经常会互相推诿找不到责任人。因此，在危机面前，我们会看到“锅”甩来甩去，没有人去背。
尤其是在人类一些惨痛灾难上，可以说以国家形式出面道歉的了了无几：我们记住了西德总理勃兰特在 1970 年为二战屠杀犹太人而下跪道歉；澳州政府 1998 年设立了 5 月 26 日为国家道歉日，向“被盗窃的一代”土著儿童道歉，大约有十万儿童被与父母隔绝，参与人种改造计划（1880-1960）；还有英国首相布朗在2009年为计算机之父图灵受到的不公正刑罚道歉，图灵于 1954 年吃下剧毒苹果自杀，此前他因同性恋而被化学阉割。
1970 年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向犹太人下跪。
心理学家哈丽特·勒纳说：“人的恶行越严重，带来的耻辱越大，作恶者就越难以体会受害者的感受并产生悔意。”这位心理学家在《你为什么不道歉》中说道：“当人们失去价值观时，自我防御就成了唯一的生活方式。”她的观察发现，羞辱犯错者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只能把犯错者内心仅存的一点自我价值摧毁殆尽。”
公立机构之所以难以道歉，是因为主事者躲在一个抽象的名词背后，他有很多种方式将必须道歉的事体解释为一个意外或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更有甚者，由于其拥有强大的权力而无需解释，保持哪怕是难堪的缄默也是他们认为权力表达的一种方式。
在施瓦辛格主演的电影《空难余波》中，他的妻子和儿女因两架飞机相撞而遇难。然而没有人出来对这件事情道歉，愤怒之下，他杀死了空管员。这是根据现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现实中这个人是位建筑师，住在俄罗斯，出狱后受本地人夹道欢迎，称其是“真正的男人”。
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则认为不愿意认错属于大脑的“认知失调”。其表现为：“因为当一个人承认自己错误的时候，就等于是从大脑中强行卸载掉旧的思维，同时再安装一套新观念。而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往往会引发大脑信息短路，从而造成思想系统的紊乱。” 也就是说，当人们在遇到一个跟自己认知不匹配的新观念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接受并改正，而是找出支持旧观念的其他理由，“哪怕这个理由荒唐至极”。为此这位心理学家写了一本专著《谁会认错？》探讨这个问题。
正如我们不能把“好色”推托给“生物基因的选择策略”一样，我们也不能让“认知失调”或“认知障碍”成为不去道歉的借口。但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有助于人们更好的拥有一个“镜像分析”，通过这个镜像分析能认清楚自己的认知偏差和归纳谬误。如此以来，方能指导自身的行为。
从心理学的方向去理解只是关于为什么要道歉的角度之一。如果我们从“权力”和“主体”的角度去认知，道歉是让两个“主体”走向缓和并体现二者平等的一种方式，然而在现实复杂的较量中，“主体”的“权力”又常常是不平等的，他们有或明或暗的较劲。主体之一会衡量假若自己不道歉，其风险会有多大？因此你会看到，在需要道歉的事体上，道歉者往往会采取拖延的策略，尽可能以观察和延迟为主，如果事实不可收拾，不得不出面道歉，他们也倾向于象征性地息事宁人。
而主体的另一方不仅要道歉的结果，也需要道歉的质量。在道歉的方式上，你必须是真诚的，不能是轻描淡写的，也不可以有“但是”这样的字眼。至于漫天找推托借口、解释各种客观原因的道歉信，则几乎全部都是失败的。而且此种方式不仅于事无补，大概率会惹恼当事人，成为新的愤怒的导火索。
