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理想政体是君主立宪，在保证君主之绝对权力的同时，依照宪法治理国家。辛亥革命的形势，使他退而求其次，抢到了共和政体的总统之职，但他对共和始终抱有敌意，认为权力分立的民主共和，会相当影响行政效率。
当年他在朝鲜、山东和直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见他并非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但他是一个旧式官员，习惯了传统意义上的行政体制，而对欧美式的民主共和行政体制极不适应。所以，他时时抱怨共和制令他“夙夜彷徨，难安寝馈”，故先入为主地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必欲去之而后快。
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上，王莽要恢复周朝的井田制，结果由谦恭下士的君子，落了个遗臭万年。如今，袁世凯要从共和返归君主，不论对错，首先是逆世界潮流的，那便必败无遗。然而，他当局者迷，一条路走到黑，他与章太炎等常讥笑孙中山为理想家，不落实处，然而其不如孙中山处，也正在于此。
哲人常说：“要做正确的事，而非正确地做事。”袁世凯虽不能做正确的事，却善于正确地做事。他称帝是完全错误的，但他操作称帝之事却很是高明。历史上，王莽改制复古，要拉刘向、刘歆、扬雄等学者为自己创建理论，打通玄关，而袁世凯比之王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先是令学者熊希龄组织名流内阁，招揽梁启超、张謇、朱启钤、周自齐、汪大燮等名流担任各部部长。名流内阁要搞行政体制改革，召集各省代表召开“行政会议”，袁世凯便指派李经羲、杨度、蔡锷等八人接管这一会议，并改其名为“政治会议”。
在这个荟萃各省人才的“政治会议”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个“约法会议”，以孙毓筠、施愚为正负议长。“约法会议”对《临时约法》加减乘除后，炮制出一个《中华民国约法》来，并迫不及待地于1914年5月1日公布。
根据这个“正式约法”，国家立法机关采用一院制，即立法院。在立法院未成立前，由新建立的参政院代行其职权。该参政院制定了许多必要的专门法律，成为后来国民政府法律的蓝本，这些工作值得称赞。但是，该参政院也制定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根据此法，袁世凯的总统便不仅可以荣任终身，且可传妻传子了。
新《约法》中还有许多帝制的前奏，择其要者如下：废除国务院和国务总理，改为政事堂和国务卿，各部归总统直辖；各级官职采用中国古代旧名，分卿、大夫、士三等九秩；恢复清朝的都察院和御史台，分别改名为平政院和肃政厅，以监察官吏，贪污五百元以上者死罪；废除各省都督，设巡按使主持各省民政；废省设道，以道尹掌握地方政府实权；设置将军府，以安置退位之高级军人；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统一军权。
《约法》之外，袁世凯还设立模范团，以改革军队；发布尊孔令，倡言春秋大义；恢复陛见制度，以正“君臣之礼”；以及赴天坛祭天，以膺天运，等等。
当此万象更新的20世纪，新旧思想交相辉映，令人目不暇接，却尚无一种思想能占据绝对正确的地位。因此，若要令人心悦诚服，势必要理论先行，辩倒天下能言善辩的反对派，才可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付诸实践。
孙中山的革命，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他有一个经得住考验的三民主义作行动纲领；而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就也必须有一个经得住推敲的理论来作指导才行。
此时的袁世凯，就如同赤壁战前的周公瑾，万事俱备，就等着一个登坛祭风的诸葛亮了。这时，果然有一个中国的“诸葛亮”和两个外国的“诸葛亮”手摇羽扇翩然而来。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何况是三个“诸葛亮”呢！
这个中国的“诸葛亮”，便是被袁世凯誉为“旷代逸才”的杨度。杨度其人，实在是一个不世出的奇才，他本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精通国学；后来又东渡日本求学，博览西学；回国后依附袁世凯，为其筹划帝制，不遗余力；洪宪帝制失败后，他披发入山修道，忽然顿悟，又出山改为孙中山效力；等到国民军北伐时，他又加入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中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员及党员家属。
他为人极具个性，张扬不羁，却思想缜密，清高傲岸，却又热于助人。比如，他在日本与孙中山等交好，却明确表示政见不同，日后回国各行其道，真是光明磊落；再比如，1927年，他已淡出政坛后，经济已颇拮据，但为了营救李大钊甘愿倾家荡产，实乃古道热肠。正因如此，他虽是“洪宪帝制”的第一号怂恿犯，后人却并未因此把他看做一个花脸奸臣。
杨度素来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时，曾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组织，专为讨论君主、民主何者为宜。如今，袁世凯增修《约法》，帝制已箭在弦上，以杨度之智，自是洞若观火。他于1915年4月撰写了鸿辩滔滔的《君宪救国论》，由夏寿田转呈袁克定和袁世凯。
袁世凯阅后大为激动，亲笔题写“旷代逸才”四字赠与杨度。此文以汉大赋的宾客问答文体，借“虎公”与“客”之口，极言君主立宪之佳，而将共和驳得体无完肤。此文一开始即写道：
客有问于虎公曰：“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国以安宁，民以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
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
