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漢族，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 自號少陵野老，杜甫是和李白齊名的中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一生的傳奇色彩和曲折榮辱，是大唐帝國的盛極而衰的真實寫照。 杜甫生活於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杜甫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學淵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現理想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則表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 反映當時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動亂、揭露統治者的醜惡行徑，從此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隨著唐玄宗後期政治越來越腐敗，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貧困失望的境地。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他少年時期，曾發出“會當臨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豪言壯語，就如同興盛的大唐王朝一樣懷揣著巔峰盛世的夢想。他幸運地親眼見證了整個大唐的開元盛世，又不幸地經歷了盛極而衰的天旋地轉。他一生顛沛流離，飽受盛世之中仕途功名的艱難和亂世之中國破家亡的痛苦。在盛世，他沒有升斗小民的自豪與幸福。在亂世，他也沒有治亂興亡的仕途與道路。但是卻留下了上千首見證歷史的詩篇，被後人稱為“詩聖”。
有人說，如果把杜甫中年至他死去時的詩作全部讀完，就是一部記錄整個“安史之亂”的史書。如果把杜甫一生的詩作全部讀完，就是一部見證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歷史。這種說法毫不誇張，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對當時歷史現象的記錄，往往比官方的唐史更加詳細，更加真實。
一、命途多舛，親身經歷盛世的衰落
公元755年，唐朝爆發了“安史之亂”，從此以後，大唐盛世一去不返。這場叛亂由羯人安祿山、史思明發起，以奚、契丹族遊民為主力。公元756年6月，叛軍攻破潼關，守關將軍、唐軍副元帥哥舒翰被捉後投降了安祿山。大軍壓境，長安完全失去最後一道屏障，唐玄宗匆忙向蜀地逃亡，太子李亨（唐肅宗）在靈武(今寧夏靈武縣)即位。當時，正在鄜州羌村(在今陝西富縣南)的杜甫聞知後即刻啟程，試圖北上延州(今陝西延安)，經蘆子關奔赴靈武，投效唐肅宗。杜甫先是5月間帶家人從奉先出發，想逃到白水，臨行之前，他的小兒子餓死了。他傷心欲絕，追憶長安十年的感受和兒子餓死期間的沿途見聞，寫下了名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這是一首流傳千古的名篇。杜甫在詩中所表達的並不是天寶年間安史之亂前夕他一個人的遭遇，而是當時大唐王朝的盛世陰霾下陝川河南地區所有老百姓的連沛流離與衰亡之象。他的憂國、憂民、忠君、念家、懷才不遇等思想情感，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尖銳的社會矛盾。其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千古名句，是被世人公認的歷史的見證。
杜甫在逃往的路上被安祿山的叛軍俘獲。此時的杜甫正四十五歲。被俘後，杜甫沒有投降，也沒有認命。《新唐書·杜甫傳》記載“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叛軍將杜甫押解至長安，卻因為杜甫並無官職，沒有被叛軍下獄，而僅僅將杜甫作為充實京城的“賤民”。縱然如此，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目睹了唐軍的兵強馬壯，強盛的士氣，寫下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
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
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眾，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