而且有一点必须指出，“权力”弱小者指责他人必须道歉起不到施加压力的作用。分散的主体往往只拥有微弱的声音，既便他们持续不断地要求某些强势机构的道歉，其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如果要道歉发生，只有两种情形下才有可能：一种是道歉者自己的意识观念发生转变，他真的在认知上知道自己需要作出调整，他必须否定自己才能完善自己；二是道歉者基于社会外部施压不得不作出妥协，他必须屈从于言论空间和话语权力对他的声讨，前提是这种声讨往往伴随着行动上的威摄：游行、示威或者是某种随之而来的制裁。
对于第二种方式，目前有着比较糟糕的环境，所谓“强扭的瓜不甜”。大众仍然未将“道歉”是使得双方平等的观念传播开来——如果一方“道歉”，另一方则会视作胜利，而“道歉”的一方则有失败或受挫之感。主体双方又因之陷入一种新的不平等。在正确的观念上，“道歉”没有胜利或失败可言，“道歉”是使双方走向平等，并保持新的平衡。否则的话，道歉之前，受损者一方是屈辱的；道歉之后，道歉者又觉得屈辱。
日本电力公司高层为“311”地震引起的海啸造成的核事故道歉。
公众同样是权力的主体，尽管这个主体常会被各种抽象集合所代理。公众经常会处在被冒犯或权力受限以至于权益受损的那一端，因此，公众也免不了经常要发出要求道歉的声音：为什么侵华日军不道歉？为什么某个迫害事件的主导者不出来道歉？为什么造成疫情爆发的责任人不出来道歉等等。
然而这样的要求一般很难得到满足，除非是权力制衡被打破：道歉只是公众所提无数要求中的一个，其优先处理等级首先就会受到慢待，更不用说上升到议事日程以及走漫长的执事流程了。但是基于人类的良知和道德感有天然的、朴素的一致性，“公正”的优先等级会自然而然地得到体现，除非长期的压制，“公正”与“不公”之间的砝码会施加不同的重量。当“不公”的重量过于难以承受，而“道歉”又不及时的时候，“道歉”作为社会减压阀便会失去缓冲的功能。事情将会因之走向升级。权力的一方不再是要求道歉而是会要求有实质性的利益割让了。
心理治疗师盖瑞·查普曼总结了五种有用的道歉语言，它们包括：表达歉意、承认过错、弥补过失、真诚悔改、请求宽恕。他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不同的文化浸泡对于道歉的方式有不同的接受度。他也一再强调不道歉的危害，“没有道歉，愤怒就会积聚，并会促使我们寻求公正。”而且一旦道歉，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具有惊人的宽恕能力”。
中国人是否缺少“道歉的能力”呢？首先广泛流行的大男子主义者对于道歉是难以为继的，任何错误都可以推给对方或者是客观因素。还有一种人是强有力的辩论者，他们宁愿滔滔不绝地为自己辩解，也不愿虚下心来接受自己犯错的事实。道歉在盲目的自尊自大者看来，是一件极其损失颜面的事情。他们完全不顾道歉是修复双方关系、回归平等的最优方案。对于机构来说，他们宁可选择法律来解决问题：法律判决道歉我就道歉。无论是在抄袭、侵权还是其它民事纠纷中，总能找到这样的为数众多的案例。主动选择道歉本来是绅士的优雅方式，却被中国人看作是难以下咽的屈辱。
而当真正的屈辱到来时，大多数人又选择一叶障目，见所未见。甚至具有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的发作：当他被捆绑时，他不仅不会要求绑匪道歉，他还会谢谢绑匪的不杀之恩；他不仅不会抱怨饭菜难以下咽，而且简直为有吃喝而感激戴德；到最后，他就差爱上绑匪了，但实在又高攀不上。这显然也是“生存策略”的一种表现形式，当双方的力量悬殊时，弱小者唯一的方式便是选择向强权屈服、自我改造，成为配合者——配合着走向末日和深渊。
所以说，道歉这桩事，在力量差异巨大的双方之间，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同时，道歉也反衬着双方的平等。在一个遍地道歉的国家，可以见出其不平等的比例是占少数的；而在一个没有道歉的国度，恰恰说明着不平等的鸿沟有多么宽深。
精选留言
- 23空木寺：你觉得现在推这篇文章合适吗？
- 291作者：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讲道理都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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