客曰：“何以故？”
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役，必欲逼戊共和，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
杨度以此文得到袁世凯的器重，更于当年8月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和严复一起组织了筹安会，是谓“筹安六君子”。这六个中，杨度、刘师培、严复是名满天下的学者、才子，胡瑛、孙毓筠、李燮和则是成名已久的老同盟会员，刘师培其实也曾经加入同盟会。
刘师培对革命早就失望，胡瑛、孙毓筠和李燮和则是对革命后的现实不满，至于严复则是被杨度涎皮赖脸拉来的。他们的组合，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迷惘情绪。
不论如何，这“六君子”的影响力都非同小可，他们一挂牌办公，全国上下被搅得人心惶惶，都认为帝制即将产生。梁启超即针对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发表了堪与并称双璧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以驳之。
继之，汪凤瀛发表《致筹安会书》，徐佛苏发表《对于筹安会意见书》，从理论上驳斥筹安会的主张。袁世凯知道后，深以梁启超为惧，乃重金请同孚盛名的严复撰文驳之，被严复拒绝。袁只好改令孙毓筠撰之，但影响力就大打折扣了。
此时，更有李诲、贺振雄、梁觉、周震勋等人弹劾或起诉“六君子”，总检察厅厅长罗文干挂冠而去。倒是司法总长章宗祥尚能揶揄，他说：“国家不安而能筹安，岂非人民的幸福！”众人既无可奈何，筹安会便干脆抛开研究讨论的外衣，开始公然呼吁帝制，将来京参加参政院会议的各省代表组织成请愿团，于9月2日向参政院正式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变更国体。
历朝历代，劝进之功乃是第一等美事。看到杨度等春风得意，一向与之不睦的梁士诒不甘落后，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国许多请愿组织包括筹安会都被列名其下。其中，安静生组织的妇女请愿团被几个女学生在报端痛斥道：“政界中之请愿者，希望封爵位也。
女界中之请愿者，希望为妃嫔也。安静生本一贱妇，望我诸姑姊妹勿与贱妇为伍。”杨度见状，乃组织了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与之争风。
事实上在袁世凯称帝的全过程中，梁士诒的功劳更大于杨度，因为梁士诒精通财政金融，素有“财神爷”的美誉，帝制的总花销超出预算一倍有余，都是由梁士诒办理的。因此，时人认为杨度是言论的帝制派，而梁士诒是经济的帝制派。只是因为杨度在理论上开了先河，更具精神象征意义罢了。
那两个外国的“诸葛亮”，一个是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古德诺博士，另一个是日本著名法学家有贺长雄博士，两人都是中国政府的法律顾问。
古德诺博士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是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始人，也是当时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即出其门墙。当时顾维钧被袁世凯破格征用为机要秘书，遂向袁推荐了自己的导师。然而古德诺是一个埋头做学问的夫子，对复杂的中国政治毫无了解，他只知道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三年顾问合同，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便十分敬业地将自己的心得和盘托出，却不知道中国素来有“因言获罪”的传统。
他撰于1915年暑期、发表于《亚细亚日报》的大作《共和与君主论》，在后人看来，自然是一部臭不可闻的秽书，然而，若结合当时情况来看，他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道理。他认为，奉行共和政体而有效者，实际上只有美、法两国，而其中法国还经历多次反复。受美、法两国影响，原西班牙、葡萄牙在拉美的殖民地也纷纷建立共和政体，然而由于它们缺乏美、法两国的经济和文教条件，其共和政体最终都变易为寡头独裁政权。
而当此寡头人物寿终正寝时，该国必然陷入大乱，搞得民不聊生。这种寡头独裁政权，由于无法解决继承人问题，就还不如帝王专政、世袭罔替的好。因为，帝王专政虽然也是独裁，但为了子孙后代的江山社稷考虑，还是会付出相当努力、负起相当责任来的。古德诺又说，世界上最早搞共和政体的是英国，并且有了一位民选的元首克伦威尔，但克伦威尔一死，即复辟了帝制。
而复辟后的英国，哪里不比克伦威尔时代好呢？而帝制的英国，又哪里比那些寡头独裁的拉美国家差呢？因此，帝制和共和，本无优劣之分，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应该机械地去看。古德诺最后认为，以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教育水平情况来看，既不能一成不变，又不宜变得面目全非，相对于民主共和政体，显然以君主立宪为佳。
我们考量历史上的共和和独裁，如古罗马共和国的共和制度，比之罗马帝国的独裁制度，孰善孰恶，一言岂可判之？而在民国创立之初，共和画虎不成，民主似是而非，天朝的斜阳却余暄尚在，面对如此困惑的现状，有个旁观的洋夫子踊跃发言，高屋建瓴地回答问题，并不是一件坏事。可惜的是，古德诺此文虽是秘密呈给袁世凯的，却被袁世凯当做一大利器公之于众，结果造成舆论大哗。
要知道，民国之初，国人对民主、共和均若雾里看花，不甚明白，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大言绰绰，诚然壮观，却不足为信，而古德诺却是来自共和国家的典范——美国的政治学专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效果正是袁世凯想要的。于是，“君宪优于共和”之说甚嚣尘上。然而，由于袁世凯很快称帝失败，古德诺也随之身败名裂，并失去了代表共和党角逐美国总统的机会。