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乾元元年六月，李嗣業為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八月，同郭子儀等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在關中長安，唐軍西以隴西關為限，東以函谷關為界，與安祿山叛軍展開大戰。杜甫的這首詩記錄了唐軍將士“萬馬救中原”奮勇作戰的威猛和李嗣業指揮有方，作戰有序，讚揚了其將帥之才，表現出對唐軍收復失地期許的強烈之情。
二、輾轉流離，親歷戰場，用詩歌記錄歷史
淪陷的長安已經全無昔日的繁華。從當年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到而今的“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從昔日的“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到現在的”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夷歌飲都市“。這一切都宛如一場來不及挽留的盛世大夢。
杜甫不堪這種亡國奴的屈辱生活，終於在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以自己衰朽老弱的殘軀從叛軍中逃了出來。這一路上，他親歷戰場，輾轉流離，親眼看到大好的河山如何被叛軍踐踏，無辜的百姓如何被叛軍蹂躪。面對國破家亡的悲慘景象，他用詩歌記錄下了他在安史之亂中觀察到了一切。其中的《春望》，《哀江頭》 等篇，真實地描繪了被叛軍洗劫後的長安城一片凋零的景象：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
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
......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魂歸不得。
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
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當年繁華如夢的長安城，在杜甫的詩歌下彷彿一位飽經滄桑的垂暮的老人，在一片殘垣斷壁中苟延殘喘，彷彿伴著大唐帝國最後一絲榮耀走向生命的終點。這些都被杜甫用一筆一筆地記錄了下來，他沒有一線虛偽與誇張，沒有一點迎奉與裝飾。他只是一個見證者，一個記錄者。記錄著一點一點消失的輝煌，記錄著那個時代的不幸和歷史的傷痕。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從長安城西的金光門逃出，直奔鳳翔，此時的唐肅宗正在鳳翔行宮。逃亡的路上充滿艱難和危險，因為叛軍的部隊正分佈在周圍。杜甫不敢走大道，只好抄山林間崎嶇小路行走。幾經艱險，終於逃到了鳳翔。這時的杜甫，衣袖殘破，捉襟見肘，穿著一雙不成樣子的麻鞋。唐肅宗被杜甫的忠誠感動，在這年五月十六日，將從八品的左拾遺一職授予杜甫。在這一路上的逃亡之中，杜甫寫下了《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三首)。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從事一個閒職。到華州後，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遊西溪畔的鄭縣亭子，以排憂遣悶。在這期間，他寫下了《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後，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一年九月，長安收復。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於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於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三、晚年漂泊無依，用詩歌記錄戰亂中的百姓生活
杜甫晚年的仕途之路，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一貶再貶。迫於生計，他流落江湖，親眼見證了戰亂中百姓們的生活。乾元元年（758年）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尋找親人。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