事实上，在20世纪的世界，一国的政治体制更多是随着世界潮流而发展变化。诚然，共和和君主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但共和毕竟是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君主、独裁国家毕竟越来越少了。
有贺长雄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留学于德、奥，获法学、文学双料博士，从1913年起任中国政府法律顾问，被中国法律界奉为导师。他于1915年8月向袁世凯呈递了《共和宪法持久策》，也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深厚传统的大国，不应该实行西方形式的共和国。
但他的观点与古德诺略有不同，即他认为共和有两种，一是君宪共和，二是无君共和，这样就把英、日等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也纳入共和的世界潮流里去了。袁世凯对有贺长雄极尽笼络之能事，曾赐以唐人真迹，有贺长雄具奏谢恩，自称外臣，日本朝野因而鄙夷之。
袁世凯自己对称帝的态度，则有着较长的发展轨迹。辛亥革命时，就不时有人劝袁世凯取清帝而自代，但他尚不敢如此。一是因为清廷旧臣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羲等尚有相当势力；二是北洋内部如姜桂题、冯国璋等人忠君思想浓厚；三是北洋军力未达到长江以南，即令帝制自为，也是半壁河山；四是南方未必不可以争取；五是尚不忍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天下。
辛亥南北和谈时，北方代表之一杨士琦仍力主君主制，时人都以为他志在维系清室，其实他心目中的君主便是袁世凯。这一点，他与组织国事匡济会的杨度不谋而合。这两人当时被视为不合时宜，后来被证明是目光如炬。
民国初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接见中国使臣梁敦彦时谈及国体问题，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应当建立强有力的君主制度。当时袁克定在德国养病，听到此说，十分振奋。两年后，袁克定携梁敦彦回国，便将德皇的话转述与袁世凯，袁世凯亦十分动心。
不久，中国驻英、日两国公使均来密电，大意是两国政府愿与中国结盟，但两国皆为君主国，而中国为共和国，联盟恐不能长久，因此结盟后愿助中国建立强有力的君主政体。袁世凯虽暂时搁置此议，但他增修《约法》、解散国会、修改《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正是为帝制未雨绸缪，不过是他更为小心翼翼罢了。
帝制之说甚嚣尘上时，清朝遗老劳乃宣发表《正续共和解》，认为若复辟帝制，自应请宣统复位。对此，袁世凯答道：“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真要皇帝的话，自应是汉族。清朝取天下于明朝，因此应该找明朝皇帝的后人，若找不到，交通总长朱启钤也可以做。”其话虽揶揄，但“要汉族不要满族”，已昭然若揭了。
到杨度、古德诺、有贺长雄先后撰就鸿文，筹安会、各请愿会如火如荼的时候，袁世凯之称帝已如箭在弦上了。各请愿团体组织召开了国民会议，进而升格为国民代表大会，由各省区、各行业分别选出国大代表，以投票方式决定政体。
结果，1915年12月，国民代表大会以1993票全票通过，“一致赞成为君主立宪国体”。12月11日，汪大燮领衔参政院向袁世凯呈上推戴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山呼万岁。
袁世凯称帝有许多客观原因：一是民国初年，共和突现，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社会上普遍存在迷惘情绪；二是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国内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地方税收上缴情况也有所好转，为称帝提供了经济保障；三是杨度等人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判断力，等等。
而在袁世凯的主观上，则有两大原因：一是他本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与民主共和格格不入，虽贵为总统，犹嫌不足。事实上，以袁世凯这样一个旧官僚做共和政体的总统，本来就是合法而不合理的。二是长子袁克定的极力怂恿。
大公子袁克定常被后人目为志大才疏的不肖子弟，实际上袁克定精通德语等外文，在晚清权贵子弟中算得上是凤毛麟角的精英人物。后来他在日本入侵时，又峻拒了日本人购买袁氏洹上田宅的要求，保持了民族气节。晚年他挂名文史馆，实则依附表弟张伯驹，每日埋头读外文书，等闲不下楼一步。
当袁世凯筹谋称帝时，虽经修改法律，总统已可世袭，但袁克定仍觉总统与世袭为格格不入，遂极力怂恿其父称帝。他针对袁家数代以来无人能活到60岁的怪圈，不断向其父进言，说惟有做皇帝才能突破这一宿命。久之，袁世凯就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了。试想，对死亡的恐惧，是连秦皇汉武都克服不了的，何况袁世凯呢？袁克定还伪造袁世凯每日必看的《顺天时报》，让袁世凯看不到真实的民众反应。后来还是妹妹静雪发现了这个秘密，连忙禀报父亲的，气得袁世凯把袁克定痛打一顿，但木已成舟，悔之已晚了。
因此，有人说袁世凯是被袁克定所误，也有几分道理。不过，袁世凯作为一个旧式官员，必然深受中国官场为儿孙谋利益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也不能完全归罪于袁克定。有意思的是，他的次子袁克文却极力反对他称帝，并写有诗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来劝百讽一，一父之子，竟然贤愚如此！
閱讀更多 國家網文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