“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公元758年，為平息安史之亂，郭子儀、李光弼等九位節度使，率兵20萬圍攻安慶緒所佔的鄴郡。但在第二年春天，由於史思明派來援軍，加上唐軍內部矛盾重重，形勢發生逆轉，在敵人兩面夾擊之下，唐軍全線崩潰。郭子儀等退守河陽，並四處抽丁補充兵力。公元759年（乾元二年）春，杜甫由左拾遺貶為華州司功參軍，離開洛陽，歷經新安、石壕、潼關，夜宿曉行，風塵僕僕，趕往華州任所。所經之處，哀鴻遍野，民不聊生，那些酷吏為補充兵力四處抓壯丁的現象引起詩人感情上的強烈震動。他在由新安縣西行途中，投宿石壕村，遇到吏卒深夜捉人，這是他親眼所見的事情。他把這件事寫成了五言古詩，讓後人對當時的酷吏虐民的慘景有了更加深刻的瞭解。他記錄的不僅僅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更是實實在在發生在人間的歷史。這種記錄沒有偏頗，沒有修飾。他彷彿是一臺時光機，把歷史的真相還原在每一個人的面前。
大曆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他終其一生，為後人留下了1400多首詩作，其中大部分都是創作於“安史之亂”爆發到結束的8年時間裡。他用他的詩歌記錄下了整個安史之亂的過程，以及這場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他就像是一位“戰地記者”，親眼見證每一個歷史細節，並把它們還原出來。
杜甫顛沛流離的一生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李白和杜甫並稱為“中國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他們為人和為文的風格迥異，恰如人性的兩極。
李白任酒使俠，瀟灑豪邁，“人生得意須盡歡”，“但願長醉不願醒”，其飄逸出塵，早已被定義為“謫仙人”。而提起杜甫，人們心中浮現起的第一印象，大都是一位憂心忡忡、沉重愁苦的老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裡裂”，似乎一生都沒有太開心的時候。俗語說，少年愛讀李白，中年愛讀杜甫，大概由此而來。
1
杜甫可以說是出身名門，往前追溯，他是晉代名將杜預的第十三代孫，祖父杜審言則是初唐時一位頗有影響的詩人。一武一文，各有千秋，讓杜甫從小就以這兩位先人作為人生的榜樣。杜甫的父親杜閒為兗州司馬，母親崔氏在杜甫5歲時就去世了，他由在洛陽的姑姑撫養長大，童年和少年時光基本上是在洛陽度過的。
從19歲開始到30多歲，杜甫將青春和豪情都揮灑在長達十多年的漫漫羈旅中，腳步遍佈齊趙一帶。期間在24歲時，杜甫參加過一次科舉考試，結果落第了，但自視甚高的他對此不以為意。這十年，應該算得上杜甫生命中最快活的時光，不用擔心經濟來源，只管飽覽河山，把酒言歡，無憂無慮，志得意滿。到35歲這年，杜甫才又決定到首都長安去一試功名。
2
杜甫在去長安前，還有一段值得一書的插曲——公元744年，他和李白第一次在洛陽見面，一見如故。聞一多曾充滿激情地評價這一時刻：“我們四千年的歷史裡，除了孔子見老子，沒有比這兩人的會面，更重大，更神聖，更可紀念的。”兩個光耀千古的大詩人，結下深厚的友誼，成就了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
詩人林庚說李白是杜甫生平最傾心的詩人，並不為過。一貫秉持儒家思想的杜甫，寫給李白的第一首詩裡，就有一大套的道家術語，還陪李白共渡黃河，遊王屋山，一同求仙問道去拜訪道士華蓋君。爾後兩人結伴到齊魯一帶遊玩，中途遇到杜甫早年結識的朋友高適，三位大詩人齊聚一堂，騎馬遊獵，登高懷古，吟詩唱和，好不快哉。
別後第二年，杜甫與李白在兗州再次秋日重逢，促膝論道，醉臥鄉野，各自都留下過詩篇。兩人“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親密無間。
這次短暫的相聚後，杜甫西上長安求功名，李白則南下漫遊，此後餘生兩人再也沒能見面。但杜甫從未淡忘過這位摯友，杜詩全集中與李白有關的共二十多首，直接點名寫給他的就有15首：《冬日懷李白》、《春日憶李白》、《夢李白》、《天末懷李白》……這些大多都是杜甫嘔心瀝血、情真意切的名作。
有對李白成就的極度推崇：“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有對他的思念：“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而“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這樣的名句更是李白在詩壇地位的定調之論。
公元756年，李白參與永王璘起兵與肅宗爭奪皇位的軍事行動，被朝廷審判。謀反是頂級罪名，大部分人唯恐避之不及，而分別11年後的杜甫，仍堅持“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寫出240字的長詩為李白辯駁，患難情真。
3
杜甫到長安後，好景不長，父親死在任上，一直以來的經濟倚靠就此中斷。等待他的，即將是近十年困於長安的窘境。天寶年間的政治環境，與“稻米流脂粟米白”的開元盛世已大不一樣。747年，杜甫參加了一場由唐玄宗親自組織的選撥考試，然而奸相李林甫玩弄手腕，致使赴考的士子無一人及第。
屢試不第，讓杜甫的生活困頓到了飢寒交迫的地步。真實情況大概恰如他自己的詩句：“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對底層困苦的切身體驗，讓杜甫的生活真正發生了變化，由一名原本衣食無憂的官宦子弟，開始體味到人世的殘酷與艱辛。
公元755年，43歲的杜甫終於排上了一個職務：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工作內容是看管武器倉庫、門禁鎖鑰。然而一個多月後，“安史之亂”爆發。當時杜甫正在離開長安去奉先的路上，回家探望久別的妻兒，一路上目睹餓殍遍野，而路過驪山，唐玄宗正和楊貴妃在華清宮通宵飲酒作樂。等到他一進家門，便聽見一片嚎啕——自己的幼子凍餓而死。悲痛的杜甫由己及人，推想到黎民蒼生的苦難，更是悲憤交加。他的傑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一詩由此有感而發。這首詩反映出安史之亂初“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黑暗現實，是對唐朝盛世的最後總結。
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裡，叛軍迅速佔領洛陽，安祿山稱帝，國號“大燕”。同年潼關失守，玄宗匆忙逃亡四川，長安淪陷。杜甫無法再回去，他帶著全家夾雜在難民隊伍中從白水逃到鄜州，才算勉強把妻兒安頓下來。
一得到暫時的平靜，杜甫便開始惦念朝廷，當聽到太子李亨於公元756年在靈武(今寧夏靈武縣）稱帝的消息後，他馬上啟程前往靈武追隨肅宗李亨。
忠誠，是杜甫性格的一大特點。蘇東坡對他的人品就有一句著名的評價，說他“一飯未嘗忘君”。這出自杜甫晚年的一段公案，當他流落到夔州時，吃到一種特別的食物“槐葉冷淘”，即用槐樹葉榨出來的汁，和在面裡做成的一種涼麵，美味至極。杜甫當場寫了一首詩，其中有一句：“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吃到開心處還不忘設身處地想：皇帝在乘涼時，要能嚐到這個味道多好。
不幸的是，忠心可嘉的杜甫途中被叛軍抓住，押回了長安。關押一年後他才得以成功逃脫叛軍大營。杜甫直徑向西去了肅宗當時所在的鳳翔，他的《述懷》一詩中記錄了當時衣衫襤褸的情形：“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這一忠心舉動讓肅宗大為感動，授予他左拾遺一職。
4
當上左拾遺後不久，杜甫就捲入一場政治漩渦之中。起因是肅宗想罷免當時的宰相房琯，箇中原因複雜，但究其根本應該還是代表著老皇帝玄宗與肅宗新舊兩派勢力之間的矛盾。
政治上精明的人都不會趟此渾水。但杜甫房琯本是布衣之交，又一向推崇他是“醇儒”，於是上書說：“罪細，不宜免大臣”。結果肅宗閱後大怒，要將其交付有關部門處理，還是另一宰相張鎬出面勸解，才停止追究。但就此給杜甫放了一個大長假，實際上明確表示了對他的疏遠。
兩年後，玄宗和肅宗兩黨勢力矛盾開始表面化。房琯被逐出京，被認定為他的親信的一群人，也紛紛遭受貶謫。杜甫未能倖免，被貶為華州(今陝西華縣)司功參軍，主管當地文教工作。
華州生活苦悶，杜甫決定回老家洛陽看看，這一去又趕上了戰局的變化。公元759年，統帥郭子儀率領九路節度使前來攻打叛軍，安慶緒和史思明在相州(今河南安陽市北)與唐軍進行了一次惡戰。唐軍大敗於相州、潰散中一些軍士乘機劫掠百姓，剛受過叛軍蹂躪的百姓們又蒙受一遍摧殘。
一路上，生靈塗炭哀鴻遍野的慘景，深深刺激著詩人的心靈。“國家不幸詩家幸”，他著名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兩組詩就寫於這一動盪時期。戰爭給每個家庭帶來的苦痛創傷，在詩中歷歷在目。區別於官方史書的宏觀數據、帝王將相，杜甫通過一個個平民百姓的具體遭遇，微觀呈現出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歷史鉅變。
感懷蒼生，心繫天下，成就千古“詩聖”的美名。杜甫在他所處的時代，詩歌才華未被同代人所理解，他的作品幾乎沒有入選過當時流行的選本;而李白、高適、王維、岑參等當時的著名詩人，也極少給予他高度的評價。恰如杜甫感慨：“百年歌自苦，未有見知音!”直到晚唐，杜甫的“詩史”一名才傳開。
到了兩宋，杜甫的沉鬱頓挫、憂國憂民，更能激起時代的共鳴，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對杜甫推崇備至，終於將其抬到“聖人”的位置……時光流轉，後世抑李揚杜、或是揚李抑杜的風潮，一陣一陣，從無定論。其中投射出的，也許更多是論者自己的心性與品識。老杜不語，只寫下一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閱讀更多 海邊的安琪兒 的文章
